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特征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特征[摘要]在第一个十年，新时期文学思潮在经过“文革”的“洗礼”之后，表现出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诉求,简而言之，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具有人性化特征。

在第二个十年，经济体制变革，传统价值观瓦解，世俗生活成为作家与读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具有世俗化特征。

[关键词]新时期；人道主义；世俗化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并以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标志,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文学”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可谓是思潮迭起的二十年。

新时期的文学思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有的是对过去错误思潮的反拨，有的是过去正确思潮的回归，有的是新出现的，但也和过去的思潮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或受到过去的思潮或大或小的影响。

我们可以大体上按照前后两个十年把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变革”阶段和九十年代的“转型”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分别从这两个阶段研究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的特征。

一“文革”十年浩劫，使我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处于极度混乱与严酷的禁锢之中，神州大地一片肃杀，满目疮痍。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人民才开始从政治上解放出来。

政治上的解放必然要求思想上的解放。

新时期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快形成了对“四人帮”极左教条的冲击，并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信念。

从现代性角度来说，新时期重新提出了现代性的任务，重新返回文化启蒙的历史轨道。

同时现代性任务的提出，要求新时期文学为它服务，导致新时期文学想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复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针对“两个凡是”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学界大讨论，绝对主义的阴霾开始消散，被禁锢、压抑的思想逐渐复苏。

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再度批驳“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教条迷信，确立思想解放的基本路线。

新时期，文化禁锢被打破，出现了文学繁荣局面，相对宽松的文学制度和作家自由的身份保证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发展。

同时，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号角，“左”的文艺思想开始动摇，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开始复苏。

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被当做思想瑰宝挖掘出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全面开展。

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审美问题》中肯定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反对将阶级性凌驾于人性之上。

汝信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中将矛头直指“文革”修正主义谬论，重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人道主义的要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人看待。

人本身就是最高的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

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就人道主义的含义、渊源、马科斯队人道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是否需要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全面阐述。

同时王若水、周扬等人均认为社会主义存在异化问题。

据统计，从1979到1980年，全国二十多种报刊共发表关于人和人性的文章八十余篇，截至1983年4月，相关讨论文章逾六百多篇。

随后，“清理精神污染”政策出台，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弱化马克思“异化”思想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更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走向落潮，但这一讨论使人道主义深入人心，为人的文学观念的复兴奠定基础。

“人的文学”是五四文学的口号，宣扬人的个体价值，既肯定人的理性又不抹杀人的感性。

由于救亡压倒启蒙，中国革命开始强化政治理性，否认人性个体价值。

鸣放期间，巴人、钱谷融分别发表《论人情》、《论“文学是人学”》，试图论证文学表现人情味、人性、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但很快被扼杀于摇篮中。

此后，人情论、人性论被划入资产阶级意识，成为思想的禁忌。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人的文学”观念悄然复兴。

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中系统论证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指出人道主义是作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应成为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也是最低的标志。

王蒙在《“人性”断想》中指出，作品的思想力量道德力量与他们具有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李贵仁在《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中宣称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的东西，是一切进步文学的最高目标。

刘再复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中指出人道主义是文学的本质内容之一，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

在文革后的一系列文学思潮，我们都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

伤痕文学，顾名思义，是文学对“文革”岁月的历史回眸，是文学对民族苦难、创伤的集体回忆。

它起始于1977年。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它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轫点。

伤痕文学把“文革”描述成一场凄惨的人间悲剧，它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用悲剧讲述“文革”，批判极“左”思潮，重树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伟大旗帜。

伤痕文学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写政治理性与美好人性冲突的悲剧，它把政治理性和美好人性设置成矛盾冲突的两极，表现政治理性对美好人性的驾驭、伤害和磨灭，达到控诉目的。

如卢新华的《伤痕》、宗璞《弦上的梦》、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叶辛《蹉跎岁月》等。

此外，伤痕小说还着力表现禁欲主义、婚姻道德观、阶级意识造成的婚恋悲剧，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宗璞《三生石》、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伤痕文学迎合了全民回忆苦难，宣泄愤怒的心理需求，但是在思想深度上并没有大的突破，成为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情感需求与体现。

继伤痕文学之后，反思文学兴起。

它很快就取代了伤痕文学的地位，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更有思想深度，影响也更大更深远的创作潮流，反思文学一种对我们民族当代生活中的悲剧和顾及进行认真反顾性的思考的态度介入人生活，对历史和人生做出了更加完整的反应和更为深入的开掘。

它通过对灾难的回顾总结历史教训和人生教训。

反思文学也打破了当代小说创作中，固定有的阶级关系的人物模式，大大开拓了新时期文学表现生活的途径从新的角度，多层次地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命运及其关系刻画复杂的人物性格。

反思文学后又出现改革文学思潮，作家们描写改革，歌颂改革，推动改革，歌颂改革和改革者。

如果说伤痕反思文学偏重人道主义价值，强调人性主体性，而改革文学呼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宣扬党性，集体性。

改革文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把改革想象成先进共产党员在党中央领导下的破冰之旅，讴歌英明伟大的党。

他塑造了一批新的时代英雄人物，有知识有魄力的新型共产党员，对奋战在四化战线上的开拓者给予激赏，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给予高度评价。

如《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等。

此后，又有寻根文学、知青文学等，在新时期，一大批带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涌现。

这些作品或揭露、控诉践踏人性的罪恶,或鞭挞现代迷信对人性的压抑,或讴歌人们为捍卫人权与黑暗现实的斗争,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活。

新时期的文学思潮,表现出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诉求,可称为张扬人性的或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潮。

在本期以张扬人性为诉求的多种创作潮流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学中人性回归的开拓性作用特别值得肯定。

因为它们所做的对人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工作:回归真实性、夺回批判权、对反右文革展开了最初的思考,且在相当宽阔的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从而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性基石。

新时期文学在审美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文学与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贴近程度空前加强。

对当下生活的关注,不仅为文学创作找回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作家寻找到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人格力量。

二是作家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三是肯定、讴歌人的价值和批判社会异化现象;四是从多方面发掘人性的复杂性。

而所有这些都是和弘扬人道主义的主旋律紧密连在一起的。

人道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社会思潮而传播于欧洲、进而风靡世界的,那么它何以能在我国新时期演化为蔚为大观的文学思潮呢?文革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深感社会生应该建立在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终极目的的基础上,而不能假政治或革命之名义压抑人性,漠视人的价值,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因而人的问题在新时期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

再加上思想解放的大力推动，就造成了新时期文学致力于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和地位,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力量。

它们的感人之处,也正在于对人情的生动表现和对人性丰富性的深入开掘,从而凸显了人在文学世界的主体性,使得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诉求得以实现,且为后来的世俗化文学思潮的演化、激荡作了艺术上的铺垫。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文学思潮,可谓新潮迭起：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现实主义新生代等等。

其实，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涌起是有一定原因的。

这个阶段经济体制的变革使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焦点和中心,传统的价值观迅速瓦解,指引人们人生方向的文化地图被重新绘制等。

这就导致疏离政治且和经济因素息息相关的民众的世俗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另外,国家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政策、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成熟的文化工业和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等,也对文学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有很多明显的变化。

城市生活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更加关注和描写普通人的平常生活，表现一金钱为衡量人的价值尺度的市场经济时代众生的世俗情感，如池莉的《过日子》小说依然关注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然而更注重挖掘他们身上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等标志着作家小说的主题由展示人生的残酷转向静观人生的豁达与坦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告诉读者,知足常乐是小人物超越不幸获得幸福的法宝;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也都进入一种世俗生活细节的描写状态,捕捉和表现浮躁、冷漠的社会氛围中可贵的世俗人生的诗意。

从作家角度来说，这个时期的创作主体是新生代作家，如韩东、林白、朱文等，他们大都出生都市，无时无刻不感受都市，自然而然的把都市带入他们的创作之中，他们描写都市中各色人等，各色风光。

摩天大楼、酒吧、霓虹灯、别墅等无不强烈的散发着世俗生活的气息。

从此，我们更不难看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思潮所具有的世俗化特征。

这一特征虽然能使文学更加贴近大众，但是也存在令人忧虑的缺陷，世俗可能与粗俗、低俗连在一起，使文艺世界不在纯洁。

综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新时期文学思潮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随着时代发展，文学思潮也具有了一种世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