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性别翻译

①文中未标注的张伯伦观点均出于书目中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条。

性别与隐喻：洛丽・张伯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

余

演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的渗透给传统翻译理论和实践观念翻译理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洛丽・张伯伦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先锋人物之一，本文试图在介绍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基础之上，针对性别与隐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内涵、意义及局限性。希望能为女性主义译论研究提供资料并助于商榷。

关键词：

女性主义；性别；翻译；隐喻中图分类号：Ｉ０６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６）０３－０１２２－０２

一、性别与翻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性别（ｇｅｎｄｅｒ）的概念开始复杂化，并作为一个重要分析范畴依次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及语言和文学领域。而翻译的介入使整个局面更加复杂。

翻译与性别长久以来都有不解之缘。妇女在社会中总是处于从属的、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这与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历史境遇十分相似。因此在消解一切权威和规范的后现代主义风潮里，翻译和妇女的地位问题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

—她们致力于找出并批评那些将翻译与妇女置于文学阶梯底部的种种纠缠不清的概念。张伯伦（

Ｌｏｒｉ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的文章“翻译中的性别与隐喻”就是其中具有旗帜性意义的一篇力作。

二、性别与隐喻

很早翻译就被作为一种描述妇女活动的隐喻了。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在进入公共领域时总是必须翻译她们自己，即把她们自己的语言、经历和感受翻译成父权的语码。张伯伦对几个世纪以来用妇女境遇来描述翻译的隐喻做了详尽梳理和深入剖析，解释了翻译关系通常是如何通过性别歧视及两性权力关系表达出来的。①

１．性别隐喻。张伯伦批判了从语言、文化、社会各角度来阐释翻译的一系列隐喻。她从这些互相重叠矛盾、混乱不清的隐喻中提炼出其核心概念，揭示了其中隐性的性别歧视。她对不公正的两性权力关系的揭露质疑并挑战了男性中心和二元对立观念。

“不忠的美人”是法国翻译家吉尔・梅纳日的名喻。张伯伦分析了其中隐含的一个“忠实契约”：对妇女而言，她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丈夫；对翻译而言，译作必须忠于原作。这反映了在婚姻和翻译活动中不公正的“双重标准”：不忠的妻

子和译作会公开受到谴责和审判，而丈夫和原作则永远不会承担这种罪名。这种观点无疑沿袭了父权系统的规则，即父系血统是使后代身份合法化的唯一权威。

张伯伦发现规范翻译忠实性的其实是对父权的争夺。因为如果一个译者想要保证译作的原创性，他必须取作者而代之。张伯伦批评了罗斯哥蒙（Ｒｏｓｃｏｍｍｏｎ）的隐喻。他将翻译描述为家庭中的一种“无声的罢黜”。译者以朋友身份进入作者和文本的家庭，最后取代作者的地位。这里作者和译者都被比作男性，文本被比作贞洁（ｃｈａｓｔｉｔｙ）需要被保护的女性。张伯伦指出“贞洁教育”只是针对女性而言。而文本———女性被置于被教导、被引诱和被操纵的位置。

廖七一曾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贞洁”概念对女性的歧视：一般社会对强暴和通奸的惩罚是建立在“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信条之上的。显然，保护女性／文本的纯洁实际上是在保护男性／作者的财产权。这种将女性物化的观念体现了强烈的性别歧视。

不仅是文本，语言也被喻为女性———“母语”。张伯伦认为译者与“母语”的关系仍然与忠实和贞洁有关，其基本问题仍是该如何使性关系／著作权关系及其后代／译作合法化。

施莱尔马赫在讨论翻译的异化问题时曾提出，译者作为父亲，应对母语（母亲）忠实，以生下合法的后代，否则会产生与异语杂糅的“私生子”。他认为任何对母语的破坏都是非自然、非道德的不忠行为。这似乎是在为女性／翻译声张，但张伯伦敏锐地发现，施的焦点在于要保证译作／后代血统的纯正。他关注的仍是只能由父亲身份肯定的“合法化”制度。

张伯伦认为，对权力的争夺不仅发生在家庭领域，翻译还被看作文学的殖民化，成为一种语言的合作策略或是一

种征服形式。翻译贺拉斯作品的德兰特（ＴｈｏｍａｓＤｒａｎｔ）的隐喻体现了殖民政治与性别政治的重合。通过“剃发”、“剪指甲”、“除去他身上所有的虚荣与奢侈”，他将贺拉斯变成遵从基督徒道德的妻子，认为这正是圣经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对待女俘的方式。其描述翻译时隐含的性暴力可见一斑。

加夫隆斯基（ＳｅｒｇｅＧａｖｒｏｎｓｋｙ）认为是一种俄底浦斯结构造成了译者的选择：作者代表父亲、创造者，文本代表情欲的对象，译者自认为儿子，视父亲为对手。这个俄底浦斯三角反映了译者的两面：一面是出于对禁止乱伦的尊重而不肆意对文本乱来；一面是杀死作者这个父亲象征。加根据这两面将所有翻译隐喻分为两个阵营：虔信模式和食人模式。前者基于西方骑士精神和基督教传统，译者如同效忠纯洁少女的骑士或基督徒，必须保护原作，忠实于作者。后者则源于俄底浦斯结构中的情欲，主张译者要“吞噬”文本，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由于食人模式主要基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模式，张伯伦又考察了斯坦纳的性别隐喻。斯坦纳在其翻译四过程中将译者侵入文本的过程比作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过程，而认为补偿过程是译者为了弥补“侵入”过程所造成的不平衡的行为。张伯伦认为这是源于列维的《人类学结构》中的思想——

—认为社会结构平衡是通过话语交换（翻译）、妇女交换和物质交换达成的，对女性的歧视显而易见。而在“完全阅读模式”中，斯坦纳使用了大量的男性生理词语来描述性行为与交际之间的关系。他显然只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待交际，与俄底浦斯结构一样，也忽视了女性的贡献和参与，固守轻视和歪曲女性的话语。

２．隐喻之外。翻译和女性两种文化结构在权力差异上的相似性是性别隐喻产生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隐喻都隐含了作者和译者，原作与译作，原语与译语之间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张伯伦指出它们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三大问题：（１）根据性别划分的权力关系；（２）将语言或语言使用与道德等同；（３）对原初性和统一性的追寻及随之对二元对立的宽容。

在集中分析翻译与写作的关系时，张伯伦指出，不论是说翻译像写作还是说写作如翻译，都反映了性别歧视。前者试图掩盖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真实的边缘化地位，仍是强调父权中心、原初性；后者意在强调两者的再创性。她举了艾格里顿（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的观点。艾格里顿认为诗歌创作是在前人的诗歌和诗学传统的阴影下进行并意图超越的活动，文本并非独立产生的。张伯伦批评他将写作与翻译等同起来是基于两者都是与一个强大的父权的前驱者斗争，其实也同样陷入了俄底浦斯的性别歧视结构。

之后张伯伦在后文中推介了一些质疑和颠覆权威中心和原初性神话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互文性理论，女性主义学派，和解构主义理论。互文性理论一方面认为所有文本都有互文关系，消解了“原文”的概念；另一方面认为文本是历史的产物，只是借作家之口说出，从而瓦解了作者的权威。女性主义学派则致力于由男性话语权统治的写作理论和女性作家的写作现实之间的冲突，检视并批判性别在写作观念中的角色。解构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延异”（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的概念颠覆了形成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差异”概念。二元对立思想在社会中表现为菲逻各中心主义（Ｐｈａｌｌｏ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ｓｍ），即父权中心和终极存在论。德里达阐明了反复出现的对立关系是如何源于性别概念的，并颠覆了“原文本”的权威和优势，在写作与翻译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互为债主的新契约。

三、评价与小结

文本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体现了存在于更大的历史语境中的权力结构，张伯伦的分析表明了译者的角色是如何同社会价值观融为一体，社会等级地位又是如何在文学领域中反映出来的。她的观点典型反映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本质——

—坚持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并通过翻译建构女性独特的身份诗学。

首先是消解“中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意图瓦解“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模式。张伯伦对性别隐喻体现的“中心”——

—男性在赋予合法性时的权力作了尖锐的揭露与批判。其次是打破二元对立，提倡原作与译作的共生关系（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在男女这一基本对立中，男性总是处于主动的、光明的、正面的优越地位，女性则与所有被动的、黑暗的、负面的事物相联系。这是男权对女性在意识上压制的最核心源头之一。张伯伦不仅揭示了性别隐喻中的二元对立，而且提倡作者与译者的“合作”。

正如雪莉・西蒙所言，女性主义思想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养分一点也不奇怪，女性主义译论以新的视角探索翻译过程，定义译者的身份与地位，并对翻译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新的阐释，为翻译和文化理论及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不过也要注意，女性主义译论并非源于文本内部翻译问题的讨论，而是源于一种文化研究对翻译现象的关注。其理论其实是一种文化策略或政治实践。最终目的是通过译文的生产，在知识的传播、转移中建构女性主体的身份诗学。

参考文献：

［１］耿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Ｊ］．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

［２］贺显斌．翻译话语中的性别歧视问题浅探［Ｊ］．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３，（１０）．

［３］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２）．

责任编辑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