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班级：2010级应用英语二班姓名：何潇学号：21101011220 摘要：

“法治”为当今世界大势所趋，我国社会也正从传统的“伦理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转变。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又不可替代的，法律与道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也不是完全有效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道德的遵守为底线，道德的运行和实现必须用法律的条文去规范和强制，法制与道德的结合是保证社会稳步有序发展的两个基本手段。本文论述了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提出了如何保证“德治”与“法治”在依法治国中的统一。以期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关键词：法治德治统一

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阐述了道德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的统一，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发展，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在理论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理论意义。在此，作者从理论上论述“德治”与“法治”的辨证统一，以求更好的为现实服务。

一、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1．两者相互融合与相互维护

一定时期内的法律与道德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因为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同一经济基础所决定，受同一政治结构、文化思想所制约，二者在内容上往往相互融合，在作用上往往相互维护。如封建时代的礼，内化为道德，外化为法律，因此柏拉图指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2．两者相互改造与相互促进

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保障社会正常运作的最重要方式，“法律至上”是整个社会信奉的基本理念，一切社会规范，如政策、道德、宗教、风尚、民族习俗等等，必须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规范、调整，任何与法律相冲突之处，都必须废除或修改。

3．两者相互对立与互排斥

法律与道德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虽有统一融合的一面，也必定有对立、排斥的一面。第一，从法与德的价值层次看，法是以国家意志形式表达的对公民行为的最低要求，其所保证和体现的是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德，即法律本身内涵的德，层次比较单一，着眼点在于社会基本的安全、秩序、稳定、效率和公平。所以在道德的基本价值层面应推进二者的渗透与互动，使最低层次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要求获得同一，以法律保障道德，以道德充实法律，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第二，从法与德的价值内容看，道德强调平均，法律鼓励竞争；道德强调奉献和义务，忽视权利和利益，法律不但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更关注权利背后的利益诉求，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对利益的分配、调整和平衡；道德强调忠义至上，法律则追求效益优先；道德重公益、轻私利，法律则公益与私利并重。所以在道德的理想价值内容层面，法不但要鼓励、倡导和确认高尚道德行为，而且在道德实践与法律实施之间建立协调和衔接机制，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和帮助，使“善行”有“善果”，形成对道德风尚的鼓励和支持。第三，从

法与德的实施方式看，道德具有先进与落后、特殊与普通、基本与非基本的层次之分，对人的约束是弹性的，它要求道德，但道德到何种程度与层次并无上限，完全取决于个人道德观念、弹性约束和自我意愿以及特定道德环境。因此在法与德的实施层面，应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维护法治权威，弘扬道德风尚，尽可能缓解、平衡两者的冲突和矛盾。

（二）法律与道德在管理社会、治理国家中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

法律以外在的强制力约束人们的行为，只关注行为后果，其运作机制是强制，它从消极方面以“不应该”来制止人们的某些行为。道德塑造人们的灵魂，以价值的合理性启发人们内心的自我约束，从积极方面用“应该”引导人们做某些事。

④道德的运作机制是美德——在诱惑面前仍能按规则行事的品质。法律是功利性的，道德是超功利的。

综上所述，走向法制，不能偏废法律与道德的任何一方，“以法为主，辅之以德”应是建构法治社会的最佳方案。

二、“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一）“依德治国”是对我国优良道德传统和伦理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也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我们治理国家时，都特别强调国情的重要性。在历史上，每个社会总是根据自身结构，选择适当的控制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我国古代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未能冲破氏族血缘关系。国家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之上，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的结构。儒家感悟到社会的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提出以伦理政治调控国家。伦理政治讲辈份，论上下尊卑，重等级关系。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治国模式被当时社会所采用，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众心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种治国模式的消极方面主要是它不注重发展生产，而高度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把德治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理想，主张通过统治者的道德垂范和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但其积极内涵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求治国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为官者要立身惟正，以民为本，严守社会公德，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足以对民众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因此，在人才选用上，主张以“德”定“位”，把德性放在首位。另一方面是对全民进行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孔子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单纯用行政命令来指导社会，用刑法来约束民众，民众虽能暂时避免犯罪，却不懂得犯罪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约束他们，民众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孟子进一步指出：人一旦饱食暖衣，就要加强教育，否则就会精神懈怠，行为放荡。儒家主张教而后刑。这种模式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积极因素值得我们汲取与借鉴。至今我国群众仍然把道德作为评价一个社会的重要标准，追求为官清廉、民风淳朴、讲究道德的社会风气。

三、如何贯彻保证“德治”与“法治”的统一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成绩显著，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道德建设则明显滞后。这期间我国虽多次进行过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但各种严重的犯罪仍居高不下。如果仅靠法律，忽视道德建设，显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各种严重犯罪将打不胜打。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严打是必要的，但只有发展经济，把人教育好，才是社会治安的治本之道。他说：“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思想包含着丰富而博大的内涵，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上，它必将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道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