异化论

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揭露和对异化新特点的分析，得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合理的、畸型的、病态的社会的结论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理论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基本性质。

一异化本属哲学范畴，最早将异化概念引入社会政治学说中，作为考察社会政治问题“概念工具”的是卢卡奇。

早在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已通过对物化与商品生产内在联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必然性。

他认为，物化是商品社会固有的现象，它必然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成为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原则，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披上了“物—物”关系的外衣。

因此，商品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化，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异化成了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社会存在范畴”。

卢卡奇还分析了物化在主、客观两方面的表现形式。

从客观方面看，物化表现为：一个充满客体的世界拔地而起，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虽然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仍将它视为与自己力量相对立的异在的隐蔽的力量。

尽管人们能掌握其规律，但却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一客观的过程。

从主观方面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这种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人的活动是按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方式进行的。

总之，卢卡奇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的稳定发展时期，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福利国家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西方学者（如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消除异化现象，反而深化、扩大了异化。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马克思所描述的那几种异化形式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着，而且伴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异化形式；异化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

在列斐伏尔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尤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

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

”[②]另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则干脆宣称，异化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

他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法逃脱“他人目光”的注视而不得不“自我欺骗”，这就是异化的最普遍形式，所以萨特称异化是人类一种无法克服的“本体论形象”。

60年代，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重申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的观点。

他引述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人的存在的双重性的一段话：“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这种双重性，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特性必然使市民及其理论成为资本无限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人的全面异化。

卢卡奇写道：“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性必然导致人同自身的全面异化。

”“资产阶级的纯经济越发展，异化就在资产阶级中不断加深，这是不言而喻的。

实利主义的资产阶级越是强烈地力图在全部生活环节上得到承认，超越市民理想，异化就越深刻。

”[④]根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普遍性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否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一个合理社会的标志，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生活舒适的社会，更主要的应是一个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挥的社会。

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它导致人格的扭曲、人性的丧失，因而是一个畸型的、病态的社会。

他们使用了许多概念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性质，如“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患了社会健忘症的社会”（拉塞尔·雅各比）、“总体异化的社会”（列斐伏尔）、“单面性的社会”、“病态社会”（马尔库塞）等。

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

”[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病态社会。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的、病态的社会，指出了异化与资本主义的必然联系，而且着力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异化所具有的新特点。

第一，当代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心灵的折磨、精神的痛苦。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异化对工人所造成的结果，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如物质生活的贫困、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等），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对人所造成的结果，则主要是心灵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确是一个“富裕社会”，不仅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资本家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社会各阶层的物质需求也能够得到基本满足。

但是，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状况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这种丰裕的物质生活是与巨大的精神痛苦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其一，人们承受着“多余压抑”所带来的额外的紧张和负担。

这种多余的压抑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其二，人与物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人甚至已沦为物（商品）的奴隶。

在当代，由于人们把社会所强加的“虚假需求”当作自己的真正需求，拼命把追求外在的物质享受、占有更多的消费品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样，物与人的关系就被完全颠倒了，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因而感到精神更加痛苦。

其三，人彻底丧失了自我，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伴随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人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自我，成了一具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也必然导致人的巨大的精神痛苦。

这种精神痛苦，比因物质匮乏、异化劳动所导致的肉体痛苦，更加深重，更加强烈。

如果说，肉体的痛苦还有望得到解除的话，那么，这种精神痛苦则已“病入膏肓”，无法解除，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本质特征。

第二，当代异化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主要地是强制的形式（如政治专制、暴力镇压以及饥饿等），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控制形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强制形式已退为次要，异化则成为主要的、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

现在，统治者巧妙地利用、甚至制造各种异化的形式，借助科学技术，对人的心理系统进行操纵和控制。

这种控制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通过社会生产的自动化，使每个人都屈服于技术分工，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像零件一样被结合到社会这部大机器中，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零件”的命运。

二是制造“虚假的需求”，并借助各种广告媒体、社会催眠术等手段，强迫人们去接受，把“社会的需求和政治的需要必须变为个人的本能的需要”[⑥]，而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虚假的需要”并改变了自己的专能结构，人们也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⑦]了。

因此，异化成了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

第三，当代异化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已发展成为一种“总体异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1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所以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也主要局限在劳动生产方面。

而在当代，异化已超出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异化的受害者，也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包括资本家、官僚、经理、职员以至普通居民。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层都饱受异化之苦。

例如，工人仍然是受异化之苦最深重的阶层，他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创造性被完全窒息，在科学管理的幌子下，工人甚至被剥夺了自由思想和活动的权利，工人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被动的零件，一个“机器原子”。

作为工人之对立面的资本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资本家作为人，他是除了金钱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的人”。

经理们的状况又如何呢？弗洛姆断言，“经理的作用也是一种异化”[⑧]，他们是“既无爱也无恨完全无人格”[⑨]的机器零件，“是这一非人格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同雇员进行个人接触的人”[⑩]。

至于行政部门，从行政官吏到普通职员，“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异化程度”。

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了它自己创造出的核武器的囚犯，成了同样是它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①①]。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是马克思生活时代所不具有的，因此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异化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这就为他们“修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出种种异化理论，作了理论的铺垫。

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如此普遍，如此深刻，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科学技术是产生异化的万恶之源。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是异化之源，主要理由是：第一，科学技术的发达，提高了生产劳动中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从而也增强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使工人服从于片面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异化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工人更依附于生产过程，从而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

第二，科学技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人们的物质匮乏消失了，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但与此同时人也失去了反抗的权利，失去了说“不”的理由，成了现存社会制度的驯服工具，导致“没有反对派”的异化政治。

第三，科学技术被利用，并已成为制造“虚假需求”的重要工具。

异化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而实现其对人的本能和需要的操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