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葛兆光》篇一读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就像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之旅，只不过这旅程可不像旅游观光那么轻松惬意，倒像是在荆棘丛中摸索前行，时而被扎得“龇牙咧嘴”，但又欲罢不能。
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就直犯嘀咕，思想史？那得多枯燥啊，估计就像老学究在那儿絮絮叨叨地念着天书。
可没想到，葛兆光先生就像一个神奇的导游，一下子把我拉进了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思想世界。
我记得书中讲到先秦诸子百家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舞台。
儒家就像一个端庄的长者，穿着长袍马褂，一本正经地跟你说什么“仁、义、礼、智、信”，就像家里那爱唠叨的长辈，老是告诉你这个不能做，那个要做好。
道家呢，则像是个洒脱的隐士，穿着破布衣裳，住在深山老林里，嘴里念叨着“道可道，非常道”，感觉就像那种很酷的街头艺术家，行事全凭心情，对世俗的东西不屑一顾。
墨家就像是一群热血青年，高喊着“兼爱”“非攻”，就像现在那些充满正义感的志愿者，到处奔走，想要拯救世界。
这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要是这些学派的人都在一个群里，那不得天天吵翻天啊？但是呢，越往后读，我就越觉得有点“懵圈”了。
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一下子就像被皇帝老儿捧成了超级明星。
这时候的儒家就像是被包装过度的网红，虽然还是那个儒家，但总感觉有点变味了。
我就有点搞不懂了，这到底是儒家的幸运呢，还是悲哀呢？也许都有吧。
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能广泛传播，可又失去了那种百家争鸣时的活力。
再到后来，佛教传入中国。
这就像一场外来文化的“入侵”，刚开始的时候，本土文化就像被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可是慢慢地，佛教就像一颗种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还和本土的思想文化融合起来。
这就好比一个外来的小孩，在新的家庭里逐渐适应，还和家里的孩子打成一片，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文化。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反思自己。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思想就像潮水一样涌来。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总结概括
中国思想史葛兆光总结概括中国思想史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从古代至今的数千年历史。
葛兆光教授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并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此，我们将对葛兆光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总结进行概括，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从人类离开非人类动物的状态开始，并通过古代先秦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以及佛教、道教、唯识宗等各个重要流派的发展演变，全面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首先，葛兆光分析了古代先秦思想的演变。
他认为，古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与认识是古代思想发展的基础。
孔子提出的“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
而道家思想强调追求自然与宇宙的无为而治，主张顺应自然的本性。
法家思想则注重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通过法律的严格执行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其次，葛兆光讲解了佛教、道教以及唯识宗等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融合。
佛教的到来对中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调超越轮回，追求解脱和智慧。
道教则主张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
唯识宗关注心识境界的提升，力求解脱执着与纷争。
最后，葛兆光回顾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
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挑战，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不同的思潮和流派相互碰撞、融合，丰富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
从推翻儒家传统到倡导实用主义，从儒家再传统到儒学复兴，中国思想在演进的过程中保持了其独特的韧性和生命力。
总的来说，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中国思想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概括。
他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先秦思想的发展，关注了佛教、道教及唯识宗等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融合，最终回顾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
通过这样的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
葛兆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思想史的框架，并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文化课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读葛兆光之《中国思想史》有感
读葛兆光之《中国思想史》有感作者：张凯张哲汇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01期读了《中国思想史》，我深感古时候王朝的更替不仅需要强大的武力更加需要的是对民心的征服。
但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探讨点，那就是王朝的更替正义与否，那么正义这个极具道德标签的词是否能跟冰冷残酷的王朝更替搭得上关系呢？说实话，这两者间的关系用具物代入的方法很容易判别，二者并无实际联系，甚至硬要把二者扯上关系的话甚至是有些荒谬的。
因为本身王朝更替就是一个纯粹的利益角逐，那又谈何正义呢？难道前朝的坐天下就是理所当然，就是正义的？那岂不是说前前朝的更正义？那这个时候似乎就出现一个悖论了，那就是永远是“非正义”似乎永远会战胜“正义”，由此可见用正义作为标杆去衡量王朝更替其实是非常荒谬的。
但现实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各种形态皆有，并没有规定负面的事物是不容于世的，因为这负面与否不也是人类赋予它的定义吗？而人类本身都只是万物之一，又怎么能够去定论一件事物存在的价值呢？”，而这为了我们眼中的谬论赋予了存在的可能性，而在王朝更替阶段的正义定论的存在又是其存在的实证，所以此时再去对其荒谬与否定性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该种评价完全不影响其客观存在。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王朝初立时总是会存在一些民怨或者反对的声音的，这其中就不乏有因为对该王朝更替的非正义认定的原因存在。
为什么会有这种定性式的评论出现呢？以我一个法学生的视角来分析：江山未定时本是无主物，只有当某人将其置于自身可控领域时构成类同于民事领域的“先占i”时，其自然也也被推定为“物主”了，这种因先占而被推定为主人的传统已经传习了几千年了，一个已被先占的“物”被人明目张胆地“抢劫”，这就是不正义的来源了，所以当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取代的时候，总会被冠以乱臣贼子的罪名。
在中国古时的封建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ii根深蒂固，而在明朝之前，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其他六大洲的存在，所以几乎可以这样说，在秦朝大一统之至明朝这段期间，皇帝基本认为其登基即意味着全世界的拥有，而这简直是一个人生不可逾越的巅峰，所以其所携带的诱惑也是无比巨大的，诱惑导致的群雄并起意味着没有强大的武力是没有资格来逐鹿天下的。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
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篇一：《中国思想史》读书笔记】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和外来文明的融合及碰撞——读中国思想史有感在葛兆光老先生所著的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上卷主要阐述了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形成与逐步构建，其中主要从礼和秩序的构建来叙述君主如何确立自己权威的统治地位，以及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垄断和控制人们的思想。
知识文化在经历了百家争鸣的繁盛时代随着国家一统的趋势而逐渐融合归一。
最终，儒家通过不断吸收各种知识，完善自身体系使得自身的知识话语能够符合国家统治的需要，确立了自己国学的身份。
而四世纪初，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信仰世界，对中国自有的道教形成了一定冲击。
在下卷中，从隋代开始，由于国家专制主义集权的逐渐强化，对知识思想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统一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形成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而知识在统一束缚下缺乏批判力趋于平庸，且旧的知识系统伦理道德很难解释和运用于一些实际问题，人们开始对以往的知识文化质疑不断。
到了宋代，面临内忧外患，国家统治不断遭到质疑，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变得棘手，进而对思想秩序的构建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
到了唐朝随着外来文明的不断涌进，世人传统的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同文明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对抗。
（一）佛教征服中国？大概在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一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只是类似于道教的一种宗教，佛教的故事、仪式以及观念主要是通过一些很世俗的方式在下层人民当中渗透，其之所以能够在民众中迅速流传是因为他们信仰背后隐含的对现实生活、自身命运、家庭前程的关心，促使他们通过遵循佛教的道德与伦理规范来为自己和家人甚至是国家祈福。
到了四世纪初，佛教开始进入上层社会，虽然看上去是佛教征服中国，但实际上是由于佛教教义理论的传播使得老庄思想中某些精神凸显，而经过提炼的老庄玄学初步具备了一种形而上的哲理系统，它的内容最接近佛教所以成了最初理解佛教的语境。
人们借助老庄对佛教进行解释，使佛教在不断翻译解释中加入了中国的玄思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征服了佛教。
读《中国思想史》有感
读《中国思想史》有感黄来慧初读葛兆光老先生所着的《中国思想史》这本着作，自己从内心觉得：要想深刻领会这本着作的思想，真的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去慢慢品读。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一些启发从我的脑中油然而生。
对于《中国思想史》这部书而言，主要分为两卷：上卷主要阐述了从上古时代开始，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形成与逐步构建，其中主要从礼和秩序的构建来叙述君主如何确立自己权威的统治地位，以及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垄断和控制人们的思想。
知识文化在经历了百家争鸣的繁盛时代随着国家一统的趋势而逐渐融合归一。
最终，儒家通过不断吸收各种知识，完善自身体系使得自身的知识话语能够符合国家统治的需要，确立了自己国学的身份。
而四世纪初，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不一样的信仰世界，对中国自有的道教形成了一定冲击。
在下卷中，从隋代开始，由于国家专制主义集权的逐渐强化，对知识思想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统一的国家往往倾向于形成统一的思想与文化，而知识在统一束缚下缺乏批判力趋于平庸，且旧的知识系统伦理道德很难解释和运用于一些实际问题，人们开始对以往的知识文化质疑不断。
到了宋代，面临内忧外患，国家统治不断遭到质疑，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变得棘手，进而对思想秩序的构建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
到了唐朝随着外来文明的不断涌进，世人传统的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同文明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对抗。
而在这两卷中，是以唐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分期，而在唐以后，又进行了一定的分期，每一编就是一个思想史段，每一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比如：百家争鸣、新儒学、佛学等等。
由于在看这本书内容之前，看了目录，所以对此书的写作大致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以后看的时候，格外的注意和主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解，不然就会看了后面而忘记前面。
假如前后不能有效的结合，进行一定的整理、思考、要想完完整整的通过阅读此书而了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些片段，真的是难上加难。
葛兆光老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而编着的书籍，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它所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所以又会显得比较复杂。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二、晚清诸子之学
诸子学又称子学，指除儒学以外的诸子各家的学说,诸如活跃在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都是属于诸子学中的很有名气的学派。诸子学兴起于先秦，以后由于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诸子学遭到压抑，甚至禁止,走向了衰落。明末清初，一些学者曾对诸子学产生兴趣，如傅山就学好老庄，遍注诸子。清代中期,汪中曾撰《墨子序》，对墨学推崇备至。到晚清,社会风气丕变，诸子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萌发崛起,不意竟成复兴之势。大致而言，晚清时期的诸子学的发展在1９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以前是它的萌发阶段，在晚清最后十年间，则是它的兴起阶段。
十九世纪末,今文经学崛起成为思想史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今文经学作为传统文化资源,既有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为其提供可能性,又有当时社会政治危机作用于士人心理而产生的媒媒介作用。同时,也与作为区域学术的常州学术及学风密切相关。经学是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十三经形成史和经学形态变迁史，也就是封建统治思想的调整史。因此,经学代表着实质性传统，经学的分裂和瓦解,在相当意义上,标志并反映了传统的分裂和瓦解。今文经学瓦解传统的作用,是通过对社会心理、人们的思想的影响而实现的。由于儒家的经典是指导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思想基础,由于经学在学术中的尊崇地位，经学思想的变化对社会心理及人们的思想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经过一次次强有力性格的刻勒,这种辐射作用越来越加强，经学思想的分裂便转换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分裂。龚、魏将今文经学政治化,锋芒初露。至康、梁变法,发展更为迅猛。今文经学在1９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营造经世学风、消解传统、活跃思想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成为政治批判的思想武器和榫接西方思想的桥梁。它对１９世纪救国思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简评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
简评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一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更恰当地说是从新中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迅速一统天下，给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带来巨大的影响。
之前存在的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被一起仍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或者成了民间的隐匿者。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推动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对中国每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数不胜数。
但是我没有要去历数这些成果的意思，本文要谈到葛兆光先生的巨著《中国思想史》，所以就不得不从学术的一统化说起。
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统天下，学术界当然是莫能例外。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上就放弃了以前的进化论，转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作为指导思想，其主要意旨是：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也是有着某种目的和方向，在历史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发展，后一个时代必然优于前一个时代。
照此类推，后一个时代的思想也必然优于前一代的思想。
于是学者们不论是写什么的历史，其方法的后面都隐藏着这样的一个结论：社会是在向前发展，今天的现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此，就在这种单一的方法的指导下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不但是结论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创新可言，而且造成学科内部的资源浪费，学科重复建设也就在所难免。
在这样的方法成了包治百病而又在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走入死胡同的情势下，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1 （以下简称《中》）在大陆出版，自然受到普遍的关注。
这一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而第二卷则于2001年完成出版。
还是在第一版面世的时候，就引起了众多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但是葛先生无意于这些争论中的孰是孰非，而只是想在各种意见中得到一些更好的启发。
葛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写到：“我想，一部学术性的著作，作为一个文本产生以后，它就是公众评头论足的对象，作者没有权力对这些批评说三道四，特别是人文学科中的各种见仁见智，并不像是老吏断狱下判决书，更像是一种表达智慧和洞见的写作，而如今有引起书评的写作习惯，也不像是对被评的书发表针对性具体意见，而更像是借题发挥表示另一种高明的写法。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葛兆光列举了许多思想史著作，都是名人传记加文选的写法。
如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思想史著作之一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其
排序就是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这样的写法有明确的纲要，而且还有理论基础，人们普遍认为是由精英与经典构成了我们的历史，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观念。
而且后代思想家的进步思想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前人思想为其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葛兆光对这种人们关于思想史的普遍理解作出了一定质疑。
首先是历史的断裂，思想精英们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的常识中超脱而出，提出脱离时代现实的精英思想，然而这并不是思想史的常态，形成了思想史上的非连续性环节，存在于一般知识。
著名人士说过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球的正是思想过程。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所以我们不应局限于思想史，上的名人经典，也要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寻求真正的平民历史上的生活轨迹。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晚清三大思潮的复兴提要晚清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思想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种西洋新知不断涌入，中国士人通常采取重新诠释经典以回应新变，从而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
在对传统资源资源的重组和诠释中，经学、诸子之学、佛学出现复兴局面，成为晚清思想史上最为突出的景象。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晚清思潮复兴作者及内容简介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东亚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增订本，2008）、《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005）、《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等。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一共三册，即《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和《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导论部分着重阐述了作者的研究视角、资料取舍和写作思路，在全书中完整而独立。
第一、二卷主要论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
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
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
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另一种思想史——葛兆光的《思想史的写法》浅释
著 作 《 国 思 想 史 》 导 论 ， 与 传 统 主 流 的 思 想 史 及 哲 中 的 从 学 史 写 作 不 同 的 角 度 和 思 路 ．对 中 国 思 想 史 写 作 的 若 干 关 键 性 问 题 进 行 了 阐 释 和 讨 论 ， 文 对 葛 兆 光 所 述 思 想 本
对 图 像 资 料 的 使 用 。 像 不 仅 用 模 拟 表 达 着 取 向 ， 位 置 图 以 传 递 着 评 价 ， 比例 暗 示 着 观 念 ， 以 变 异 凸 显 着 想 象 。 以 更 对 各 种 文 献 资 料 的 合 理 使 用 ， 将 会 大 大 有 益 于 我 们 对 包 括 一 般 知 识 、 想 与 信 仰 在 内 的 思 想 史 的 深 入 、 观 的 研 思 客
在 人 们 判 断 、 释 、 理 眼前 世 界 中真 正 地起 着 作 用 ， 解 处 因
此 ， 个 知 识 、 想 与 信 仰 世 界 的 延 续 也 构 成 了 一 个 思 想 这 思
的历史 过 程 ． 因此 它 也 应 当 在 思 想 史 的 视 野 中 。 然 作 者 当 并 不 是 要 否 定 那 些 精 英 和 经 典 的 思 想 ，而 是 要 在 大 部 分 篇 幅的 精英 与 经 典 中 ， 留 一 些 记 叙 “ 般 知 识 、 想 与 一 思 信 仰 的历史 ” 空 间 。 的
葛 兆光 先生 所 著 的 《 想史 的写法 》 以下 简称 《 思 （ 写 法 》 作 为 其 著 作 《 国 思 想 史 》 导 论 ． 与 传 统 主 流 的 ） 中 的 从
中国思想史的脉络
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展开全文【按语】这是一篇很早之前的读书笔记，读完葛兆光教授《中国思想史（三卷本）》后整理的。
当时整理完后，还计划过一段时间再读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等相关著作，没想到两年多过去了都一直未有时间阅读。
直到最近才读了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读完之后又翻出以前的这份读书笔记，稍作修改，重推一下，仍有很多错讹之处，欢迎批评。
翻阅了一些思想史或哲学史类著作，大多是按照人物思想分类撰写的。
虽然通常来说，这些著作在每一章节的开端，都会有对思想家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作简单介绍，以及对思想承续进行简要梳理，但是读罢要么让人感觉思想与思想之间有一种断裂感，或者说，“思想史仿佛是那些思想家每个人思考的历史”，要么就是让人感觉有一种牵强附会感。
葛兆光教授这部三卷本《中国思想史》则试图打破这样一种思想史的写法，试图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在思想的断裂中寻找一种延续。
对思想的巨变、流变和不变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
这样的思想史写法确实解决了我在阅读其他学者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的一些疑惑。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在阅读历史学家所撰写的思想史著作时，不免感觉到历史学家在思想史考察过程中，对于时代背景以及思想流变的叙述在方法上显得有些简单，有些地方并没有深入去考察。
当然，这也许和历史本身有关，研究过去不同于研究现在，研究历史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另外，我又觉得，或许所谓的社会思想史更适合我的阅读胃口，但是大概查阅了一下国内社会思想史的著作，以王处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为主的著作，也还是以人物的社会思想叙述为主，不免感觉遗憾，唯希望国内能够出现社会学出身、兼修历史学的未来大家能够撰写一本可与葛兆光教授此本著作媲美的历史社会学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读完葛兆光教授此本著作，准备再读一下梁庚尧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或许回过头来能再完善一下此读书笔记。
在本书中，葛兆光教授还多次引用了福柯对历史学研究的观点，在往后读完福柯后，再完善此笔记。
葛兆光-思想史的重要性
葛兆光：思想史的重要性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在正式讲演前，说几句题外话。
六十年前的12月17日，胡适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六十岁生日。
我比胡适小六十岁，似乎很巧合，六十年后，我也将在普大度过我的六十岁生日。
当年的胡适心情很黯淡，那天晚上，他乘火车回纽约，想到自己有心脏病，人寿保险公司也不肯接受他，就像周质平教授说的那样，在普大的时光是他一生的“黯淡岁月”，我是否也将度过一生的黯淡岁月？不好说，这当然是玩笑。
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那天，胡适写了《生日决议案》，郑重地说，如果生命不太久了，他要还一生的文债和心愿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见，胡适在心里最关心的一直是思想史。
转入正题，为什么中国学者那么关心思想史？一、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
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
台湾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
他在文章开头引用Paul K.Conkin的话说“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
”文章最后，他又引用朝鲜战争时期麦帅(Arthur MacArthur, 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 e;they just fade away）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思想”的一般形式及其演进——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宇宙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来源，古人对宇宙的理解构成了作为秩序象征的礼仪的广阔而深厚的背景。
商周时期的人们认为宇宙规范而有秩序，他们把这种自然秩序通过礼仪、仪式转化为人间社会秩序，于是，社会秩序有了终极依据和价值本源，它教导人们遵循宇宙、社会、人类一体同构的格局处理现象世界。
人们对宇宙的观察、体验和理解通过仪式特别是祭祀的等级、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进而为秩序的合理性确定依据。
仪式与人的血缘、亲情、感情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差序格局”，社会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是这种血缘亲情差序的扩大化。
仪式成为权威之后，个人的情感和认知渐渐服从和服务于这种规则——礼，而不再追问其合理性何在。
仪式把天道与人情结合在一起，确认了等级差序的合理性，于是，仪式就显得十分重要，它的规则化形式——礼也就成为人们具有了神圣性、庄严性和不可抗拒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象征形成了一套复杂而有序的系统，起到一种维系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和支撑知识体系、心理平衡的作用，尽管它本来只是一种符号、暗示和隐喻，并非事实本身。
因为在象征的符号和被象征的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感应，象征通过这种感应整理宇宙和社会秩序。
仪式中的各种器具、动作、标志等象征着秩序的存在和神圣，象征的地位也就越发地崇高、隆重，而掌握这些象征的巫、祝、史、宗等人拥有了沟通神和人、天和人的权力，象征对事实世界的解释、说明和使用就成为一种“思想”。
象征的反复使用就逐渐使得象征抽象化、概念化为一些神秘的、固定的数字。
后世的巫法、占卜，阴阳二分都源于古人对奇、偶两类数的奇妙运用。
仪式、象征和数字化概念三者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古代思想世界展开的背景。
思想也具有了坚实而深厚的知识背景——人们对天地、宇宙、社会和人类的观察、体验、想象及其相互联系、自成系统的发挥。
但这些思想或知识还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它们与权力密切结合在一起。
人类长时间的演化历史实现了人类自身的进化，但并未自然表现出人类如何演化、进步；人类在同自然界的相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知识，当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后，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就必须寻找到某种稳定秩序的依据，而人们此前由对自然界认识而积累的知识就成为解释、说明合理秩序的依据。
差距——同一时期平民思想与精英思想(阅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感)
差距——同一时期平民思想与精英思想——阅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感姓名+学号《中国思想史》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记述思想的发展的史书。
从上古到晚清，作者详细的介绍了思想在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夹叙夹议，文笔生动优美。
在他之前的思想史作品，思想史中的思想被定义为包含哲学、意识形态和逻辑学说三个方面。
对此葛兆光先生提出疑问：思想史真的可以包含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所以他重新定义思想史的三个方面：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
在书中，他着重阐述的也就是这三者在平民世界中变化的历程。
从上古时期的思想到十九世纪末的思想，葛兆光先生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页。
紧紧围绕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三者展开论述。
书中不乏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周朝的思想更多的体现的是对商朝思想的继承。
第一卷葛兆光先生的确记述了为人民大众所共同感受的平民思想。
然而到了第二卷，怕仍是难以跳脱精英思想。
例如第二卷-第二编-第二节《理学的延续：朱陆之辩及其周围》中，仍只是大段的论述理学的发展，反而对于当时平民百姓对理学的态度未能详细阐述。
读罢全书，我衷心对书的作者葛兆光先生叹服。
葛兆光先生在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旁征博引，各家观点信手拈来。
曾看到对他的评价：“他查资料，一定要找尽可能完整和独特的资料；他写文章，就一定要写出自己的风格；课程已教了多年，讲义内容却在不断更新，哪怕是只加一个小小的典故，他也都‘精雕细刻’，‘认真得近于刻板’。
”这些评价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套话，一条条特点在这本书中都有印证。
首先，书上所用的资料，他虽然自己清楚，但还是会严谨地将出处、作者、年份，甚至页数写在注释里，方便读者考证。
再者，《中国思想史》也能很好的体现他“认真得近于刻板”这一点，每一个观点的提出，必然有详实的史料作为佐证，在《周代残存文献与铜器铭文中所见的思想演进》这一节中，所得出的每一条结论，都是通过实实在在的史料推出来的，可见其严谨。
而在学术研究中，再多的严谨都是不为过的，学者必须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负责。
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感
读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感我对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很感兴趣。
所以，一拿到刚刚出版的葛书第一卷，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到书中专门讨论“仁”的部分（见第179—181页），试图从这部时新的著作中得到一些更新的启发。
《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
他这本书突出思想发展的“史”这个主线，所以，在这本书里，你很难找到具体某个人的思想，所以，看完这本书只能让你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基本缕清楚，进一步的学习要再看一本中国哲学史或者其他人写的中国思想史。
葛的这套书也有千页之多，所以必须要弄清楚他的写作思路。
看目录会发现，他分两卷，把唐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分期，而在这之下又进行了分期，每一编就是一个思想史段，每一编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比如百家争鸣，比如新儒学，比如佛学等等，所以在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主题结合起来理解，不然就可能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这套书里加入了一个其他思想史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亮点同时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地方，作为我们的话，看看无害，我个人认为他这种写法是非常有想法的。
我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不但存在于中国历史中，而且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在知识、思想与信仰平庸的时代可以用它来表示那个时代的思想，在思想激荡的时代则被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所淹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写一部中国“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出来。
葛还提到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由于这是一种事后的“回溯性确认”，“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这些历史记述并不一定切中思想世界，尤其是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本相，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档案和史书中，都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P17），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放大或缩小精英人物的个人形象及社会影响的现象，甚至是武断地给某人在思想史上处以极刑。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读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了粗略的认识。
这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跨越了几千年，脉络十分清晰，从文字中便能感受到作者的思路和条理。
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具体知识，更令我不断加深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以往了解中国思想历史时从没感受过的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通俗，它的语言中含有的一些生僻的字眼和有些难以理解的语句，对我的阅读造成了一些阻碍。
对于几乎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一旦耗费时间在理解语句上，对前后文的把握和对全文的整体理解就会受影响。
因此通读这本书对耗费了我了过多脑力。
或许这部书在著书时便定位为面向专业人士的书籍，但如果语言能更加深入浅出一些，或许会很适合成为一本通俗入门思想史著作。
读毕，我感觉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论著。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部书中贯穿了了一般思想史所没有的东西——“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点不仅在导论中详细地作出了解释，而且在通读全书时，我能感觉到这个概念是贯穿全书的。
在这本书中，很难找到“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围绕着“一般人的思想”，研究思想的延续、变化和发展。
的确，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某一时间段的思想一定是和它前后的思想有所关联的。
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中国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沿着一条主线发展的。
即使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蕴含了之前数千年中每一个时间片段中的思想的影子。
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突出了“历史”的主线，所以虽然历史的框架十分清晰，但一些具体的知识的介绍却并不详尽。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由于时间紧迫，也并没有充分记住。
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也许还要读另外的一些相关著作。
另外，对于一些因为我们平时不常接触而不很了解或者产生混淆的概念，这本书也做出了介绍。
例如我以前从没了解过的玄、道、心等概念，在这本书中都有解释，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有关先秦时代的知识也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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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一从上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更恰当地讲是从新中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迅速一统天下,给中国得任何一个领域都带来巨大得妨碍.之前存在得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被一起仍进了历史得垃圾堆,或者成了民间得隐匿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扎根,推动了一批新得学术成果得产生,对中国每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得贡献,数不胜数.然而我没有要去历数这些成果得意思,本文要谈到葛兆光先生得巨著《中国思想史》,因此就不得不从学术得一统化讲起.马克思主义思想一统天下,学术界所以是莫能例外.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得妨碍之下,在社会科学领域得研究方法上就放弃了往常得进化论,转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作为指导思想,其要紧意旨是：历史是一个进展得过程,因此,历史也是有着某种目得和方向,在历史中得一切都在不断地进展,后一个时代必定优于前一个时代.照此类推,后一个时代得思想也必定优于前一代得思想.因此学者们不论是写什么得历史,其方法得后面都隐藏着如此得一个结论：社会是在向前进展,今天得现状是历史进展得必定.因此,就在这种单一得方法得指导下所得到得研究成果不然而结论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创新可言,而且造成学科内部得资源白费,学科重复建设也就在所难免.在如此得方法成了包治百病而又在推动学科进展得过程中走入死胡同得情势下,葛兆光先生得《中国思想史》1 （以下简称《中》）在大陆出版,自然受到普遍得关注.这一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而第二卷则于2001年完成出版.依然在第一版面世得时候,就引起了众多得关注和强烈得争论,然而葛先生无意于这些争论中得孰是孰非,而只是想在各种意见中得到一些更好得启发.wWw葛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写到：“我想,一部学术性得著作,作为一个文本产生以后,它确实是公众评头论足得对象,作者没有权力对这些批判讲三道四,专门是人文学科中得各种见仁见智,并不像是老吏断狱下判决书,更像是一种表达智慧和洞见得写作,而现在有引起书评得写作适应,也不像是对被评得书发表针对性具体意见,而更像是借题发挥表示另一种高超得写法.因此,我想不管什么意见,赞扬得、批判得甚至是挖苦讽刺得,都无所谓,我也不情愿回应,只是内内心总是在盼望,盼望能够听到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得益人神智得见解.”假如葛先生只是想在国内得学者们得评论中查找一种能够“益人神智得见解”,可能他会特别失望.就我得阅读范围所及,还没有人从葛先生所凭据得特别角度来写作学术著作.更不用讲是有着《中》如此扎实得历史学术著作.正如在文首所提到得,在总体历史观得妨碍下写出得史学著作,无不有着强烈历史失实感.但要紧咨询题在于：进行历史叙述得主体得哲学基础得合理性能否与研究得历史事实形成配合.如福柯所讲,历史只要发生了,用任何一种方法叙述出来都无法恢复历史得原貌.因为必须得有历史叙述主体得主观参与,历史叙述才能成为可能.所主观性介入得咨询题就成了追求真实得历史研究者无法解决得终极咨询题.然而,总体历史观所存在症结并不仅于此,而是在于以一种设定好得历史进展思路去指导研究.因此有这种知识背景得学者,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好得意见呢,最多确实是以自己得总体历史观去攻击其他人得方法.与总体历史观不同,葛先生使用了考古学和谱系学得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得历程.在二十世纪得思想家当中,福柯当就是这两种方法得开创者和实践者.而葛先生确实是有意借鉴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得思想史.关于考古学,《中国大百科书·考古学卷》就有如此得讲明：从现在通常使用得情形来看,考古学这一名词要紧有三种涵义.第一种涵义是指考古研究所得历史知识,有还可引伸为记述这种知识得书籍；第二种涵义是指借以获得这种知识得考古方法和技术,包括收集和保存资料、审定和考证资料、编排和整理资料得方法和技术；第三种涵义则是指理论性得研究和解释,用以阐明包含在各种考古资料中得因果关系,论证存在于古代社会历史中得规律.“福柯得考古学与后两种涵义有关.不同得是：福柯得考古学并不限于对古代社会得研究,他将近现代得医学、人文科学等都作为考古学得对象；传统考古学寻求历史进展普遍规律,福柯得考古学则注意历史进展中得断裂和不连续；传统考古学得对象往往是物质得遗物或遗迹,福柯考古学得对象则是知识.”2因此,在具体得研究中运用了知识考古学方法,《中》就专门注重有关中国思想得文物得运用,专门是新近出土得历史文物.所以,历史学是注重考证得,比如王国维得二重证据法.而运用了知识考古学得新方法以后,《中》中得历史性叙述就与之前得历史性叙述有着非常大得差异.（这点在下文还要论述.）与此同时,总体历史观按照主观性得取舍塑造历史人物,与虚构性得写作相差无几.例如,我们一向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得周文王、周武王是不容置疑得圣贤.而在引入了知识考古学,考察了出土得文物和古代典籍得记载之后,葛先生写到：“被称为文明开端得周文、周武时代也一样,当我们读到《逸周书》中得《克殷》、《世俘》篇时,总会感到传奇中理性和文明得圣贤,难道如此得残忍和谲诡,……”（第一卷《引言》）如此得结论关于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得中国人来讲冲击是非常大得.缘故是我们一直都在忽略如此得文字记载,而专门作思想研究得学者也绝口不提,他们从总体历史得原则动身,把自己得主观性带入到研究当中,因而,古代得圣贤只是一些被塑造产物,与真实也就相去甚远.而《中》得研究结论尽管对思想界有着非常大得冲击力,然而却起到一种祛魅得作用. 二历史事实是一个隐没得在场者,即不能窥见它得全貌,也不能把握它得首尾.它也没有什么起源可言,因为在非常多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场域是一个在现实离场得事实,其中所发生得历史事实之间没有任为必然得联系.然而吊诡得是,非常多得事实在后世得历史叙述中就生成了有机得联系,由此就有着叙述之魅.因此要使研究得历史事实有着合理性得基础,就不得不引入知识考古学得方法.知识考古学所引出得历史叙述有着一种祛魅得作用.思想得历程通过表意符号传达出来,那么思想或思想得传达讲到底也确实是话语和权力得关系所缔结得盟约.权力与思想有着依附得关系,同时也有着对立得关系.以往得思想史研究者占有真理,与权力合盟.在总体历史观得指导下清理着思想史,得出得结论是思想史是没有断裂得、没有裂缝得.然而,在葛先生得《中》中,情况却并不是如此.这就导入了葛先生对福柯得谱系学思想得汲取.福柯得谱系学源于尼采,但与尼采却不完全相同.在福柯得《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正式提出了自己得谱系学思想.他指出,“谱系学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性得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得古旧文稿.”“故而,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切得材料,要求耐心.……他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得论得元历史得展开,它反对起源研究.”3同时,福柯认为历史是断裂得,有裂缝得,而不是连续得.“总之,谱系学一旦除去真理、普遍、必定等得遮蔽,细节和偶然就会闪耀出熠熠光芒.尼采曾在道德得面纱下发觉虚伪,在真理得宫殿里发出仇恨,在文明背后发觉疯狂……沿着这条路,福柯将解剖刀指向更为隐蔽得领域：疯狂、监狱、性……福柯使我们讶异：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权力得网络中而浑然不觉,我们一直生活在蒙昧在而沾沾自喜.”4谱系学也是一种方法,而我们前面提到,葛先生得《中》是在汲取了福柯得谱系学思想而写成得.正是如此,葛先生专门注意思想史中得权力得真理得相互关系.真理事实上是一种话语,话语是一套带有意识形态得结构系统,真理也就成了意识形态与权力得合谋.在葛先生得《中》里面,权力和真理话语得相互关系就成了思想脉络得要紧依据.在上古思想史,几乎没有异端得思想,真理也就掌握在统治者得手上.他们是统治者,同时也是是真理得拥有者,因此,真理就与权力形成了同盟.而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真理与权力就时时处于分裂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得百家争鸣,从而思想上多元化也就成了定局.“当那些无须论证就能够使人人平静地同意得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得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得权力……”（《中》）然而各种思想却没有放弃对权力得争取.而当一种思想不断壮大,成为统治者认同得真理时,其它得思想或者隐没,或者消逝.它们遭到了权力与真理合谋得思想得压制,然而有适当得机会就会进展起来.如葛先生论述到得佛教思想在清未得复兴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都明白,中国思想一直基本上以儒家作为正统,处于权力得中心.大概从汉代开始,自从汉武帝听从了明白仲舒得建议实行“罢除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就处于政治权力下真理得交叉点上,独占了政统得权力.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而每一个王朝得建立,都要开国之初建立起自己得合法性形象.合法性从哪里来,就从儒家得经典里面.如葛兆光先生论述到唐朝得时候,写到：“唐代得统治者关于政权得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开始是有相当深得忧虑得,特中不是那个协助父亲从合法得隋朝那儿夺取天下,又以并不合法得资格夺取皇位得唐太宗李世民,除了在政治上采纳了相当开明和有效得方略之外,也曾经用开拓边疆平定四夷,羸得天下可汗称号得方式来建立威望,用抨击和贬抑隋朝旧臣得方式来确认君主毋庸置疑得正当,同时,也是采纳了相当聪慧得文化策略,如颁布五经定本和新得五礼来垄断经典话语得解释权力,排定次序以提升政治权力在思想世界得权威等等.”而在以后得几个朝代中也是如此,不管是汉人建立得国家或者是少数民族建立得国家都从儒家得经典中查找解释,从而达到统治者占有真理得目得.葛先生得《中》写得是一般得思想史,而不是精英思想史,因此,他得行文中一般会涉及到两个集团,一个是没有政治权力得士人集团,他们处于思想得边缘；另一面是拥有权力得统治集团,自然是处于思想得中心.士人集团想要争夺权力,只有通过思想得妨碍.而统治者为了保住权力权威,也只有通过对经典思想得解释.因而,社会思想就成了两个集团争夺据点.不管是唐朝得佛道向儒学得渗透,依然宋朝理学与皇帝为代表得新法得对峙,甚而是明朝心学与中央政权不谐调都体现了一个时代总体得思想状.（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这些边缘得思想既然不是官方得统治思想,就带得有不合法得威险.然而都逐渐地得了整个社会得承认,形成了官方得思想,也就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得转变.与此同时,另一个新得边缘又在生成.关于每一种思想得潮流,葛先生都梳理得非常清晰,而且基本上以谱系学得眼光来看待所存在思想得流变与消逝.比如讲,写到清未得时候,葛先生写到了佛教在日本佛教得刺激下又复兴起来,这是非常多得思想史里面没有提到得；还有在写到清考据学得兴起得缘故时,葛先生认为有一个儒学重建得意味在里面.应该讲上非常具有讲服力得.总得讲来,葛先生以系谱学得方法对现有得史料进行处理和梳理,在进行叙述得时候没有以往得历史研究者那样在思想思潮之间任意地建立联系,也任凭自己得喜好割断思想之间得真实关联.思想得流变在葛先生得处理当中形成一个个谱系,其中既有断裂,也有裂缝,而不整一得和没有任何变化得.三前面提到,葛先生得《中》写得是一般得思想史,而不是精英史,我想是基于两点.首先是一般得思想史对每一个思想流派进行考察和梳理得时候更能反应得思想状况；其次是非精英思想史得写作是考虑到思想同意中得普及性咨询题.一种思想并不一定就能引起普遍关注,也不是刚产生就能够成为国家得主流意识形状,从而替代它之前得主流思想.葛先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因此与以往哲学史、思想史得写法不同,《中》并没有把任何一个思想家单独抽出来,进行介绍,也没有把任何一种在总体历史观得指导下认为不重要得思想潮流丢弃,有意忽略.比如,在《中》第二卷讲到几个后人认为了不起,又对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妨碍得思想家得时候,并没有专门列出专章,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思想潮流里面,阐明他们得贡献.所以,讲到每一个思想家,也要考古他们得知识来源,清理他们得谱系.这几个方面得结合,才能讲明一个思想潮流得流向.如讲到王阳明心学得时候,葛先生写到：“事实上那个时代,这种学风差异未必成为那么严厉得学派差异,思想兴趣得不同也还没有营造那么森严得门户辟垒,尽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得程朱理学信仰者常常要清理门户,维持一个清楚得边界,然而从语词、学理、思路上讲起来,朱陆之间,也确实是理学与心学之间,本来并没有这么深得鸿沟,理学一脉本来也相当尊重内在得心灵关于真理得自觉认知,朱熹也讲“心即是理”,也承认“盖心之因此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只是他们比较看重对它得限制与规范,比较偏向于知识得积存和细节得体会.正如有得学者所指出得,尽管在非常长得时刻里,这种被限制得实践主体果真慢慢地淹没在浩繁得经典注释中,然而到了明代以后,一批重视笃实践履得儒者慢慢开始突显“心”得意义……”而王阳明只是把“心”得重要意义更为强烈地突现出来,引起知识世界得重大变化而己.而且王阳明得思想在他得生前也没有得到社会得承认,“像王阳明在考虑之后所服膺得陆九之渊之学,尽管在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差不多有了相当规模,尽管王阳明本身也差不多以文才武功赢得相当得声誉,然而,这种异于官方意识形态得学讲在一开始得势头并不顺利.”这个地方葛先生强调了王阳明得心学所遇到得困难,而《中》是如此叙述得：“当时程朱得学讲已慢慢成为僵化得教条和地主阶级士大夫猎取功名得工具,逐渐失无能为力束缚人心得力量.因此王守仁站在统治阶级得立场上,继承并进展了陆九渊得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人得主观意识,宣扬儒家得道德规范是人人心中内在固有得先验意识,企图用主观唯心主义得思想体系代替程朱学讲,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得精神力量,挽救了当时封建统治得政治危机.”5我们来看这段话中得不合情理之处,王阳明尽管是封建阶级内部得,并不能由此推出他得思想也确实是为封建阶级服务得,而且还“挽救了当时封建统治得政治危机”.这些都不复合事实.因为当时王阳明在当时并没有占着非常重要得地位,思想上更是如此,要不然,如何在王阳明死后几十年才得到官方得承认?而相比之下,葛先生得叙述就要让人信服得多.他讲：“思想史常常把只是思想家得思想悬置起来,成为分析得文本,这所以是由于思想所发生得土壤和思想所进入得生活业已消逝,但也常常是因为非常多思想家并不注重思想得实现而只是注重思想得提出,这使得思想史无法确定这一思想对真正得社会生活环境得意义.”因此,才有总体历史观得成果《中国哲学史》所得出得历史叙述和结论.尽管占有得史料相同,然而方法得不同,所得出得结论也就不同.有些方法确实是要求占有大量得史料,而有得只是在一些史料得基础上凭主观得选择,再加上演绎法而引导出结论.在葛先生得《中国思想史》这部书,不但史料翔实,而且结论也让人信服.知识考古得方法与系谱学得方法相结合,超出了总体得历史观得局限.总之,这是一部特别扎实得著作,也是一部开风气之先得著作.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上海第一版.本文所引葛兆光先生得文字,出于该书就不另作注明.24李晓林：《论福柯得考古学与谱系学》,《齐鲁学刊》,2001,（2）．3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146—147）．5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4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