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思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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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

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
另一方面他又因壮志难酬而苦闷,经常闭门思过,消极彷徨,时时向佛道思想去求解脱。

但这几年却又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就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

比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词前有一段序言:“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从序中的介绍来看,这首词写的不过是途中遇雨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得的感受,然而,词人是在借此表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展示自己的宽阔胸襟。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由于“雨具先去”,同行者皆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通身湿透、急匆匆寻找避雨处所的“狼狈”相。

而苏轼却是另一番气度:他在风雨之中“竹杖芒鞋”,“吟啸徐行”,另得一番乐趣。

骤雨泼身,可以置之度外;“穿林打叶”之声,可以充耳不闻。

自然界的风风雨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遇上了只需坦然对待。

仕途与人生旅途一样也免不了经历坎坷,只要有了这种坦然的态度就能安之若素。

但谪居于黄州,这毕竟是苏轼生平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因此他的内心世界与情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尽管苏轼能够豁然地对待荣辱得失,但是对现实仍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他渴望摆脱尘世烦扰、去过潇洒隐逸的生活。

于是就有了洋洋洒洒的《临江仙》一文:“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可以说,苏轼的词揭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

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轼的词,得到了彻底的升华。

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以及思想上的矛盾。

经千百年之后,仍可以详见其人。

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

在苏轼以前,由于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大同小异,形式、句法、口吻、声情差异有限,尽管词人们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贡献,但多数词人的艺术个性却表现得不够深刻,不甚鲜明。

某些艺术风格相近的词人作品,竟相互混淆,至今尚无法辨明。

而苏轼的词则与众不同。

在他的词里,不仅闪耀着鲜活的生命力,更有着十分清晰的面貌,即使把它混杂在别人的作品里,也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旧党人物开始得到起用,朝廷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

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

但苏轼对待新法,却有独到之处,他主张“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们全盘否定新法。

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一些像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

自司马光病死后,苏轼更为旧党官僚所忌恨、排挤。

于是苏轼再次要求外放,在元祜四年三月出任杭州。

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

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又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元枯六年二月,苏轼以翰林学士奉旨召还京都。

入朝后本想有所建树,不料却又被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再次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往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

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选拔后进,于是便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人才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

苏轼俨然成为了文坛的领军人物,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直到后来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于是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

但这时的新党早已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

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竟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更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

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

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至琼州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

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

但苏轼不计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勤于政务,后被赦免还朝。

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

行至大庾岭时,曾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慷慨。

不料苏轼却在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沉浮的一生。

纵观苏轼的一生,他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如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修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

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提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

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作坊,抗策减税。

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

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

苏轼一生博学高逸,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

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影响,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并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

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寺,拜访名僧。

黄州五年,他的佛道思想更加急剧发展。

甚至远贬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

以儒为主,融合佛道,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

这种思想境界充分表现在他的文学佛学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有潇洒自适的抒情。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

当时作者已47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两年多了。

词人在政治上遭到了“乌台诗案”的严重打击,思想异常苦闷,因此,他常常在登山临水和凭吊古迹之中来寻求解脱。

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忘情政治,有时因外界事物的刺激和诱发,他便无法保持内心暂时的平静。

他的热情,他的理想,他的牢骚与不平,往往要通过文学这一喷火口,火山爆发式地喷薄而出。

他的著名散文前后《赤壁赋》以及其他许多著名诗词就是这种思想感情冲击下的产物。

《念奴娇》正是这一时期传诵最广的名篇,也是苏轼词中的代表作。

这首词描绘了赤壁附近的壮阔景物,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赞美,抒发了诗人的理想抱负以及老大无为的感叹。

上片写景,由景入情,引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

开篇“大江东去”二句,大气包举,笼罩全篇,反映出词的主导思想:历史上的“风流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浪花“淘尽”,更何况无声无臭的碌碌凡夫!无穷的兴亡感慨由此生发。

次二句以精炼的笔墨点出时代、人物、地点,为英雄人物的出场做好铺垫。

“人道是”三字,既烘托出古代战场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的声名,同时又暗中交待这个“赤壁”并非当年真正鏖战之地,只是人们的传说而已。

“乱石穿空”三句是词人目击之奇险风光,惊心动魄:穿空的乱石、拍岸的惊涛、如雪的浪花,都似乎是在向后代显示着当时的威烈,诉说着当年“风流人物”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这三句,有仰视、俯视之所见,有远景、近景之交叉,有色彩,有涛声。

全词只这三句正面描写赤壁景色,但却写得意态纵横,精神饱满,古战场的声势被和盘托出,渗透到全篇的每一角落,只待人物出场了。

“江山如画”两句,一笔收束,总上启下,自然地由古代战场过渡到古代英雄人物。

下片可分两段。

从“遥想”到“灰飞烟灭”,刻画周瑜少年英俊,从容对敌的雄姿,抒写作者赞佩与向往之情。

“遥想”二字紧承“周郎赤壁”与“多少豪杰”,过渡巧妙自然。

词人抓住儒雅名将周瑜的某些具有典型性的性格行为特征,“小乔初嫁”以衬托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以表现其举止风雅,“谈笑间”以显示其谋略智慧,寥寥几笔,就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从“故国神游”到结尾是又一层。

这五句既表现出作者对理想境界的“神游”,又反映出作者对人生所持的虚无态度。

就全篇而言,贯穿始终的并不是“人间如梦”,而是对“风流人物”的赞美,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牢骚和愤慨。

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
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构成这首词高旷豪迈的风格。

它那永世不衰的、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也就产生在这里。

这首词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它创造性地刻画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把登临怀古词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此之前,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主要是用来描写男女风情及羁旅闲愁的。

柳永词在内容上已有所扩展,但幅度有限。

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气势恢宏,格局开张,是北宋词坛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但在构思上仍限于吊古伤今。

苏轼在此基础上,把一般的吊古伤今提高为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唱叹与赞美。

此词之所以为高,原因正在这里。

《念奴娇》艺术上的另一特点,便是发展了情景兼融这一传统艺术手法。

作者从眼前的自然风光起笔,引出历史人物,抒发个人感慨,险奇壮丽的赤壁风光成为词人追慕古代英雄人物、抒发个人豪情的有力烘托,自然山水、历史人物、个人感慨三者交织在一起,并以抒写词人的理想抱负与老大无为的感概为核心。

词中描摹江山如画,渲染周瑜的功绩,都是为了使这一感慨表现得深沉、悠长而又具体。

这首词另一特点,便是语言精炼而有特色,用墨不多而形象却异常鲜明。

写景:“大江东去”,“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滚滚长江,波涛汹涌,赤壁矶头,山势险峻。

在此背景里出场的历史人物却是“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看,当年的周郎何等风流儒雅,从容不迫,料敌如神。

凡此种种,均有效地增强了这首词雄奇的意境与豪迈的风格。

无怪被后人叹为“古今绝唱”了。


《前赤壁赋》是苏轼贬谪黄州后的作品,它反映了作者在这个政治失意时期复杂的心态。

可以这么说,文章中主客二人由乐到悲、又由悲到喜的感情变化过程,其实就是苏轼自己在这一时期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

苏轼在文章中展开了思想深处的矛盾斗争。

怎样看待被贬逐的不幸遭遇?对仕途上的这一重大挫折何以自处?文章第一段所表达的“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受,实质上反映了苏拭在贬谪初期寻求超脱现实的强烈愿望。

而第二段中由曹操“而今安在哉”引起的怀古伤今的苦闷,以及“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他回忆当时处境,还心有余悸,说自己是“惊魂未定,梦游缧世之中;只影自汝州表》)
身经如此重大打击,苏轼锐气渐失,苦闷难道,便一面从佛老思想中寻求解脱,一面到自然山水中获取安慰。

元丰五年(1082)的7月和10月,
他先后两次泛游黄州赤壁,写了两篇以赤壁为题的赋。

为示区别,一般
称第一篇为《前赤壁赋》)。

文中所记的赤壁,是黄州的赤鼻矾,当地人因音近而误称为赤壁。

这和
历史上著名的三国赤壁大战旧址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苏轼只是有意借题
发挥,来抒写自己在黄州时期的怀抱感慨。


文中洞萧之声悲,实则暗喻作者心中之憾,此乃作者因“乌台诗案”负“莫须有”之罪名,被贬谪黄州,使其雄才难展,壮志难酬,对一个“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有志有才之人来说,实是人生之大憾。

憾则憾矣,但作者并不因此消沉,而是积极的自为开脱,保持乐观的心态,因此也就有了下文的与客对话;作者问萧声悲的原因:“何为其然也”客人对“悲”的解释:一是想到当年赤壁之站的风云人物都已一去不返,何况我辈等闲之人呢?二是广阔的天地和悠悠不尽的长江而感到人生之渺小与短促,于是乎,悲从中来。

这段客人的答话,其实是作者政治上失意后所产生的人生无常的消极情绪的真实流露。

这样说来,似乎与前文有些矛盾,其实不然,苏轼睿智之人,七情六欲自然丰富于常人,对景生情,触发因政治失意而产生的一时消极情绪,亦属自然。

最为可贵的是,他能从此消极情绪跳出来,转入理智和超然。

此段文字,文气充沛,感情深沉,为逼出下文主人对客人的劝慰作了充分的准备。

于是也有顺理成章地有了下文主人对客人的劝慰,着重的表现了作者“变”与“不变”的相对主义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念,这是全文的主旨所在,这其中,虽然有作者纵情山水与世无争的消极思想,但更主要的是一种旷达,一种洒脱,一种理智和超然,这实在是常人难及的,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者常十八九。

尽人事而顺自然,这实在是一种大彻悟、大智慧。

正因为苏轼如此,方成就了千古文豪!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最后一段,文章以主客开怀畅饮,由悲伤又转到了快乐,和文章开头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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