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流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意识流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
文章概述了佛洛依德意识流分析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分析研究了意识流对王蒙写意识流小说的影响：第一，他非常中肯在意识流小说中用心理时间来架构作品，对繁芜复杂的人的内心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第二，他打破传统心理小说中那种有序、前后有必然联系的联想方式，而是用一种无序的、非正常的但又符合人们心理活动实际的联想方式来表达人物那种自然真实的心理流动状态；第三，他打破时空顺序，用一种看似混乱却井然有序的情节，用这种大幅度跳跃和大跨度变化来述写人物内心的意识流动状态。

标签：弗洛伊德；意识流；王蒙；影响
一、意识流创作手法在中国的传播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把人的意识分为三个方面：前意识、意识和无意识，其中前意识和无意识成为在意识流小说中经常表述的潜意识的主要方面。

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揭示的“潜意识”这一命题是人们意识流动的主导因素，同时，在意识流小说中，我们所读到的那些通过意识或理性而无法控制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其理论支撑即是“潜意识”。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对意识层面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把人格划分为三个方面：“本我”、“自我”和“超我”。

其中“本我”是最原始、最具有生物性的一种人格本能，这一人格本能在意识流小说中正是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写作技巧来表现的。

我国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是在弗洛伊德及其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初露尖角的，在这期间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鲁迅《狂人日记》中对梦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非理性意识活动的影子。

这应该算是在这两次“弗洛伊德热”之外的，我们所能解读到的最早的关于意识流的创作。

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特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新感觉派应时代大潮的召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新感觉派主要关注对新感觉、城市病等的表现，并把现实主义融入其中，所以在这一文学流派的作品中虽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但是与其所表达的主题相比，其运用意识流手法所进行的艺术的审美和理论的阐释就逊色了许多，因此在具体运用方面显得极不成熟。

所以，在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探索之路上，新感觉派就此止步了，并没有真正地在中国传播意识流的创作手法。

中国意识流小说得到充分自觉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

鉴于当时的社
会大环境，意识流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寒冬之后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这一时期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被再一次运用到小说创作当中来，但是与之前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意识流的方法是作为一种真正地艺术实验被引入到小说创作机制中去的，其意义之深远，就毋庸置疑了。

这一时期，在这一文艺思潮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国文坛出现了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写意识流小说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能自觉地运用意识流的方法进行创作，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到意识的流动，但是这种意识的流动与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心理描写并不等同，这种意识流动的主动权由作品中的人物决定而非作者，因此，这就是此类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一大创新和突破，顺理成章地这类作品也因此开启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的先河。

鉴于文坛上出现这样一个打破传统小说创作手法而以描写人物意识活动为主的文学流派，我国文艺界就此文学现象曾开展过广泛地研讨，无形中对意识流手法的传播却起到了一定意义上的促进作用，所以，这一时期，意识流小说呈雨后春笋般的生长态势，很快占据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半壁江山。

但是，中国的意识流小说不同于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在中国这一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像王蒙等人的意识流小说都沾有中国本土文化的气息，所以很多人又把中国本土的意识流小说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

但是，“意识流文学主要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的真实，突出人物的内心矛盾，在描绘当代人的复杂灵魂方面，意识流确实比传统方法优越。

”
王蒙等进行意识流小说创作的作家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本土文化对他们的熏染与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对他们创作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他们在吸收、借鉴西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同时，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状况，创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带有中国文化印痕的意识流小说。

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有所不同，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唯心论体系和非理性主义对意识流小说的指导意义进行了否定，进而表现为——先是“人的自觉”，而后是“文的自觉”，这样一种对理性主义的阐释，在作品内容方面，主要传达对人文精神和现实感受的实时信号，与西方艰涩的哲学体系相去甚远。

在这些作品当中，作者更同意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生活相联系，认识到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的流动，其实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和折射。

二、王蒙对意识流手法的认识与运用
王蒙对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开创了中国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河，将他视为“中国意识流小说创作的鼻祖”一点都不为过。

从1979年开始，王蒙先后创作了《布礼》、《夜的眼》、《海的梦》、《春之声》、《蝴蝶》、《风筝飘带》、《杂色》等这些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中短篇小说。

此后，这一时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极大地敦促了中国文艺界在小说创作方法上的革新与探讨。

王蒙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认识和阐释就当时来讲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他肯定
了西方意识流这种文学创作手法对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并加以借鉴，以便更真实地“写人的感觉”；同时，他非常中肯在意识流小说中用心理时间来架构作品，丰富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进行了大幅度地跨越，对繁芜复杂的人的内心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

王蒙在《关于“意识流”的通信》中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界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富也更文明的灵魂。

我们不同意把心理生活与社会生活对立起来，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只不过我们希望写得‘独具慧眼’，更有深度，更有特色，更有‘味’。

因此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而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

”在此当中，王蒙强调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更多地是为了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的广阔而丰富的心灵空间进行关注，力求用更自由、更痛快的方式对现实生活进行描摹，更大程度上掌握人的意识活动的流动态势，以便更好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实际在人的内心所留下的印象。

中国意识流小说作家对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的非理性因子持排斥的态度，更多地强调理性精神在作品创作中的指导作用，王蒙也不例外。

但是在他的意识流小说之中，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与理性相去甚远的、无逻辑的、云来雾去、跳跃波动幅度极大的片段，鉴于意识流创作手法的特殊性，即对人的意识流动进行描写的创作实际，出现这种与其指导思想相左的现象是可以理解和符合创作事实的。

其实在作品中，也正是有了对这种朦胧、难以觉察的情绪变化的描写，作品恰恰更加贴近了意识流小说的创作精髓。

不难看出，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有许多他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创新与认识。

他打破传统心理小说中那种有序、前后有必然联系的联想方式，而是用一种无序的、非正常的但又符合人们心理活动实际的联想方式来表达人物那种自然真实的心理流动状态。

如《春之声》中，“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柔柔的歌曲吗，叫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

……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

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

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联想到广州的三角形瓷板，美国的抽象音乐，杨子荣的咏叹调，京剧里的锣鼓声，这些都是对这一跨度极大地联想方式的具体运用。

除此之外，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当中，他还创新性地运用另一种写作技巧，即打破时空顺序，用一种看似混乱，没有头绪如一团乱麻的情节井然有序，用这种大幅度跳跃和大跨度变化来述写人物内心的意识流动状态，既使作品主题得以鲜明体现，又对意识流的手法进行了醇熟地运用和深刻地诠释。

如《蝴蝶》中张思远在从飞机场坐车回机关的路上，思绪忽而回到三十年前的小山村，忽而回到现实中的北京，忽而脑中历历再现被称作“老张头”的那段时光，忽而又想及张副部长的日子。

时空纵横交错，不容许读者做过多的思考，瞬间又展现了另外一番情景。

纵然有这时空上的错杂无序，但是人物意识流动的整个过程，读者却能一目了然，这当属王蒙在意识流小说创作上的又一次飞跃。

象征是意识流小说创作中不可忽视的手法。

王蒙对象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象征“往往能给人们很多启示，引起人们的很多联想”，又认为象征“也是生命真实本身所有的一种意义”。

他还就象征的作用和意义，说：“象征不是譬喻，象征是说生活本身往往提供大有深意的形象，这种深意却是相当含蓄而且因人而有不同的解释的，具有某种多义性。

”《杂色》中曹千里骑着那匹灰杂色老马的草原之行其实就是王蒙精神远游的一种象征：
“当曹千里拼命地贬低自己，把自己想得、说得既渺小又卑贱时候，他的脸上会不由自主地焕发出一种闪光的笑容，虽然闹不清这笑容是由于自满自足还是自嘲自讽。

”
但是，王蒙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是追逐精神、心灵的逍遥自在，是“神游”，所以他能把希望、憧憬和妥协、逃避放到一起，看似矛盾的情绪变化，看似有悖常理的意识流动却能在他的笔触之下诠释地如此完美，而又如此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