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大钊如何接触河上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证

第29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1月 Vol. 29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7

────────── 收稿日期：2006-09-22

作者简介：吴二华（1978-），男，河南扶沟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68 -

✧历史学研究✧

关于李大钊如何接触河上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证

吴二华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不少学者认为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经考证，李大钊是在回国以后，通过陈溥贤在《晨报》译摘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关键词：李大钊；河上肇；陈溥贤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7）01-0068-03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名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然而经学者考证，这篇著名的长文不仅相当大的篇幅取自于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就是一部分“译语”，也直接“从河上肇博士”[1]。其中，第2节至第6节是把河上肇的文章“稍加整理”，“转介绍”给读者；第7节是他在初步研究了河上肇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学说后，所感觉到的几点“意见”[2]。

因为李大钊曾于1914年初至1916年5月在日本留学，不少学者推测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河上肇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加上和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在1959年和1963年的两次回忆中说：“早在东京留学时，他（指李大钊—笔者注）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学说了。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3]“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那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总是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4]高一涵的回忆更让不少学者坚定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到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然而经笔者考证，事实并非如此。

一、经查《河上肇自传》发现：河上肇于1913年10月赴欧洲留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1915年2月回到日本[5](P56)。也就是说，在李大钊1914年初至1916年5月近两年半的留学日本期间河上肇有一年多的时间不在日本。而且，和与今井嘉

幸、吉野作造（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均教过李大钊）的关系不同，李大钊在赴日留学前与河上肇没有任何交往[6]。

二、1915年2月河上肇回日本后，担任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而不是李大钊就读的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河上肇在京都帝国大学担任经济学说史的课程时，讲到了各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他们的观点，而“几乎一点都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学说”[7](P161)。1915年春，李大钊一面忙于学习早稻田大学繁重的课程，一面还花费极大精力积极从事反对“二十一条”的政治活动[6](P19-21)，也不可能到京都帝国大学听河上肇的课程。

三、河上肇是“一步一步地走近了马克思”[7]，他真正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19年1月，他创办了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而其对《资本论》的翻译，则是他1928年4月17日被迫辞去京都大学教授后才开始的[5]。可见，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根本不可能像高一涵所回忆的那样，在日本留学时就见到河上肇的《资本论》日译本。

四、李大钊在以后的不同场合回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曾谈到受安部矶雄和大山郁夫的影响，以及与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人的接触，而从未谈到过与河上肇的接触和受到他的影响，这决不是李大钊简单的疏忽。

由此可见，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不可能接触到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那他是在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方式接触到的呢？

经查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晨报》发现：自1919年2月起《晨报》在第七版（即副刊），增加了“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开始宣传外国思潮。1919年4月连载了“渊泉”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原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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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肇：《马克思的〈资本论〉》，载于《社会问题管见》，1918年版）。5月，相继刊载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载于《社会问题研究》（第二册），1919年2月版；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载于《社会及国体研究录》（一卷一号），1919年4月版），均为河上肇经典著作的译摘。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参阅的河上肇所写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已由“渊泉”在5月译摘在《晨报》。

“渊泉”到底是谁？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是李大钊。（1985年《党史资料征集通讯》第7期发表的王志新《部分党组织和党史人物的代号、笔名、别名录》，在谈到李大钊笔名时列出了“渊泉”，但又有说明：只供参考，不一定可靠；198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陈玉堂编的《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一书认为“渊泉”是李大钊笔名。）所以，就很难弄清李大钊是如何接触到河上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查阅1920年出版的《马克思经济学说》[8]发现：该书封面上注明了：“陈溥贤译．．．．”，书中《凡例》的结尾处写到：“这本书我．於一九一九年五月起译载在《北京晨报》，连续登到是年十一月才完。现在又把他刊行出来做《马克思研究叢书》中之一种。这是共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的好意，我对於他们不能不感谢的。一九二〇·六·二四 渊泉．． 識。”（注：着重号为笔者加）从书中出现的“陈溥贤”、“我”、“渊泉”等字样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渊泉”就是陈溥贤，而且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连续译载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由于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影响有限，所以一直到建国后很长时间，学术界都没有弄清“渊泉”就是陈溥贤。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很关注党史人物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对他们的笔名问题也做了不少考证。1987年10月的《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第10期发表了西安市委党校杨纪元的《“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而是陈博生（陈溥贤，字博生，笔者注）。原文摘录如下：“近年来，有的党史工作者在探索李大钊的笔名时，曾经提出‘渊泉’可能是李大钊的笔名问题。……1987年5月，笔者就‘渊泉’的笔名问题，写信请教了当时的几位老者。没过多天，笔者惊喜地收到粱漱溟教授一个十分明确的回复。1987年6月9日，梁培宽同志代笔写信说：据家父记忆，‘渊泉’姓陈，名博生，福建人，为《晨报》一负责人。……于是，史学工作者探索多年的笔名‘渊泉’者，终于弄清了。为此，我们应当感谢粱漱溟教授，并向他致以衷心的敬意。”[9]但由于《党史研究资料》是内部发行的期刊，杨纪元的考证也

并不为大多数学者所了解。

2006年2月，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力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石川先生在书中称：自己首先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陈溥贤。（从上文可以看出：杨纪元对“渊泉”的考证远早于石川先生）从而使“渊泉”和陈溥贤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陈溥贤（1891—1957），字博生，福建人。在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宣传者，与李大钊关系密切。陈溥贤与李大钊同时在日本留学，在李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时，陈溥贤是编辑委员之一，李陈也同是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责任委员。1916年前后回国，入《晨报》前身《晨钟报》，后任《晨报》主笔。五四之际，李大钊协助陈溥贤在《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陈溥贤除了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上文提到的《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文章外，还发表了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4月10日至26日，《晨报》连载了《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的长篇通讯，此间陈写了《各国要承认列宁政府了》的“时评”，解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含义。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的“劳动节纪念”栏上，第一篇文章就是陈溥贤的《人类三大基本权利》，他指出，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全收权是“人类三大基本权利”，并认为：“由世界的大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1919年6月3日到11月11日，《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分138次连载了他译注的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该书于1920年出版）。7月下旬，他再度赴日，回国后撰写了长篇通讯《东游随感录》（该文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连载于《晨报》副刊），他热情地介绍了日本舆论界的进步潮流，认为“现时日本言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

，并集中地介绍了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堺利彥主编的《新社会》、堺利彦和山川均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高晶素之等主编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刊物。在1919年这一年，陈溥贤大量地宣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马克思主义，但汉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极其稀少，连外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都很难找到。又加上陈溥贤和李大钊的亲密关系，可以看出，李大钊接触到河上肇的观点应是陈溥贤在《晨报》发表译摘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情况下，逐渐接触到了这种观点，并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著名长文。由此可见，陈溥贤在李大钊接触河上肇马克思主义观点时起到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文集（下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