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研究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研究
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不仅种类齐全，有一些教科书则成为经典之作，其《世界书局国语课本》更是至今还作为中小学教材重印发行。

则从传播学和编辑出版学的角度，采用一手文献资料，描述了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发展面貌，对其出版物的内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解读其经典的教科书出版物，从而客观再现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面貌，揭示了其教科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标签：世界书局；教科书；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经济水平低未的社会民众一般知识水平也较低，封建思想的残留使得通俗文学作品仍是这些大众用于阅读消遣的书籍，进步文化还未能深入人心，一些除了通俗文学的其他出版物，未能在民众间广泛传播，而大多局限于精英层。

所以，一般出版物的量实则较少，而出版社赖以发展的则是教科书出版，尤其当商务印刷馆于1904年凭借一套《最新教科书》，奠定了在其出版业的元老地位之后。

教科书市场成为众多民营出版企业竞相争睹的一块田地。

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违曾这么评价教科书在一家出版社中的地位，“教科书是书业中最大的业务，不出教科书，就算不得是大书局。

教科书印行数量的高低，往往影响到本公司股票市价的涨跌”[1]。

而世界书局较之中华书局和商务印刷馆是一家商业化的书局，依靠融资发展，其凭借商业化的敏锐嗅觉，一举攻下教科书市场，依靠教科书的出版崛起，从一家出版通俗文学作品的小书局一跃成为以大量出版中小学教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出版企业，成为民国时期的紧随中华和商务书馆后的第三大书局。

一、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演变
近代教科书市场不同于其他出版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变换和政策的引导，由于当时政治形式波澜不定，而政府又迫切需要依靠教育来巩固其政权，所以教科书市场可谓“日新月异”。

而世界书局是一家商业化的出版企业，不仅在政府政策上聘请北大校长胡仁源作为教科书审定人，还高薪从中华和商务两大书局挖掘了包括范云六、沈思期、姜子贤在内的一些在教科书科目上专业且资深的编辑精英，直接组成世界书局的编辑发行团队，从而在政策上和内容上一步一步地打进教科书市场。

我们从世界书局这二十年左右的教科书出版的面貌就能够直观地看到其出版地位的演变。

首先，其出版的教材的范围和总类随着时代政策的发展而变化。

1924年，世界书局在摸索中探入教科书市场，在被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局划分的教科书市场上，不仅在教科书的内容上精益求精，而且针对政府的审核制度想方设法打破了这一障碍，并使其成为了其出版教科书的机遇，随后多年在教科书市场上的大量投入，使得其在教科书市场慢慢有了一片天地。

至1930年，世界书局打破了教科书市场的多年两分的格局，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对教科书市场垄断，加剧了教科书市场的竞争，也使得近代中国的教科书从编辑、出版到发行有了一次演变，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但价格日益低廉，从而使教师和学生有了更多样的教材选择，阅读到更精致的内容。

据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编的《上海教育》6月刊第十二期施种鹏所撰《市校教科用书统计》一文，对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用书的调查统计显示，当时，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在上海的市立小学中已经达到三分之一的占有率[2]。

从范围和总类来看，包括初高小学的教科书，其范围从新主义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国语科补充读物、史地科补充读物，到美术、
音乐、体育、缝纫用书。

其中新主义的教科书主要是由魏冰心编著国语政治类的课本，如小学前期三民主义课本、三民主义教学法、国语读本和社会读本等，江效唐编辑的卫生课本类，董文编著的地理課本类，戴消清编辑的习字课本类，杨逸业编辑的算术类等诸如此类。

中等学校用书的教科书包含初中、高中教科书，图书馆学、国技。

此外世界书局还大胆拓展教科书受众，针对当时对文化至少具有迫切需求的，但知识文化欠缺的民众出版了民众学校的用书，如“通俗的”[3]、“简化的”[3]民众课本，在广告中特别提及“教材渐进”[3]和“教法简捷”[3]的特点。

同时还出版了艺术类教科书，包含论述、图画、音乐、戏剧方面的教材等等。

由此可见，世界书局为出版新颖专业的教科书内容，聘请专家来进行编著，保证内容可行，为奠定教科书出版的三大书局之一的地位奠定基础。

世界书局在之后的六年内，依旧保持着这一传统，使得教科书内容有说服力。

到1936年，随着学制的改革和增加，教科书种类的增多，世界书局在此细分了教科书的种类，包括幼稚园用书，范围从教学、读本、故事，科目有国语、算术等。

小学校用书，包含科目有公民训练科、卫生科、体育科、国语科、常识科、社会科、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英语、职业等科类。

短期小学用书，其中包含课本、教学等在内。

民众学校用书，也包括课本、教学、尺牍在内，科目从常识、历史、地理、算术、珠算在内的学科。

初级中学用书、分为新课程标准世界初中教本，内含公民科、卫生科、国文科、英语、算学、历史、地理、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在内的科目，当中每科的课本由不同的编者编著，于是以姓氏分别课本，如公民科中的徐氏初中公民、王氏初中公民等。

此外还包含高级中学用书、师范学校用书、商科职业学校用书、工科职业学校用书和大学用书在内的教科书。

这些各科目各种类的教科书都出自世界书局的各位编者手中，而世界书局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创新的传统也为其在教科书市场带来了长期的发展。

二、世界书局的典型教科书
教科书因为内容的时代性和研究的限制，现在翻看内容很多已经过了时，但还是有许多精心制作编辑的教科书，为后者不断改编提升，仍流传至今的或是具有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特质的，都属于世界书局出版的典型教科书。

这些典型教科书的存在，要归功于世界书局对出版教科书编者的重视。

其中有之后出版广为流传的《上下五千年的》林汉达，有传播三民主义到学校的魏冰心，还有在自己科目专注教科书编写的编者们。

1930年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的一次关于《标准英语读本》和《开明英文读本》的版权纠纷，让世界书局的英文编辑林达汉一度带上抄袭者的帽子。

林汉达受到刺激，立志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不久他远涉重洋去了美国，半工半读专注研究，不仅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还写成历史通俗读本《上下五千年》，畅销全国，启发教育了无数的中国读者。

所以客观地从林达汉的编辑生涯和为世界书局作出的贡献来说，这只能看作是一个污点。

林达汉为世界书局编著的许多英文读本，给世界书局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包括当时很有影响的英文读本，于1932年，编著了《活用英文法》，分上下两册，“原名为英文文法ABC，为学生自修用书……本书有头有绪、简而不漏、详而不杂，即初读英文者亦能一目了然”[4]。

同年，林达汉还编著了《高中英语标准读本》，是一本依据教育部颁布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编著的读本，是国内第一部高中英语读本，同时他还在同年编注了英文小说《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

除此之外，林汉达还为世界书局编著了经典的英文丛书，即“英文文学名著丛刊”等。

而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也成为世界书局
中期出版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书籍。

如《华文详注英文文学读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两套，其中有金仲华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选》、《漫琅兰斯科》等。

另有林汉达等主编的《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世界标准英汉辞典》等工具书较为畅销，这些都为西方文学的传入起了中介作用。

朱联保谈及林汉达时回忆到：“1924年林汉达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四明中学教书，1928年暑期到上海，与大夏大学教授萧炳实共同拟编辑英文文学丛书的计划，建议世界书局出版……”[5]可见林汉达的编辑生涯早期在世界书局渡过，为世界书局留下许多经典英文文学或教科书，等等。

另一位教科书编者魏冰心，与林达汉专注编著英文书籍不同，主要于1930年左右编著世界书局的三民主义课本，主要编著的新主义教科书有中小学各级的《三民主义课本》、《三民主义课本教学法》、《国语读本》等，同时还参加了许多校对工作，把三民主义传播到学生中。

这些读本虽然现在没有了现实意义，但是能够从中了解三民主义和当时的历史。

魏冰心和薛天汉等学人还选取了民国时期的优秀作品集合而成为《世界书局国语课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开创者的翘楚之作，亦是20世纪最富生命力的语文经典读本。

如今这套课本又被重印，仍然能够为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提供启发，极富现实意义。

“这套读本的字体选用颜体楷书，结体方正，笔力雄健，富于阳刚之美，即所谓颜筋。

读本一页一课，每课均有插图，采用中国传统写意技法，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一草一木，均寥寥几笔勾出，活泼灵动，意趣盎然，与课文的颜体楷书相互映衬，教人一翻开课本，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6]。

此外，世界书局在这二十多年编写的教科书数不胜数，参与的编著者都如林达汉和魏冰心一样，在各自专业的科目领域贡献知识才能，为当时的中小学生提供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庞学栋.解放前教科书出版的竞争极其影响[J].出版发行研究，2003（1）：89.
[2]王愁.近代商人出版家的成败：以沈知方和世界书局为中心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23.
[3]刘洪权.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五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2010：665.
[4]刘洪权.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第六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5]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C]//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237.
[6]民国小学国语课本堪为作文模范[N].新闻晚报，201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