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只是分享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

识

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文明有多个源头，而不再持有中原一元说。即多个源头相互交融形成了一个拥有辽阔地域的文化共同体，那么这个共同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新石器时代后期和西周时期是关键时期。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交融和西周的封建礼乐制使得各地区的文化渐渐融合成为一个大的文化统一体，这样具有地域和族群意义的华夏文化就形成了。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出现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址，如同满天星斗。分布于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许多地区，共有7000多处。随着它们的发展，地域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强。其一是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北方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展的水平较高，具体表现为农业较为发达，器具较为精致，而东北、西北、华南等边远地区发展速度较缓慢，农业欠发达，渔猎采集非常重要，器具较为粗糙。其二是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在相对稳定的区域中年复一年地劳作，代代相传，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随着文化创造的增加（主要是器具的数量增多、精神文化的丰富），区域独特性越来越强。第一，器物的制作的喜好不同。比如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彩陶瓶，东北红山文化的“之”字形纹陶器，山东大汶口的“豆”等等。第二，崇拜的对象不同，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普遍崇拜玫瑰花，红山文化人崇拜猪首龙身神兽，大汶口文化人崇拜太阳，良储文化人崇拜太阳鸟，等等。可见，当时各地区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似乎看不出共同之处。那么，各地区的文化如何交汇在一起，实现初步统一呢？

首先是各地区的文化相互交流，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渐渐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汇聚了其它地区的文化，但是它又有一定的排斥性，排斥外部地区的文化渗入。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共同体，它是由各地区的文化汇聚在一起而渐渐形成的，其中较重要的是关中仰韶文化、东北辽宁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这三大支，当然也有其他地区的文化的流入。具体来说，关中仰韶文化和东北辽宁红山文化这两大强势文化相互交融，前者的典型器物及特征就是尖底瓶、玫瑰花花纹，后者的是猪首龙身神兽。两者相互交流的证据是在大凌河上游的庙坛冢遗址中出现了上述两种文化因素的组合，玉雕猪笼在墓主人身上，玫瑰图案彩陶盆在积石冢周围。苏秉琦说这是花和龙的结合。之后，山东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又有强烈的交汇。带有龙山文化特征的考古文化遍布黄河中下游，但是在这种同一性内部又有文化来源的差异性：即这些器物大多是灰黑陶，但是各地区的灰黑陶又有差异，如黄河中游的陶器常有篮纹、绳纹、方格纹，显示出黄河中游文化的特征，而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器物多为薄胎细质器，表面多为磨光或素面，显示出山东文化的特征。这说明龙山时代，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和下游的龙山文化有程度很深的交汇。同样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各地区考古文化在黄河中下游汇聚，其轴心就在晋南。因为晋南有陶寺古城遗址，古城遗址规模很大，不仅仅有军事功能，更引人注意的还有祭祀、天文观测、生产生活功能，和后世的君民同居的城邑毫无二致。这座古城可以反映当时存在一股强势文化，以晋南为中心，覆盖着黄河中游，该古城只是这一区域文化的缩影。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内的器物有仰韶文化的特征，即器物组合序列，有红山文化的特征，如猪龙，有良储文化的特征，如“∠”型石推刀。因此可以说，晋南地区汇集了各地区文化，形成了一个覆盖黄河中游，以晋南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

这个文化共同体不仅汇聚了各地区文化，而且有排他性。我们可以从排他性这一特征可以看出当时黄河中下游已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他者”的存在，作为参考，印证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仰韶特征的龙山文化遍布中原、西北、西南等地，却始终被挡在黄河西北岸的滨县-禹城-封丘一线，而山东尽是大汶口特征龙山文化的天下，这说明黄河中下游存在着文化共同体，它有自我意志和他者意识，会排斥他者。古代文献隐隐约约透漏出这一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和排他性。比如古代文献提到五帝的活动范围。《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东到海，西到空桐，南到江，北逐荤粥。颛顼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尚书·禹贡》说大禹的声威和教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以上的说法固然不准确，因为这是后人追述的。但是这些说法有一个规律，即这个大部落联合体的活动范围东至于海，南至汉水，西、北至于农牧分界线（荤粥、流沙），这个部落共同体的势力范围大体和考古发现的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共同体的范围相当。而且《尚书·虞夏书》部分多次提到三苗被排斥在外。从势力范围和多次排斥三苗这些记载来看，当时黄河中下游已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政治上的大的部落联合体。这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次文化一统，是各地区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为后世的大一统奠定基础。

西周时期的分封礼乐制度的推行也是一次文化一统的时期。因为西周和由周分封产生的国都实施周礼，遵循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这样的话，西周和封国所构成的政治联合体连文化上也是一统的，虽然东周时期礼乐制度衰落，但是各国的文化已经被统一了，大家都视自己是华夏，把没有接受周朝规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边远部族称为“蛮夷”。也就是说，分封制度、礼乐制度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国文化一统，导致了“华夏”民族意识的产生，一种以文化为纽带的民族认同意识。而那些没有被引入周礼，仅仅是向周王朝贡，或者是和周王无任何关系的部族，则被视为外族人，蛮夷。

这两次文化一统的差别在于，前者在各部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实现了政治上的大部落联合（五帝时代），政治上的联合（不是合并）又促进了文化的一统。但是各部族保留自己的特色。换言之，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中下游各部族在文化方面走向趋同，确实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主要靠的是利害关系，文化的统一固然能促进各部族的联合，但是文化的作用性次之。利害关系是最重要的。《史记·五帝本纪》说，“诸侯”相互征伐，黄帝恩威并施，使得各部落顺从他，以后诸侯之间发生冲突，就让黄帝（以后有颛顼、帝喾、尧、舜）来主持公道。这个部落联合体主要靠利害关系维持，同时也有文化的纽带作用，但是重要性次之。

到了周朝，周王分封以地域为划分依据，建立许多的邦国，打破了血缘组织，并且用礼法规定各种制度和名物，使得各国的文化统一性大大增强，最后，诸侯国和周朝出现了“华夏”民族意识，以文化作为认同的依据，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主要以利害关系为认同依据，文化次之。这是一大进步，表明从原始社会时期生存下来的各个以血缘为纽带所结成的部族已经消融在一块，形成了华夏族。当然，这时期的文化一统离不开五帝时期的文化一统的奠基作用。

总结一下,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先是新石器时代前期，各地区各部族发生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各部族为争夺财富而发生战争，最后因利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