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悲剧精神差异评析

姚俊平（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文学系，广东广州 510320）摘要：悲剧精神是悲剧的灵魂和生命。

中西古典悲剧精神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西方古典悲剧精神侧重形式上的反思，中国古典悲剧精神重在形而下的反思；西方古典悲剧精神的主导价值取向是人性的伸张，中国古典悲剧精神的主导价值取向是伦理诉求；崇高美为西方古典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中和之美为中国古典悲剧精神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中西方；古典悲剧；悲剧精神中图分类号：I0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8-0160-03悲剧是把美的、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是痛苦和辛酸的艺术。

悲剧又不是单纯展示价值的破碎，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悲剧人物如何与不幸的命运进行抗争，呈现出人在逆境面前的不屈意志和精神，而正是这种意志和精神体现了人的崇高价值和精神力量，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高贵。

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这种反抗反映了人类自我保存和自我超越的本能，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悲剧精神其实是一种拼搏精神和牺牲精神，就是悲剧人物为了实现某种理想的价值目标而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勇于牺牲的精神。

一个民族是否在文化上体现一种成熟，与这一民族是否有着深刻而理性的悲剧精神密切相关。

审视中西方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西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差异，从而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一、反思视角：形而上与形而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悲剧无疑是人类对自身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灾难的一种审美反思，它既是人类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更反映了人类对美好价值的执着追求。

因各个民族在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上存在较大差异，中西方古典悲剧所呈现的那种反思视角是大不相同的。

西方古典悲剧，其反思一般是形而上的，而中国古典悲剧的反思是世俗的，具有形而下的特点。

古希腊悲剧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或传说，一般具有深远的历史、宗教和人文背景，探讨形而上的问题，把探索的触角指向伦理观的终端，考查生活的意义，把人的生存看作是对智能和意志的考验和挑战。

古希腊悲剧又称命运悲剧，认为命运的性质是邪恶的，命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根源是不可解释的，尽管在悲剧作品中主人公为反抗命运而努力抗争，但最终还是逃不过命运的摆布。

需要注意的是，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命运和自然因果性意义上的命运是截然有别的，如果说自然命运是客观的、确定不移的，且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那么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命运则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这种选择，命运对于人而言就不可能发生。

换言之，人类的命运恰恰是他们为自我选择行为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在《俄底普斯王》中，俄底普斯为了避免应验神谕关于他杀父娶母的命运而选择了“出走”，这样的选择纯粹是出于某种价值选择而对相应责任的主动担当。

而对自然必然性命运的抗拒和挑战，是对宿命论的叛逆和反讽，显示的是人在困境中的搏斗和抗争，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肯定和礼赞。

莎士比亚的悲剧以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而著称。

莎士比亚的悲剧里也蕴含着一种未知的力量，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控制着人物的意志和言行。

我国古代悲剧的现世性或世俗性特征十分明显，关照的是人间烟火，对生命的终极问题则鲜有兴趣。

形而上的问题通常都是充满争议而没有确定的结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古典悲剧的冲突主要停留在现实伦理层面，正如有论者所言，中国古典悲剧无非是道德评判的冲突，即擅长通过确定的是非观和伦理观对悲剧中人物进行善恶、美丑乃至忠奸、正邪的道德评判，从而达到惩恶扬善、贬丑扬美、教化人心的目的。

《窦娥冤》中的窦娥只是用精神来战胜肉体，用自己的死亡唤起他人的生命意识，用自身肉体的毁灭来震撼社会冰冷的心灵，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置于中国传统伦理的谱系中，成为传统伦理的化身和符号。

中国古典悲剧不追求高层次上的精神满足，而是聚焦于就事论事、日用伦常等低层次的生活需要，更不必说对社会总体秩序的正当性进行考问和反思，这些都可以从中国悲剧人物性格脸谱化、伦理化、单一化的特征中找到答案。

以小人物为主体的中国古典悲剧，戏剧冲突的性质与力度，一般来说凄惨而不激烈，主要是没有抗争的实力和可能，他们重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智斗”。

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集权制历史的国家，面对强大无比的对立面，人们的抗争只能从他们可能的实际出发。

对多数百姓来说，抗争是为了生存。

如果因抗争而导致毁灭，或无论怎么抗争也是毁灭，那抗争的意义就很渺小了，因为他们最讲实际”。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是最重实际的民族，他们不大习惯思考抽象的问题，凡是与柴米油盐等现实生活关系不大的事情，很难对他们产生吸引力。

二、价值取向：人性伸张与伦理诉求西方古典悲剧的形而上反思特点决定了西方悲剧精神之抗争精神是非现实的。

人永远要追求超越，掌握世界和自身的命运，这在宇宙系统中完全是不自量力、不可能的，这种斗争是不现实的，本身就具有悲剧性。

因此，只有反抗才有自由，只有抗争才能显示人的价值和尊严。

反观中国古典悲剧，它们的重心在于通过悲剧人物的无助和弱小来博取观众的同情和怜悯，而不是在悲剧人物的性格和独立意志的塑造上下功夫，从而导致在悲剧精神上以及价值取向上与西方古典悲剧迥然有别。

在西方古典悲剧中，悲剧主人公在面对不幸遭遇和命运时，总是顽强地坚持个性，吁求自我，奋力挣扎和抗争，无论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还是社会悲剧，都是如此。

如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普罗米修斯对天神的不敬。

在他们眼里，安于现状则意味着平庸，他们不吝用最剧烈最疯狂的行动不懈追求。

用生命存在来证明抗争的价值和意义的人物在西方悲剧中举目皆是，如《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美狄亚》中的美狄亚、《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等。

悲剧的本质在于关注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人类的命运。

如前所述，西方古典悲剧人的“命运”是人与自然、社会的直接冲突，而中国古典悲剧人的“命运”则是个人适应社会过程中的间接冲突，其取向与表现差别很大。

中国伦理社会的构成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典悲剧无不打上了十分醒目的伦理烙印，强调的是个人融于社会。

西方古典悲剧意在展示悲剧人物独特的个性、原始的情欲乃至片面的人格；而中国古典悲剧则突显悲剧人物的坚忍的道德和完美的人格。

对于现实冲突的解决，中国古典悲剧主要诉诸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等文化和政治力量，而非某种预定抽象理念或精神的自我发展和完善。

大团圆在中国古典悲剧中从来都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是苦与乐的和解和善良道德的胜利，与西方悲剧中抽象理念没有任何关系。

悲剧精神的实质在于对命定的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悲剧精神必然将矛头指向世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即道德伦常。

而中国古典悲剧往往又贯穿着道德教化的功能，“结果，要否定、要反抗的，竟又成了被赞美、被弘扬的，构成了一个是即非、非即是的矛盾局面。

这于‘宁肯全无目的，胜于有一个道德目的！’的悲剧精神自然是背驰的”。

三、审美特征：崇高美与中和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造就了中西方风格迥异的两大古典悲剧体系。

西方古典悲剧都有对崇高目标的追求，而中国古典悲剧却呈现出悲喜交集的中和之美。

崇高是悲剧的符号。

崇高感来自于悲剧主人面对强大的历史必然性境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和强大的人性力量，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神圣感、庄严感，是一种集愤慨、同情、兴奋、敬佩与一身的审美体验。

“悲剧的真正审美价值不只是在让人体验到人生的苦难、生命的艰难，更在于让人们意识到真善的力量，生命的永恒，这才是悲剧作为一种崇高美的真正本质。

”西方古典悲剧侧重于对力量的赞美，特别是男性阳刚之美。

正是悲剧主人公非凡的激情和钢铁般意志，才能彰显抗击命运生命力量的强大，才给人以鲜明的崇高感。

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甘愿受罚，始终坚贞不屈。

美狄亚既是爱情女神，忠贞不渝让人艳羡，同时又是疯狂的复仇女神，心狠手辣令人发指。

奥赛罗和麦克白，都兼具英雄和野心家的双重性格，他们每一种性格和品质都呈现出难以置信的偏执，足以形成摧毁一切的力量。

西方古典悲剧正是在现实的沉沦和低落中展示这一冲破一切牢笼的力量，从而褒扬了悲剧精神中不屈不挠的抗争主旨。

当然，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人的命运不过是外在世界在人身上的折射，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时时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侵蚀和解构，所以悲剧人物的反抗也是针对形而上的命运，无论是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还是奥赛罗和美狄亚，所谓的个人复归，到头来不过是现实肉体生命陨落后自我精神的升华。

我国古典悲剧并不完全排斥崇高，一般说来，我国古典悲剧并不把崇高视为悲剧美的极致，而是格外重视“令人酸鼻”的悲怆成分，追求的是情感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处在优美与崇高两极的“中间状态”的美，“既不是优美，也不是崇高，却又包含优美和崇高两极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适度的中和，这就是孔子说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是典型的中国式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客相分的世界观有着根本区别。

对大团圆的偏好，既可以使悲剧中的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不至于过于强烈，令人不堪忍受，也使得悲剧中怨艾和悲怆的情调夹杂着一丝温情，寄托虽显苦涩，但能给人以生活的希望，从而达到适度中和的艺术效果，给观众带来美的体验。

如窦娥终于平冤昭雪，赵氏孤儿最后得以复仇锄奸，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中国古典悲剧一向先悲后喜，先抑后扬，哀而不伤，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中和之美。

这种“团圆之趣”，一方面使悲剧人物所处逆境和顺境得以中和，使观众情感上的悲伤和喜乐实现中和，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向来弃恶从善、止于至善、豁达开朗、乐观自信的民族性格，表达了身处苦难中的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这正是中华名族历经千难万苦而始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深层的精神动力。

可见，中国古典悲剧精神一贯秉承以情动人的道德教化使命，始终怀抱着实现社会温馨和谐的道德理想，也一直坚守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悲伤哀怨非恐惧怜悯，始终是中国古典悲剧精神审美风格的主旋律和标签。

总之，西方古典悲剧展示的是个人如何同不幸命运进行不屈抗争的故事，主题是强者的毁灭；中国古典悲剧描述的是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如何隐忍和幻想的过程，主题是弱者的毁灭和再生。

就其思想的社会渊源来讲，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个体本位，强调向外扩张和自我奋斗，悲剧人物无不具有很强的个性，敢于根据自己的判断与不利环境毫不妥协地斗争，把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即使肉体毁灭也在所不惜。

而中国自古却是一个群体本位的社会，重社会轻个人，强调内向调和和坚忍有序，悲剧主人公在强大的社会力量支配下只能牺牲人格独立和个人追求，逆来顺受，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悲剧英雄都是承担者，只有自主自决，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才可能具有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