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流动性

浅析社会流动性

关注“社会流动性”

2011-09-20

（晋城发展研究第32期）

【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术语，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民众在地域上的迁徙情况，因此，也称之为水平流动性，另一层的意思是指人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升迁，是指纵向的流动性。这里主要介绍纵向社会流动性。

按照学究式的定义，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或群体由社会的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活动。具体来讲，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而进一步严格区分，社会流动性又分为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间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前者是指个人在自己一生中的社会地位的变迁，例如，从一个蓝领阶层成为白领阶层。而后者是指下一代相对于父母社会地位的变迁，像奥巴马从一个普通的黑人移民的后代成为美国的总统。

【社会流动性的测度】

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在-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1，这意味着如果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

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变成穷人，这通常是通过大规模的财富剥夺才可能实现的代际变化。一些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就是经常发生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代际之间的过度和无常的变化。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由于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环境等，所以相关系数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完全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社会流动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现在人们高度关注

的政府规模过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问题都是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什么叫静态和动态的不平等？假设有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所有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那么这两个社会更有活力的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差别。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进入了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们是否愿意学习、得到教育和培训以及是否愿意寻找

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希望和机会，让他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如果不管个人如何埋头苦干，收入和财富还是主要由父辈的收入和财富决定，就会失去个人奋斗的志向和激励，失去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情。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来讲，都应具有较为公平的机会，都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和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与此相反，对封闭的社会体系而言，底层向上走的机会甚少，个人的命运难以改变。封闭的社会体系的弊端显而易见，会导致各个社会阶层的仇视、腐败的滋生、社会的不稳定和创新精神的减少。

我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激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们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效率驱动阶段的经济发展关键。

比较世界各国的数据可以得知，一国社会流动性越高，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秘鲁、智利和巴西等国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都超过0.59，这意味着如果父辈教育程度不高，那么孩子也很难接受良好教育，因此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发达国家的教育代际相关系数都低于0.5。【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

题组成员，李春玲认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尚未在中国最终形成，“影响社会流动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教育，二是就业竞争。”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文指出，要把“义务教育均衡化”当做工作重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2011年北大光华EMBA华南校友春季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社会流动性降低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存在某种微妙联系：“尽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学院，基本上是‘择优录取’，本科招生更是集中了全国的‘状元’及顶尖考生，可是，从2003-2010年间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构成数据来看，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在减少，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家庭的学生比例从‘几乎没有’增加到25%，而1000元以下的家庭学生比例却从60%下降到25%左右；农村学生的比例，近年来一直不到10%，与上世纪80年代，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至少有40%的数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可是大学录取率却远低于城市人群，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流动性在降低，农村学子通过就读名校跻身上流阶层，改变命运的机会和通道正在锐减。”

就业方面的不公平也在影响中下阶层往上走，专栏作家R O E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村往往要倾全家之力、耗全家之财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可‘一毕业就失业’的惨淡就业形势，令农村学子‘用读书改变命运’的念想日趋破碎；而与之相照的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家境宽裕的‘富二代’，可以从容通过父辈资源谋求较佳职业渠道，甚至连基本的学历门槛也无需顾虑，变相的‘世袭’和新版的‘读书无用论’并存，草根阶层的升级通道严重受堵，这也是社会流动性削弱的一个显著表现。”“农二代”在教育、求职上均完败于“城二代”。

从北欧各国的经验来看，应致力于促进教育公平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