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论文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论文

摘要：近几年来，日本、美国等到外界纷纷提出人民币要升值，甚至重提类似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的压力。本文认为，虽人民币汇率有一定升值压力，但未必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在短期仍要保持稳定的汇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

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

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