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创作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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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富有强烈文学色彩的伟大史学作品。鲁迅先生评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准确到位《史记》开创体例，卷峡浩繁，上起黄帝，下至武帝年间，纵论两千多年的历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言。2000多年前，司马迁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工怅《史记》创作的材料大多来源于西汉官方所藏、交游所得、私藏与家学及游历所得。而他的游历无疑对于《史记》的成书具有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他将文字记录以外者按性质分为三种: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机《史记》详近略远，或也是因为材料的匿乏所致。司马迁每每感叹:殷以前尚臭《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褂“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三代世表》)，“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货殖列传》)，“神农以前，尚臭’(《历书》)。

因此“文字记录以外者”的途径—亲身追寻历史遗迹，记录有关传闻，查访古之遗物—就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司马迁的游历，广义上可分成内和外两部分。所谓内，所指大概为汉代长安城及其附近区域(京兆、左冯诩、右扶风);所谓外，则是此区域之外。大约在武帝建元五年，十岁的司马迁“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由此，太史公开始了他京裴附近的游历。汉代长安，为周秦旧地，历史遗存丰富。《周本纪》:“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拔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廖。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玉”《集解》引《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社中叶。”大体位置在今咸阳市区以北的原上。再如汉代长安城东边的霸上《高祖本纪》: 及赵高己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乘胜，遂破之。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刘邦由武关进军霸上，子婴投降，秦代灭亡。由此就可以看出霸上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后，刘邦东征英布，周亚夫东击吴楚，桓温北伐，均经过霸上之地。其位置“应在溺水东岸(右岸)的溺桥东端’，[3]。在汉代，溺桥是横绝于溺水之上的唯一桥梁，从长安城东出，过溺桥至霸上，则又分出长安去往关东的三条主要道路，即

函谷道、武关道和蒲关道。太史公京裴之外的游历，根据《史记》所见，分为以下三种: 司马迁的游踪，遍布西汉王朝的疆域所在。下文以上文所列三条游历路线为线索，撮要稍作分析。

(一)漫游

司马迁漫游各地，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下面以其漫游薛地对塑造孟尝君形象产生的影响为例试以说明。战国四公子养士成风，所养之士达三千之多。但他们招致宾客的方法并不一致《史记》对此有清楚展现: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厂’(《信陵君列传》);春申君身为楚相，又因“游学博闻’(《春申君列传》)而致客;平原君乃“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厂(《平原君虞卿列传》)。可以看出，此三人致士的原因，除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外，各自依靠的分别是“仁’学‘贤’。而孟尝君却不是如此《孟尝君列传》云: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其吸引士人的手段，乃是“舍业厚遇”，即优厚的物质待遇。这样，投奔到其门下的，大多是趋利之徒，形

成事实上的趋恶避贤。在孟尝君未立于薛之前，曾劝其父田婴曰: 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 “为‘孙之孙为何?”曰:“为玄‘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毅而士不得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

虽亦有修文的主观动机，但此种动机大抵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而非真正的道德修养。换言之，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就不顾其时代对秦国的不朽功勋，而下“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的结论，未免太过武断。修长城，筑直道，击匈奴，既不是蒙恬之提议，更非蒙恬之本愿，他仅仅是个武将，执行政令是他的本职所在。如果一定要追究不谏之罪，首指应该是以李斯为首的朝中文臣，这笔账不算在李斯身上，而强加在蒙氏身上，未免太过牵强。以司马迁之巨眼，对此不该不明。

由此看来，太史公将蒙恬和赵高放在一起，一忠一奸对比，凸显的是蒙恬忠信一面，鞭挞的是赵高之流奸诈误国的一方。由此，司马迁对蒙氏所言“其兄弟遇“固轻百姓力”，其真正的指向是否为秦始皇?秦国享

柞短暂，始皇病死，扶苏服毒自杀，胡亥被赵高逼杀，子婴为项羽所杀。此为“兄弟遇诛”;固轻民力者，秦始皇严刑苛法，修骊山，起阿房，击匈奴，通直道，筑长城，求神访仙。伟则伟矣，但却耗尽国力，逼民而反。总

体看起来，司马迁从九原一路南下，所观直道、长城之遗迹，引发了他的思考。而思考的结果，从文中所看，乃是太史公对蒙氏下了如上的评语。但此段评语殊为不合情理，以太史公之睿智不该不明了此番事理。想必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如此直白地指出来(武帝虽功伟，但亦有类似轻民力之举)，只能用这种“嫁祸于人”的笔法隐约透露了。这样说来，司马迁的这趟经历，确实弥足珍贵。

(二)宦游

此类出游对《史记》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目中。综上，司马迁的游历对于《史记》的重要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就材料的来源来说，直接弥补了史载的缺失。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家学继承之外，又在当时的文化中心担任重要的文化官员，“再加以好游历的习性，亲眼见过许多历史遗迹，民情风俗，于是‘网络

天下放失之旧闻’，写成了一部空前的著们一《史记》。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司马迁通过他境内和境外的游历，通过对现存之实迹的考察、传述之口碑的记录及遗下之古物的探寻等方式，搜集了大量一手材料，极大地弥补了书面材料的不足，为后来其从事《史记》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

其二，就间接的作用看，游历所得材料的使用，增强了《史记》的文学色彩。司马迁通过亲身实地的考察，掌握了大量有关人物的材料，不仅使所叙之事也富于曲折性与传奇性，且深入地探究了人物J险格的发展形成过程，使《史记》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充满质感，增加了人物塑造的深度，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亦成了人物性格塑造中的关键材料(如《孟尝君列传》)。这些无疑成就了《史记》“无韵之离骚”的一面。

其三，就其人生态度而言，司马迁百折不挠、忍辱发愤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亦与其游历有关。司马迁的游历，尤其是二十岁漫游江、淮、齐、鲁、梁、楚之间，应该是充满艰辛的。《太史公自序》中自言“启困番队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而不语是何种“启困”多年后的韩愈在被贬潮州的途中写《左迁至蓝关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