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沿革史中国历代职官
中国官制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

国家出现以后，作为统治阶级要建立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

政府实际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执行者，政府是为了国家而产生，而存在的。

为了治理国家和管理政府事务，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都需要建立起一套管理国家事务的职业官吏，官吏是政府的代表，政府则是国家的权威性代表形式。

中国的君主制政府与职官之发展，经历奴隶制政府和封建制政府
前后两个历史阶段，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

夏建立了第一个国家，从而产生了国家机构与职官，氏族首
领的职能被国家官吏所取代，并赋以新的形式与国家强力统治内
容。

到商代，国家机构与职官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社会发展与国
家统治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和职官。

至周，国家机构与职
官设置已基本规范。

但就夏商周三代而言，国家机构与职官设置比
较简单、凌乱，缺乏系统性，分职设官随意性较大，一职一官，许多机构与职官界限不清，往往一个职官就是一个机构，职官分工既不明确也不固定。

商周的王，诸侯、卿大夫及其他各种官吏都是世袭的，世代掌握着统治大权，这就是所谓世卿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适应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国家机构与职官设置上有了很大突破。

在用人制度上，更是出现了飞跃，传统的世袭管制被打破，周王朝对诸侯逐渐失去控制的权利，贵族分封制度行不通，各诸
侯国称王称霸，设官分职，各行其是，职
官制度因而发生变化。

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确立了
以皇帝为核心，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新型
封建官制。

这种新型管制既有流过管制的
综合借鉴，又有秦始皇本人的发明独创。

秦官制在中国官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封建社会官制而言，都是秦官制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由于秦王朝的速亡，只建立起了国家机构，官职设置体系，而官吏管理制度缺乏系统的规章。

汉代继承巩固了秦官制，为其二千余年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一套官吏选拔任用制度。

在官吏任用上以汉武帝最为开放，独具特色。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打破商人不得做官禁令，重用商人为官，实行以商沿商的皇帝。

开放的用人思想造就了一
个人才荟萃的时代。

汉武帝还将朝廷中枢官员做了调整，把秦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改为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将御史大夫属官“中丞”保留下来，专司监察，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

汉武帝为了便于处理政务，常通过内廷机构—尚书台发布政令，到了东汉，尚书台成为主要政务机构，而三公权利大大消弱，成为备员而已。

东汉末年，曹操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
恢复御史大夫等的官职。

曹丕称帝后，认为东汉尚书
台权利太大，便另设中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
政令，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

尚书台自此成为执
行机构，其事务日益繁忙，开始分曹治事，设侍郎，
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到了晋代，门阀氏族统治
进一步加强，吏治也就更加腐败，晋代又将侍中改为
门下省，至南北朝，门下省成为国家机构重要部门。

隋唐时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各部长官称尚书，隋唐三省六部的确立，是秦汉以后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变化的结果。

其组织教完整，分工教明确。

从隋唐至明清，六部基本相沿未改。

但是原来分立的三省到唐太宗以后却逐渐起了变化，由于唐太宗在即位前曾当过尚书令，故当他做皇帝以后，大臣多不敢任其职，于是这个职务就不再授人，尚书省的长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参加大政，至高宗时，则用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参与朝政。

执行丞相职务，中书令、侍中就不常设了。

五代除沿袭唐制外，又设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边防、军马等事）。

参与大
政，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

宋代地方机构比较复杂，州上之
“路”由监察区变为一级政权。

路有转运
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提举学事司
（徽宗时，不久废），经略安抚司等机
构，置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
茶盐公事，提举学事，经略安抚使等职
官。

各司自由其责，互不统属，自行其政。

城市所在地设府，长官为知府，与州平行。

州本来管县，而在州之下又设军与监，二者均高于县。

元代废门下尚书省，中枢大政统一于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往往以太子充任。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

此外，又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因此，元代的中书省职权极重。

明代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省作为地方一级最高机构保留并确立下来，其内部机构得到进一步完善。

省下是府和直隶州，长官为知州和知府，再下为县和散州，长官为知县和知州。

实际，明地方行政体制为省一府，直隶州一县，散州三级制。

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军事的控制，明又建立巡抚与总督制度。

到了清代，巡抚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则往往主一省或数省之政，省下为道，府（直隶州，少数名族地区则设直隶厅），县（散州、散厅）》道员原为省之派出官员，以后演变为掌军掌民的重要官员。

这样，清代地方行政体制就成为省、道、府、县级四制。

随着中央官制的演变，地方官制也不断发生变化。

秦朝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县二级制，郡行政长官为首，下置尉与监御史尉主军事，监御史主官吏监察，县分大小等，长官为县令。

汉承秦置，实行郡县二级制，汉武帝将全国分成十三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奉命巡察郡国。

到汉末，州发展成为一级地方政府，州长官由刺史改为州牧，郡县二级制成为州、郡、县三级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所不同的是州行政长官权利加强，不但主政，而且主军。

隋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均为二级制。

唐处理州、县外，还没有监察区一道。

道伟中央派出机构，道长官先后有黜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名称，由朝廷从京官中派任。

隋唐还将数州合为一军区，设总管或都督主军事，在边远地区，唐又设节度使，主数州乃至十州之政，最后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藩镇。

宋代鉴于唐五代藩镇之祸，为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藩镇，节度使成为空衔，并因地而置州、府、军、监、均有属县。

仍然是二级制。

州、县政务由中央派遣京官带原衔出任，称“知某州军州事”，“知某县事”，简称“知州”、“知县”。

此外又设监察区，称为“路”，路设都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某路常平公事等官，负责一路的吏治，民刑事件及财政事务。

此外，又设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掌一路的地方军事，通常以本路的知州或支府充任。

清代的府、州、县制与明代略同，唯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设厅，厅的行政级与州相似，也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分。

府以上的道依然存在，并成为一级行政机构，道员也成为专职的官职，俗称“道台”。

省级制则由总督或巡抚综理军民要政，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

布政使名义虽然保留，但已成为总督或巡抚飞属员，专管税收、民政，称为“藩台”，又设按察使，管一省之司法。

府的长官称知府县的长官称知县，厅的长官称同知或通判。

这便构成省、道、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的四级地方官制。

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包括其等级安排，在塑造社会形态上都显示了巨大的权重。

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我们要指出它的特点，至少应就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政治两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对特权体系的认同感，不仅表现在统治阶级---官僚阶级身上，也表现在统治阶级候补---底层知识分子身上，甚至也表现在被统治的底层平民身上。

中国自古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人
分三六九等似乎为天经地义，底层平民对悲惨生活只能“认命”，而少数人因某种机缘巧合则是因为“天命”。

这与西方近现文化中的自由与民主观念截然不同。

官僚政治文化以及其核心特权观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官僚政治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中国自秦以来形成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治理这样的大面积、多民族国家需要很高的治理资源，秦制采取绝对中央集权，未几崩溃，汉代在其失败基础上反思创新，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意识形态，以实质上的层层特权支撑起中央皇权，为后续2000余年的官僚政治模式奠下基础。

这种模式，将绝对皇权的一部分分散为官权，以官权的稳定来维系皇权的稳定，并以儒家的家族伦理来维系君与臣、臣与官、官与民的局域社会关系，以局域稳定维系全局稳定，从而形成了短中期之内稳定的社会关系。

历史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前代官制的基础上，都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官制，但封建的混战，使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重新划分阶级。

封建上层阶级社会地位的一般不巩固，是愈来愈加厉害，常使封建诸侯依靠官僚。

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构成了中国官制发展史，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我们研究前代官制，正是为了今天能有所借鉴。

中国古代官制，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如汉唐那样的地方分权时代，抑或明清那样的高度中央集权时代，都没有改变帝王的独裁专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