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

唐朝的铸币中心。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河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原因有三，一者，唐帝国的缔造者及开国重臣多出于河东。唐高祖李渊及其后继者太宗皇帝李世民于隋末起兵于晋阳，而后西平关中，南征北战，建大唐王朝。为李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初唐重臣，如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柴绍，晋州临汾人；武士彟，并州人。其余如裴寂、赵文恪、许世绪等皆为河东人氏。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人。唐玄宗李隆基在称帝之前在河东潞州任职。不难看出，唐代多位帝王大臣与河东有不解之缘。二者，河东地区经济优势较为明显，河东之池盐、铸铁、铸币、粮食在唐朝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三者，河东地区历来为军事要地，北御匈奴、突厥，南控两京，东镇河北，西带河朔，唐代在

此地驻军甚多。在古代，军事地位的优越性往往带动政治地位的优越性。上述三大条件合力促进了河东政治地位的提升。河东蒲州在开元八年一度称为“中都”，并与关内道的歧州、同州、华州作为近畿四“辅”[2]；河东太原作为李唐发祥地和边防重镇，地位非凡，在唐代称为北都或北京，与长安、洛阳并称“三都”；绛州又在唐代列为地处要冲的“六雄”[3]之一。河东政治地位之高，不待烦言而明。虎踞龙盘的战略要地

河东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原因有三，一者，地形险要。纵览河东地理形势，不难发现，其位于黄土高原东侧，地势高于河南、河北等地，居高临下，俯瞰中原。东有太行天险，西以吕梁、大河为阻，北接荒漠草原，且以恒山及阴山余脉为屏，与强胡为邻，南则以中条山脉为固。境内亦是山岭起伏跌宕，沟谷纵横交错，山间多陷落盆地及河流切穿的沟壑深谷。因此境内及周边要隘关津星罗棋布，构成了完善的内外防御体系。大同及雁门关构成其北门；夹峙于太行山中的娘子关为其东大门；位于太行山顶的天井关是南门，且是南下中原的必经之路；山西中心太原，位于汾河谷地，东西两山夹峙, 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二者，扼交通咽喉要道。河东地区西南部的蒲州，位于黄河与渭水交汇处，为唐代漕运必经之处，控唐经济大动脉。横跨黄河的蒲津桥，沟通了关内及河东，由京师长安沿渭河谷地东行，过蒲津桥北向至北都太原，再东北到达范阳的交通线，是唐代四大交通动脉之一。且河东去两京距离较近，

南下洛阳，西至长安，数日可到。京师一旦有变，即可火速勤王。三者，河东乃李唐崛起之所，帝业之基，政治意义显著。

基于上述诸因子，李唐极为重视河东地区的军事建设。唐在河东经常屯驻重兵，武德五年，以并州为全国四大都督府之一。唐长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地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当时，关中兵力最为集中，设折冲府261个，拥兵26万，约占军府总数和兵力总额40%。而河东道164府，总兵力约占全国25%，仅次于关中。正如开元间丽正殿学士韩覃所说:“夫河东者，国之股肱郡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开元间，由于战事频繁，在边防重镇多设置节度使。天宝初年，全国共设九大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共十镇。河东节度使便是其中之一。河东太原城在唐代更是备受历代帝王重视，几经扩建和完善，根据新旧唐书等诸多记载，太原有东城、西城分据汾河两岸，中有跨汾河而建连接东西两城的中城，号“太原三城”，且其墙高池深，真可谓固若金汤，正如清代顾祖禹所说：“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也。”

五代时，河东地区虽然由于藩镇混战经济受到重创，但其作为战略要地的意义有增无减。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皇帝均是以河东为根基，凭险固守，厉兵秣马，抗衡中原王朝，以观天下之变。迨中原有变，即挥兵南下太行，飞渡黄河，直取开封、洛阳，控制北方，推翻旧廷，另建新朝。十国中的北汉正是靠太原城的坚固及河东北接强胡，利于契丹南下救援的优势才打退北周及北宋的多次进攻，延续了28年的寿命。故而平北汉之后，宋太宗下诏毁掉太原城，另建新城。

异彩纷呈河东文化

唐代河东地区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及文学家，他们为恢弘灿烂的大唐文化宝库增添了宝贵的内容和绚丽的光彩。现仅举述其中一些对后世文学发展道路有较大影响和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名人，以观其兴盛。

唐代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唐初文坛有“四杰”之称，四人都善于诗文，为后世唐诗的繁荣起了很好的奠基作用。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绛州龙门人王勃。他在文学方面主张实用。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而他创作“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显示唐代诗风发展的新趋向。

盛唐时期，中国文坛上除李杜之外，还有另一大家，即太原祁县人王维。他不仅擅长作诗，而且工于绘画，精通音律，融音乐、绘画于诗中来展现自然风光之美，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给人以清新之感，别有一番风味。王维是当时“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盛唐的著名诗人中，王昌龄和王之涣也出自河东。其中王昌龄尤善于五言诗及五、七言绝句，被誉为“七绝圣手”和“诗家天子”。二人均是当时著名边塞诗人。他们的诗词善于在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中，展现深远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将边塞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