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哪里

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教材上是这样回答的：

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以上这一些是引用教材上的资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在哪里进行的回答。但真的只是新在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吗？

不，作为当时同为无产阶级的陈独秀，对于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而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这就是革命的领导权的区别吗？

不是。

两者的本质区别应该是在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以及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上。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比较系统的思想，主要反映在1923年他写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的社会各阶级》两本小册子中。当时，中共仅成立两年多时间。人们对中国革命的

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错误和不成熟之处，但终归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初步联系中国特殊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革命问题的分析和探索，也是中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认识的较早见解。因此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

（一）、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

（1）、对资产阶级力量与作用的夸大，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2）、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3）、指出革命资产阶级拥有政权，并不等于承认民主革命的结果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

而陈独秀产生“二次革命论”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对马列主义教条式的理解

（二）对特殊中国国情的茫然

（三）、幼年时期中共党内的普遍认识

（四）、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错误指导

（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毛泽东的“两步走”的关系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第一次规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依次进行。应该说，在两个革命如何衔接，特别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及领导阶级方面，这一理论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与缺陷。但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二次革命论”是毛泽东两步走思想的基础，其在中国革命理论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因此说，正确认识“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史学界有待重新认识并加以深化的问题。

（1）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依次进行。中国革命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先民主革命和后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最早见诸于在中共“二大”宣言中，“民主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这一理论实际上勾画出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革命的阶段问题也有如下论述：“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

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很明显，在中国革命所必需的历史阶段问题上，“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思想存在着共同点。二者的重大区别是在第一个革命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的无产阶级是否当革命的领导者，是否使民主革命呈现出“新式”的和“特殊”的性质。在这方面，毛泽东两步走的思想无疑具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但是，由于二者的形成时间相距十几年，并且中共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在“二次革命论”提出之后，因此，“二次革命论”在中国革命阶段问题上的理论探索意义和开拓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

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的认定，在当时具有诸多指导意义。它一方面非常明确地规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不能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活动，进而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现阶段的革命作用（按照“一大”纲领，资产阶级无革命性可言）并与之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另一方面也提醒全党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这一理论的指出，是中共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开端，也是中共在现时革命性质认识方面的第一次正确而及时的转变。其中陈独秀功绩不可忽视。

（2）两个革命阶段之间的关系。一个革命理论的形成，需要一定时间与空间的革命实践做基础。后者不断地发现并提出问题，推动前者的不断丰富与发展。限于当时的革命实践，陈独秀着力论述的是现时的民主革命（或称国民革命），没有深入研究和论述第二个革命阶段，只是对它进行了粗略的推论。这是因为后一个革命不仅远未涉及，甚至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前（1924年）也没能引起注意。他关于民主革命前途的推论恰恰是“二次革命论”最具争议并遭到非议的焦点之一。在陈独秀看来，民主革命后，一种可能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另一种（或更大的）可能则是无产阶级也有相应的部分政权；中国很难有一个（旧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革命会像1917年俄国革命一样，经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转变为十月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并存两个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前者随即被后者推翻，此即所谓“第二步

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可见，“二次革命论”在两个革命关系上的认识，基本是俄国1917年的革命模式。

无疑，陈独秀并没有揭示出两个革命之间的正确关系。“二次革命论”在两个革命之间衔接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缺陷。相对于两步走思想，陈独秀没有认定民主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前途，也没有认清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但是以此推论陈独秀认定了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前途，在两个革命中间“横隔着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这显然也是不准确的。相对于后来的两步走思想，与其说“二次革命论”在这方面有错误，不如说是认识粗浅。这一点连陈独秀自己也清楚。正是由于意识到对下一个革命何时到来、如何到来无法看清，他也时而采取暂时回避的态度：“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必须看到，“二次革命论”在这方面的不足，有其不可避免性。在中国革命实践刚刚开始，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理解与消化还相当有限之时，要求陈独秀得出到位的正确结论，这是很不现实的。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如果把陈独秀比做马克思，那么毛泽东就可比做列宁。列宁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论”，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毛泽东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直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全国政权（除台湾省外）。

但是，实践似乎证明列宁和毛都太激进了些。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宣布退回“初级阶段”的事实，又好象说明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人为地改变。虽然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仍不失为伟大的人民革命，就象巴黎公社一样——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社会终究是进步了；列宁和毛仍不失为伟大的哲学家和革命家。

总体来说，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及党内的思想的积累结晶。在对中国革命道路上，共产党如何发展夺取政权的问题见，表现在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以及对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上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