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分析

信阳师范学院

研究生课程论文封面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

信阳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分析提交日期：2012年1月11日研究生签名：程诚

信阳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分析

程诚

摘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本文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信阳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联性。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目前信阳城市化水平整体较低，制约经济发展的原因。深入剖析了影响信阳市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信阳市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发展；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8.9%，仍低于发达国家城市化。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于70%，如美国77.9%，日本79.2%，英国、德国分别达到了89.7%和88.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文献综述

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直接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但是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模型虽然可以分析城乡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人口和经济活动会向城市聚集，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而经济增长理论着重于探索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新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注意到知识外溢性所导致的经济活动在空间的聚集、以及空间聚集对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前者是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城市化方式的问题，而后者是城市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的问题（Black and Henderson，1999）。而这两个问题也构成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命题的重要内容。

聚集经济（或外部规模经济）所导致的城市生产报酬递增是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研究的核心。Rosenthal and Strange (2003)指出这类外部性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存在：产业范围、地理维度和时间维度。产业范围指在一个地区或城市里同类产业内部或者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外部性规模经济；聚集经济效应在地理维度上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与空间密度正相关，且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而迅速减弱。时间维度是指聚集经济效应是

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而从微观经济主体的层面，可以归纳出聚集经济产生的六个来源：投入品共享（Input Sharing）、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劳动力市场汇集（Labor Market Pooling）、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消费（Consumption）和寻租（Rent-Seeking）。Duranton and Puga (2003)则进一步将上述聚集经济的不同来源进行了理论上的抽象和归纳，指出不同来源的微观机制可以归结为：共享、匹配和学习等三种机制，为城市聚集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微观理论支持。

目前在城市化和城市经济研究中涉及到三类重要模型：外部性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和超边际模型。外部性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性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也是城市聚集经济的核心。在Black and Henderson(1999)的模型里，城市由厂商和政府（或土地开发商）二类主体，模型中假设每个劳动者就是一个厂商，而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政府或土地开发商（land developer）。为进一步考查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体系的形成，模型假设城市是专业化的，即每类城市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先假设整个经济中有二类商品：中间品1和最终产品2，这样城市也分成两类，但每类城市可以有许多个城市组成，他们是互相竞争的。在引入了城市土地市场的空间均衡和城市政府（或土地开发商）的竞争均衡，以及第2类城市的生产函数和城市之间的贸易平衡和劳动力迁移平衡等条件后，通过引入动态的代际增长模型，Black and Henderson(1999)分析了城市规模和城市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实现“平衡”增长的基本条件。上述模型是在发达国家已实现城市化的背景下建立的，它并没有考虑城乡之间的差别。在二元结构下，将其中的一类城市改变为农村或农业生产函数，然后进一步考察其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个对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的模型。

与传统城市模型的外部性外生给定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同，Krugman(中文版，2000)的新经济地理模型（New geography economic model）试图以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为基础，通过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将外部性内生化。Krugman(1991)指出当制造业的厂商选择了某个地区，他们将会雇佣当地居民并在当地消费，从而创造出前向和后向联系；这样，更多的工人、更丰富的多样化和实际收入的上升，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这个地区；而为了减少运输成本，更多的厂商也会选择进入该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Henderson(2003a)将NEG模型和城市经济模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两类模型的几点重要区别之处。

杨小凯（1998）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化的超边际的城市化模型。在一个经济中假设有三种产品i=1,2,3，其中产品1、2为工业品，由于工业品生产所需的土地较少，所以工业品生产者可以集中住在一起或者分散居住；产品3为农业品，其特征是生产中需要很多土地，所以任何一个生产产品3的人与邻居的距离会较远。通过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对分工模式的自主决策，由文定理，可以得到4种分工决策结构：完全自给自足模式为A，只在二种工业品之间的分工模式为P1 ，只在一种工业和一种农业品之间的分工模式为 P2，完全分工模式为 D。由进一步的分析可知结构 P1的交易效率永远低于结构 P2，所以在不完全分工时只出现P2 ，并且没有城市出现；在完全分工结构D 时，交易效率最高，且城市出现（杨小凯，1998）。Yang and Rice(1994)将这个模型拓展到有4个产品的情形，目前这类文献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选择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建国以来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导致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化严重滞后问题；第二，改革开放后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引发了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第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基础的不断完善，以及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城市化带动的产业和消费升级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建国初期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为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提供生产积累（特别是农业积累）来投资重工业。对于重工业优先战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叶裕民（2001）做了十分出色的研究。这种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在相当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和高度依靠中央计划体制的城市经济（Sachs、胡永泰、杨小凯，中文稿，2003）。从而造成了中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贫困地区的生产队尝试实行家庭责任制开始，中国逐步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伴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崛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出口贸易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小城镇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中国的农业产量和粮食供给日益充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农业内部所需劳动力，二是农村非农就业，三是向城镇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周其仁，1997a）。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