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赏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不经几番风雨，便难彻悟。东坡一生多遭困顿踬踣，仕途几经沉浮。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次磨难几乎要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东坡对仕途早已厌倦，对人生更是大彻大悟了。

从刚被贬谪（1080年）到作此诗（1082年），苏轼的思想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刚被贬谪时，词人尚在叹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非常希望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可是希望不等于现实，彼时东坡的心里，有的是对仕途的失望，对未来的迷惘，对人生的无奈。其悲观的情绪充盈于词句之中，直至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的喟叹。

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而《定风波》一词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全词是紧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主旨展开描写、抒情的。

写景，景中寓情。全词所述之事、所抒之情，均放被词人巧妙的置于“风雨”这一环境之中来展开的。风是什么样的风？“料峭春风”，“微冷”的春风。雨是什么样的雨？春风轻拂，略带凉意的沙沙小雨，是“烟雨”。也正是这种微风、细雨，才决定了虽无雨具，也不觉狼狈。其实，从生活实际的角度来看，初春的风雨应该说还是很冷的，更不宜在初春的风雨中没有雨具行走。而词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只是一种体验，一种感觉。这里有个比较，词人在序中有言：“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为何“余独不觉”呢？东坡正是在感受这风雨，借这风雨来冲刷心中的块垒。这里似乎在表达，政治上的大风大雨都挺过来了，这自然界中的小风小雨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还有“山头斜照”在前方相迎呢。要说此时东坡的心态已与刚贬谪时大不相同了，少了一份迷惘、哀叹，多了一份缓和、宁静。

状物，物有所寄。在风雨、斜照所营造的环境之下，词人巧笔点染“竹杖芒鞋”和“一蓑烟雨”两句，颇有意味。竹杖、芒鞋（草鞋）本是村野农夫所用之物，如今都出现在词人身上，客观上也说明了词人早已混迹平民之中，穿着行为与百姓无二；主观上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本愿作一介百姓，我更爱这竹杖芒鞋，它们比皂靴宝马更轻便、更好。仅一个“轻”字，便刻画出东坡那满身、满心的轻松来。关于“一蓑烟雨”，历来有多种理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似乎更应该看成是一种写意手法，词人化实为虚，既能让读者感到披蓑戴笠、烟雨濛濛，又让读者去体会那种渔樵江渚之上的逍遥惬意。这样理解也许到

更确切。

抒情，冲淡平和。一切景语皆情语。所写之景，所状之物，均为所发之情服务。同时词人又是通过虚词和动词的巧用来完成的。“莫听”两字劈头而来，便将那些风风雨雨全部抛在一边。“何妨”“徐行”二词似在劝别人，实际是在劝自己：这样的小风小雨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不但不值得逃避，反而可以让人好好地享受一下。真是不一样的襟怀，不一样的感受啊！不是经历大风大雨，焉能如此？“谁怕?”以反问句出之，干脆利落，掷地有声。什么样地苦都吃过了，还怕什么？“微冷”一词则准确地传达出词人此时地感受——这些风雨

是轻微的，不但不令人害怕，反倒可作欣赏。最后，全篇的情感都归结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句上。这一句是众口流传的佳句，词人巧用双关，以“晴”谐音“情”，巧妙地将自然之景和心中之情结合起来，了无痕迹。而“无”字在一句之内地重复使用，不仅音韵铿锵，更是将词人那种无牵无挂，无欲无求，冲淡平和之情充分地表露出来。虚词和动词的巧妙结合使用，有效地传达出词人内心地平静与冲淡。

综观全词，我们可以用一幅画面来作结：一位老人（其实只有四十五岁），在料峭的春风和微冷的细雨中，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时而低吟，时而高歌，缓缓地走在泥泞地沙湖道中！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世上原本就没有风雨。如果有，那么他也更愿意醉卧芳草听风雨。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在他之前的北宋词坛上，婉约派占统治地位，内容大都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风格婉曲缠绵，未能跳出词为“艳科”即专写男女之情的樊篱。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了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形式、音律、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

一.苏词“以诗为词”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的说法。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提出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异曲同工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