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初末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的原因

浅谈20世纪初末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德国，曾经像“幽灵”一样在欧洲的大地上徘徊。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一个时代具有国际普遍性的问题和呼声，因而自它产生之后就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并深刻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进程，从而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一切不抱偏见的人们都已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具社会效用和实践意义的思想体系。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弥散、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赢得了其他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比拟的荣耀和辉煌。

然而，如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所经常昭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径情直遂的。在二十世纪初末，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两种截然不同态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这一个半世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归结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得到检验和证实的变化，如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和全球化趋势，可以说，当年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全球扩张必然造成的种种“从属”现象，以及存在于“生产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在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没有预见到的新变化，如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而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而这些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种种原因，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乃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的“逆转”，使社会主义的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在在二十世纪初收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事实上，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不少在西方甚至在世界范围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直接就自称或被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到盛极一时的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当代公认的国际著名学者，如法国的德里达、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和美国的詹姆逊等，都对马克思主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或者至少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马克思写下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化、技术进步、高雅文化的衰落、现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质等动人的段落，现代经济学家们又碰到这些问题，他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步马克思的后尘。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一个将经久不衰的知识成就，就是对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阐述。

另一方面，从世界角度说，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苏联建设初期计划经济成效显著；二是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两者碰到一起，就产生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十分正确的假象；人们纷纷模仿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因此红透半个地球苏联建设初期，几乎是处于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然而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不仅消除了内忧与外患，而且在经济以及国民建设过程中取得空前绝后的成绩。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的萧条，广大劳动人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纷纷失业，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这一切，都使得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去试图寻找一个解决良方，人们也纷纷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对社会主义有了空前的传播速度。

马克思主义有利空前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历史环境来反思和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论假定。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理论必须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它自身的定位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

主义的这种自我定位是我们确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的前提。它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来对待理论，而要把理论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来看待理论。也就是说，它要求根据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对理论所产生的意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按照理论与实践能动统一的原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可以避免像宗教教条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检验一切价值和效用的永恒真理。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理论自身的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思想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终极真理的教条，相反，他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自觉地以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自己所作出的结论。即使是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马克思也勇于自我批判。他在与恩格斯合写的该书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例如，“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17]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认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不可逾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还批判过俄国民粹派试图借助村社绕过资本主义的幻想。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批判了自己原来的结论。1877年，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谴责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批判就是否定，自我批判就是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理论和观点的公然放弃，也包括对不太完善和成熟的思想和学说的补充和修正。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都必将实现理论本身与时俱进的发展。自我批判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必要中介，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是为了实现与客观实际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规律与沃勒斯坦所采取的分析策略类似，美国学者凯尔纳也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与某种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他所批评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终结，而只是表明正统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在他看来，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因此，苏联的解体只是意味着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他指的是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声称它是对历史运动的理论概括，声称自己是以对历史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并表现出某种必然论、教条主义和独断论的特征。凯尔纳认为，这种版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完全不可信的和陈腐的。然而，因为这种特殊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效而谴责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过分简单化和徒劳无益的”。事实上，“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莫提供理论的和政治的源泉。

然而，在二十世纪末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又是何原因？苏东剧变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各种贬低乃至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迅速蔓延。国际上，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昔日强大的竞争对手失去了制度支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对抗也趋于淡化，经济全球化及其所推动的政治合作与文化交流普遍开展，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似乎获得了全球的合法性。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使其声名鹊起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3）中，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背景，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在全球全面胜利的图景，宣称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所能够选择的最好的、从而也是最后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作为制度而言已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有效的替代选择，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上最后一种政治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