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民族圣地_仝红星

第34卷　第4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V ol.34　N o.4 J 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Jul.2007

河洛文化与民族圣地

仝红星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摘　要:民族圣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文化圣地密切相关,民族圣地是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圣地”:河洛地区是古中国的地理中心,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河洛地区是炎黄文化遗存的核心区域;在文化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也在河洛地区;从姓氏看,华人姓氏都直接或间接起源于河洛地区;“根在河洛”一词有更广泛的内涵,汉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等文化之根也在河洛地区;以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河洛文化;民族圣地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4-0172-03

近年来,关于河洛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河洛文化空间概念的讨论,二是关于河洛文化的地位问题,三是关于河洛文化的影响问题。笔者把河洛文化研究与“圣地”理念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河洛文化的讨论,以期寻找河洛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一、民族圣地的社会意义

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民族都有圣地或者一定的圣地意识,每一个强盛的民族都有强烈的圣地理念,而衰落的、消失的民族往往都与淡化的圣地意识有关。不仅如此,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冷战的结束,民族意识的凸显和宗教的复兴,圣地有普遍强化的趋势。对我国来说,确立民族圣地的理念具有如下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文化圣地密切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1910年后,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是以劣等的姿态浮现的。东方文化眼界主要是依靠台湾和海外华侨学者的热烈主张而展开的。在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中坚持东方文化眼界的也很多。中国内地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比较晚地听到呼声。东方文化的呼声,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更加扩大,至20世纪末,则呈现一种强劲的“复兴”态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一直有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不能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差别仅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积极作用的大小、强弱和主次关系。其中持乐观倾向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应该而且能够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它是现时代文化发展的“源泉”。持这种看法的学者直接提出了“复兴儒学”、“全面振兴国学”的口号[1]。既然如此,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河洛文化的研究就有了特殊意义,可以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性研究。推而广之,中华传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研究、发扬和传播,与文化的发源地(圣地)是密不可分的,它似乎具有了文化寻根的意义。

(二)民族圣地是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20世纪末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和河洛文化研

收稿日期:2007-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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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366/ ki.1000-2359.2007.04.041

究的兴起与国家统一、民族凝聚力问题是紧密联系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凸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其与海外的联系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随着经贸活动的发展,长期被“分割”的海内外华人必然寻求共同的民族情感和认同意识,从而在表层上导致了持续不断的寻根热。文化认同感的增加和持久的寻根活动,对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祖国统一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圣地可以理解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支点。

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地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地。

(一)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是古中国的地理中心,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农耕时代是理想的建都之所

优越的环境是河洛地区成为民族圣地的环境原因。“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指洛阳一带[2]。《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皕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也是后来河南省地区称“中州”或“中原”的由来[3]。

河洛文化从其初生起,就具有极适合文明发育的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这里因此长期成为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历史上一些重要王朝在洛阳定都,当然有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然而自然生态方面的因素也不宜忽视。就周平王东迁而言,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以畜牧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犬戎和秦人,共同压迫以农耕为主的周文化向东退却。这一历史转折应当是以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为条件的。而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也正是以其生态环境为背景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占据河洛地区这一黄河流域典型的生态区,以成功地适应和领导北方经济文化的动机。《三国志》中多见曹魏贵族猎鹿的记载,其中许多是发生在洛阳地区的。洛阳又以牡丹知名,历代名士骚人对洛阳名花的赞叹,也使得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河洛地区历史上良好的生态条件和生动多彩的画面[4]。

(二)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是炎黄文化遗存的核心区域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迄今,在全国范围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多元论”或“满天星斗说”。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实现“突变”,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的,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是考古界、历史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我们说`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符合历史实际的”[5]。炎帝和黄帝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对炎黄二帝故里的争论早已有之,但大多都没有超出河洛地区的范畴。大量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活动的主要或核心区域。

由夏以降,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故称洛阳为“九朝故都”(九表示多数)或“十三朝故都”。在中国八大古都中,以洛阳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二里头夏都斟被称为“华夏第一都”;沿洛河由东向西一线,在50公里以内,保存下来五座古代都城遗址(由东向西依次为:商都西亳、夏都斟、汉魏故城、隋唐东都城、东周王城),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仅见的。凡此,在八大古都和100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洛阳应是当之无愧的“古都之首”、“名城之冠”[6](P4-5)。史家司马光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名句肯定了洛阳作为中国历史的缩影或象征的地位。

(三)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

产生在洛阳的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之根。《易·系辞传》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成为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的依据。故清雍正《河南通志》云:“河洛渊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河图洛书不仅是中国文字产生的标志,也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标志。它对中华民族心智的启迪、血缘的认同、情感的融会、理想的合一意义重大,无可替代。中华文化的各要素、科技上的四大发明均源于河洛地区,古代史上的文化高峰均发轫于河洛地区的中心洛阳[7]。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中华民族的宗教则是儒、道、释的三教融合。这三大宗教均产生于洛阳。儒教肇始于西周,其核心是礼,西周定鼎洛阳,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集定都洛阳的夏商礼法之大成,而形成无所不包的周礼。故在汉魏时期周公被称为“儒宗”。春秋时期,孔子入周问礼,“述而不作”,传播了儒家思想。因此,洛阳周公庙是“儒教祖庭”。道教启蒙于黄帝,完成于老子,故黄老道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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