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班级：2010级应用英语二班姓名：何潇学号：21101011220 摘要：“法治”为当今世界大势所趋，我国社会也正从传统的“伦理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变。

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又不可替代的，法律与道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

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也不是完全有效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道德的遵守为底线，道德的运行和实现必须用法律的条文去规范和强制，法制与道德的结合是保证社会稳步有序发展的两个基本手段。

本文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提出了如何保证“德治”与“法治”在依法治国中的统一。

以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法治德治统一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阐述了道德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发展，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在理论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在此，作者从理论上论述“德治”与“法治”的辨证统一，以求更好的为现实服务。

一、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关系（一）法律与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相互影响，相辅相成1．两者相互融合与相互维护一定时期内的法律与道德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因为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同一经济基础所决定，受同一政治结构、文化思想所制约，二者在内容上往往相互融合，在作用上往往相互维护。

如封建时代的礼，内化为道德，外化为法律，因此柏拉图指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2．两者相互改造与相互促进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保障社会正常运作的最重要方式，“法律至上”是整个社会信奉的基本理念，一切社会规范，如政策、道德、宗教、风尚、民族习俗等等，必须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规范、调整，任何与法律相冲突之处，都必须废除或修改。

3．两者相互对立与互排斥法律与道德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虽有统一融合的一面，也必定有对立、排斥的一面。

第一，从法与德的价值层次看，法是以国家意志形式表达的对公民行为的最低要求，其所保证和体现的是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德，即法律本身内涵的德，层次比较单一，着眼点在于社会基本的安全、秩序、稳定、效率和公平。

所以在道德的基本价值层面应推进二者的渗透与互动，使最低层次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要求获得同一，以法律保障道德，以道德充实法律，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第二，从法与德的价值内容看，道德强调平均，法律鼓励竞争；道德强调奉献和义务，忽视权利和利益，法律不但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更关注权利背后的利益诉求，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对利益的分配、调整和平衡；道德强调忠义至上，法律则追求效益优先；道德重公益、轻私利，法律则公益与私利并重。

所以在道德的理想价值内容层面，法不但要鼓励、倡导和确认高尚道德行为，而且在道德实践与法律实施之间建立协调和衔接机制，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帮助，使“善行”有“善果”，形成对道德风尚的鼓励和支持。

第三，从法与德的实施方式看，道德具有先进与落后、特殊与普通、基本与非基本的层次之分，对人的约束是弹性的，它要求道德，但道德到何种程度与层次并无上限，完全取决于个人道德观念、弹性约束和自我意愿以及特定道德环境。

因此在法与德的实施层面，应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维护法治权威，弘扬道德风尚，尽可能缓解、平衡两者的冲突和矛盾。

（二）法律与道德在管理社会、治理国家中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

法律以外在的强制力约束人们的行为，只关注行为后果，其运作机制是强制，它从消极方面以“不应该”来制止人们的某些行为。

道德塑造人们的灵魂，以价值的合理性启发人们内心的自我约束，从积极方面用“应该”引导人们做某些事。

④道德的运作机制是美德——在诱惑面前仍能按规则行事的品质。

法律是功利性的，道德是超功利的。

综上所述，走向法制，不能偏废法律与道德的任何一方，“以法为主，辅之以德”应是建构法治社会的最佳方案。

二、“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一）“依德治国”是对我国优良道德传统和伦理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也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我们治理国家时，都特别强调国情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总是根据自身结构，选择适当的控制方式，维持社会秩序。

我国古代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未能冲破氏族血缘关系。

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之上，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的结构。

儒家感悟到社会的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提出以伦理政治调控国家。

伦理政治讲辈份，论上下尊卑，重等级关系。

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治国模式被当时社会所采用，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心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种治国模式的消极方面主要是它不注重发展生产，而高度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把德治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理想，主张通过统治者的道德垂范和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

但其积极内涵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求治国者要有高尚的道德。

为官者要立身惟正，以民为本，严守社会公德，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足以对民众产生强大的感召力。

因此，在人才选用上，主张以“德”定“位”，把德性放在首位。

另一方面是对全民进行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

孔子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说，单纯用行政命令来指导社会，用刑法来约束民众，民众虽能暂时避免犯罪，却不懂得犯罪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约束他们，民众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孟子进一步指出：人一旦饱食暖衣，就要加强教育，否则就会精神懈怠，行为放荡。

儒家主张教而后刑。

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积极因素值得我们汲取与借鉴。

至今我国群众仍然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社会的重要标准，追求为官清廉、民风淳朴、讲究道德的社会风气。

三、如何贯彻保证“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我国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成绩显著，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道德建设则明显滞后。

这期间我国虽多次进行过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但各种严重的犯罪仍居高不下。

如果仅靠法律，忽视道德建设，显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各种严重犯罪将打不胜打。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严打是必要的，但只有发展经济，把人教育好，才是社会治安的治本之道。

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思想包含着丰富而博大的内涵，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上，它必将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道德风尚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同志在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同时，指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既要重视法治，又要重视德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过程，贯彻“德治”与“法治”的统一的治国方略，主要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是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从严治党，从严治政。

一方面，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实施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构的广大公职人员代表人民“治国”，对实施治国方略起关键作用。

“以德治国”的“德”首先要求党政干部有高尚的道德。

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形成一个道德示范群体，以增强民族凝聚力。

另一方面，对党政干部还要提倡责任伦理，并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

责任伦理要求各级干部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不允许有什么“好心办坏事”的现象，事情没办好就应引咎辞职。

并应建立道德制裁机制，激励负责任的优秀干部，惩罚失职干部，以提高干部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要在党政干部的提升、任免、考核、考察、奖励中，认真贯彻德才兼备的原则，将干部道德素质、道德品格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形成道德示范群体。

其次，是加强国家机关的道德体系的建设和引入。

我们的立法机关也是道德机关，基于这个命题，立法机关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真正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所以我们在立法时，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我们的行政机关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同时也要有强烈的道德意识。

一方面要把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要为法律执行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

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作到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统一。

最后，是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

加强对群众的道德、法制教育，是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我国群众缺乏维护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普遍存在畏法而不敬法的心理，这是传统法制的消极影响。

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反映人民意志、保护人民权利的，体现了人民群众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因此，培养群众自觉维护法律、遵守法律的精神，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正是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一个联结点。

对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应与各项改革工作相结合，在正确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中加强教育。

要处理好群众物质生活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努力做到“富而后教”。

一方面，“富”是“教”的前提。

不富、不解决温饱，教育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富了必须施教。

生活富裕不等于道德水平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如果富而不教，富裕很可能成为道德堕落的渊薮。

市场经济社会的完全确立，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用科学的制度去规范经济行为，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道德体系的建立，用道德去规范人的内心思想和行为规则，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营造好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资料：[1] 参见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的第一版。

[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第87页，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3]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4] 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43条规定：“积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大力倡导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