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者：风雨如文章提要：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

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最近，我读了几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心有所得，写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分析和认识。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没有一个例外。

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

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

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

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

”“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

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也是在1903年，邹容出版了《革命军》。

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著名文章。

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

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由于《苏报》发表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抨击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邹容逮捕。

1904年5月，他们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

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

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

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民报》发刊词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报》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做的多年的艰苦的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就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屈膝投降，不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强烈不满。

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的。

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

但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这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下同）一书中写道：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

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

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

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第752页）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

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

（第755页）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

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

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

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第758页）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

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

（第856-857页）辛亥革命18年后，37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书。

书中在回忆当时成都的情形之后，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清醒的分析：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

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

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

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

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

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以上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自发性的群众斗争。

虽然这种斗争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义的。

因为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这与《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是同一个道理。

第二，当统治阶级处于末路的时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对付群众斗争的骗局，都是为了苟延残喘，也都瞒不过群众的眼睛。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爆发呢？武昌起义者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由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们打响的，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权就掌握在革命士兵们的手中了。

当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

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

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实际上不止十次）。

他刻意组织、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起义一次也没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成功了。

从这些现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确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必然性。

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昌起义看作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这个成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它是多年间全国各地无数次的由无数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觉斗争或自发斗争失败之后结出的胜利果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说，武昌起义前的种种斗争都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

——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的时候，干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燃烧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迟早要燃烧，这是一种必然。

当火山进入苏醒期的时候，火山在什么时候喷发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着，它迟早要喷发，这是一种必然。

事实上，当荡涤留在旧世界上的污泥浊水的怒潮已经隆隆可闻的时候，它从哪一条洪堤上倾泻下来，已经不再重要了。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多起新旧军队的反戈事件。

特别是新军的士兵们，纷纷倒向革命，调转枪口，指向反对阵营。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清王朝军事改革的产物——新军。

武昌起义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新军起义。

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上海，稍晚一点还有四川等地的新军起义。

此外，清王朝的海军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旧军（巡防营），也有反叛的。

湖南和陕西的旧军，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

长沙城外的新军武装进城，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发一枪阻拦。

贵州省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巡抚衙门的卫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

这说明，当一个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它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

具有讽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军，竟然成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铁锹。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

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

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

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主张改良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

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的。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

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

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

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页）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

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