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形象的重要典型意义

阿Q形象的重要典型意义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不仅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无房无地，从帮人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作品在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对农民生活命运的描写，未庄是旧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一方是赵太爷、钱太爷等极少数封建地主阶级，另一方面是阿Q、小D等贫苦农民。阿Q就生活在未庄这个封闭型的封建小王国中，受尽了赵太爷这些封建土皇帝的剥削。文中通过“恋爱悲剧”描写了这个土皇帝的威势和贪婪及封建王国的人际关系。比如，阿Q向吴妈求爱，使得阿Q不仅被赖去了工钱，榨去了破布衫，破棉被，破毡帽，而且“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更使阿Q在未庄的生计也被断绝了。这些便造就了阿Q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自大，自轻自贱，欺凌弱者，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之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文中从多方面作了出色的描绘。和别人口角时，他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被赵太爷打了，会想：“现在的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但想起赵太爷这么威风，现在居然成了他的儿子了，就得意起来。被假洋鬼子打了，以调笑，欺侮小尼姑博得闲人们的喝彩而对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轻松得飘飘然似乎要飞去了，他忌讳别人说自己是癞头，忌讳到十分可笑的地步，有时又说别人还不配，仿佛他的癞头也是十分光荣的。等等都表现出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无法抗争的麻醉剂。

阿Q出现的时代，是一种从封建统治阶级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失败，封建势力变为革命党的过程。进而产生了既以自欺，亦以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所以阿Q这一典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面镜子，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阿Q的性格又是丰富的，除精神胜利法外，他主观，狭隘，保守。在那样的时代，封建统治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意识和社会舆论，人们以统治者的思想为思想，代替了独立自主意识。阿Q死得冤枉，死得糊涂，直到最后看见围观者狼一样的眼睛，才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阿Q的被枪毙，未庄舆论认为是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阿Q正传》这部作品从它出世以来，对于它的含意与意义的探讨，纷纭不一，过去我们多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品评，这自然是可以的。因为作品许多画面，写到了未庄社会，写到了辛亥革命，并且把阿Q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虫豸”似的人物连结起来，自然是有道理的。

潜意识学说中的“自我防御”机制便是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时，接受潜意识的最好依据，研究者认为这是人受到挫折后因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丧失以及失败感和罪恶感的增加而产生的焦虑，为了消除焦虑，使心理上这种紧张和不安情绪趋于平衡，便产生了自我防御的措施。阿Q的精神防御，实际上是他精神胜利法的内在表现。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诚然是在人失去正常的防御能力下的产生的变态心理，人的性格被异化的社会状态下，一种被扭曲的行为。这种变态心理，在更深层面上，隐含着社会的悲剧。这便是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颠倒，在人的灵魂中所造成的畸形和病象。阿Q正是在这种变态的反抗下，由无可奈何的愤怒到求得心理平衡。然而它又总是在负面的效应中得到的结果。正如路易斯·享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引言》中所说：“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相类似的需要，并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人同的心理作用”。这样看来，阿Q的精神状态，在其他民族或学说中寻求共同的印痕，便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鲁迅之所以要塑造阿Q这一典型，之所以要抨击“精神胜利法”，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长

期闭关自锁，发展缓慢，到了近代，已经严重落伍。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洋枪洋炮打上门来，中国一下子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民族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打击和失败，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屈辱与痛苦。这样，本来的民族自大便极易转变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来掩饰、安慰现实中实际的失败。这种精神胜利法不仅存在于封建统治者身上，而且也蔓延到普通民众那里，成为整个民族的一种病态的精神特征。鲁迅正是敏锐地看到这上点，把它浓缩到一个具体的，独特的人物形象之中，这样，以“精神胜利法”为基本性格特征的阿Q，就成为一代中国人所具有的精神缺陷和弱点的典型画像，他的不幸遭遇，就成为近代中国整个民族苦难历史的写照。总之，阿Q的生命史可划分为极不平衡的两个层面；在行动的，物质的，客观的层面，他愈来愈走下坡路，一生备受艰辛与欺凌；可是在幻想的，精神的，主观的层面，他却愈来愈高昂兴奋，终其一生都没有任何辛酸感与耻辱感，永远是一副胜利者的模样。面对阿Q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我们除了感到深深的悲哀之外，还能怎样呢？所以，沈雁冰认为：“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不仅如此，阿Q这一形象还具有跨时空的意义，他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带有巨大普遍性的心理现象。一位美国学者印证了这一点，认为阿Q不仅是“中国人中的‘每一个’”，而且“也是全世界人中的‘每一个’”。当然，《阿Q正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是非常广阔的，它除了表现“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之外，还描写了以赵太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阿Q的压迫和剥削，描写了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的投机革命，描写辛亥革命的失败并对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这些都增加了作品的历史容量，丰富了作品的思想主题。

《阿Q正传》在艺术上除了具有鲁迅小说的整体特色之外，还具有一个更鲜明的特色，悲喜剧交融，在鲁迅小说中，《祝福》、《孤独者》、《伤逝》等是纯正的悲剧，《肥皂》、《高老夫子》是典型的喜剧，而《阿Q正传》则表现出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融和。这首先表现在阿Q的性格中。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阿Q毕竟是个被压迫者，毕竟“有着农民式的质朴”，性格中毕竟还有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以，鲁迅并没有彻底否定假洋鬼子和赵太爷那样彻底否定阿Q，而是充分肯定阿Q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权利，对于他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鲁迅又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性格中无价值的东西主要就是“精神胜利法”，鲁迅把它揭示得淋漓尽致，无情地将它“撕破给人看“。因此，阿Q性格中既有悲剧成分，又有喜剧成分，鲁迅对阿Q是既有同情，又有嘲讽，其次表现在作品的场面中。《阿Q正传》颇多喜剧场面，但它们几乎都渗透着深刻的悲剧意义，阿Q同王胡比赛捉虱子，同小D演龙虎斗，调戏小尼姑等等，这些场面固然引人发笑，但更使人对阿Q的愚昧，落后感到悲哀，《阿Q正传》中的悲剧场面又几乎都揉和着一定的喜剧气氛。阿Q被抓起来要杀头了，然而阿Q却“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的”，“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他“并不十分懊恼”，反而对画那个意味着杀自己头的“圆圈”十分起劲，“立志要画得圆”。在这种悲剧性的场面中，鲁迅穿插进喜剧性的细节，就使读者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不禁露出辛酸的笑意。再次表现在作品的语言中。《阿Q正传》写的是一个悲剧，但它的语言丝毫不象鲁迅其它悲剧作品那样凝重，郁闷，迟缓，而是显得非常轻松，机智，幽默。鲁迅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杂文笔法，把杂文中的议论，反语，庄词卑用等都移到小说中来，从而创造出了寓泪于笑的艺术效果。总之，《阿Q正传》通过阿Q这一人物形象把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在一起，它们互相加强，彼此促进。喜剧中溶进悲剧因素，就使喜剧有了更深邃的社会内容，使人们在发笑时心头却感到隐痛和忧郁。悲剧中溶进喜剧因素，决不是为了冲淡悲剧气氛，而是让悲剧通过喜剧形式表现出来。悲剧与喜剧的融合，使《阿Q正传》中的阿Q 具有了一种奇异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