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思想状态

苏

轼

的

思

想

状

态

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

另一方面他又因壮志难酬而苦闷，经常闭门思过，消极彷徨，时时向佛道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又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就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比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词前有一段序言：“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然而，词人是在借此表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宽阔胸襟。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仕途与人生旅途一样也免不了经历坎坷，只要有了这种坦然的态度就能安之若素。

但谪居于黄州，这毕竟是苏轼生平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因此他的内心世界与情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苏轼能够豁然地对待荣辱得失，但是对现实仍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他渴望摆脱尘世烦扰、去过潇洒隐逸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洋洋洒洒的《临江仙》一文：“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以说，苏轼的词揭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轼的词，得到了彻底的升华。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以及思想上的矛盾。经千百年之后，仍可以详见其人。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在苏轼以前，由于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大同小异，形式、句法、口吻、声情差异有限，尽管词人们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贡献，但多数词人的艺术个性却表现得不够深刻，不甚鲜明。某些艺术风格相近的词人作品，竟相互混淆，至今尚无法辨明。而苏轼的词则与众不同。在他的词里，不仅闪耀着鲜活的生命力，更有着十分清晰的面貌，即使把它混杂在别人的作品里，也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旧党人物开始得到起用，朝廷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却有独到之处，他主张“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们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一些像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自司马光病死后，苏轼更为旧党官僚所忌恨、排挤。于是苏轼再次要求外放，在元祜四年三月出任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又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元枯六年二月，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想有所建树，不料却又被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再次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往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选拔后进，于是便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人才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了文坛的领军人物，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直到后来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于是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早已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竟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更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至琼州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但苏轼不计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勤于政务，后被赦免还朝。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行至大庾岭时，曾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慷慨。不料苏轼却在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

纵观苏轼的一生，他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如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修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提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作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博学高逸，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并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寺，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道思想更加急剧发展。甚至远贬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道，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充分表现在他的文学佛学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有潇洒自适的抒情。

二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当时作者已47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两年多了。词人在政治上遭到了“乌台诗案”的严重打击，思想异常苦闷，因此，他常常在登山临水和凭吊古迹之中来寻求解脱。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有时因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暂时的平静。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牢骚与不平，往往要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火山爆发式地喷薄而出。他的著名散文前后《赤壁赋》以及其他许多著名诗词就是这种思想感情冲击下的产物。《念奴娇》正是这一时期传诵最广的名篇，也是苏轼词中的代表作。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乱石穿空”三句是词人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

下片可分两段。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作者赞佩与向往之情。“遥想”二字紧承“周郎赤壁”与“多少豪杰”，过渡巧妙自然。词人抓住儒雅名将周瑜的某些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行为特征，“小乔初嫁”以衬托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以表现其举止风雅，“谈笑间”以显示其谋略智慧，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