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签订的条约介绍
甲午战争签订的条约介绍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则由此跻身世界列强。
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让古老的中国进一步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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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签订的条约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的全面失败，日本的完胜为结局，战后中日双方就赔偿事项协商，李鸿章作为中方的代表去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之所以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主要是因为其内容的极不公平，将中华民族带入了黑暗的深渊。
中日甲午战争的领导者中方李鸿章、丁汝昌;日方山县有朋、伊东佑亨。
丁汝昌作为甲午战争领导者，对本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所受到的严重的失利负有一定的责任。
而作为甲午战争领导者中的另一人，李鸿章没有直接参与到海战的作战指挥中，而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在战败后和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博物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丁公路，建于1985年3月21日，馆名由前江泽民同志题写。
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800平方米。
属于纪念遗址性博物馆，以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为主题，是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高级军事衙门。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是威海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的专门保护管理机构，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开馆以来，已接待6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100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万观众。
1988年，国务院公布“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5月16日，列入国家文物局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一、对战争缺乏预见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
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张之洞
在近代，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的归宿，但是，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杠杆。
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开端于洋务运动，洋务派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勿庸讳言，他们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这期间，人们自然记起了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
本文试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制改革和政治领域方面，就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努力与贡献，作初步探索。
一近代化是指人类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各个方面综合性变化的历史过程。
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军事、文教、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但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却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原动力。
在近代中国，首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是张之洞，然而张之洞却在他所治理的长江中下游，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一）张之洞大力创办近代工矿交通业。
西方资本主义的隆隆炮声将他从中世纪的治国幻梦中惊醒，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危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近代“文明”，于是，他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并采取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实际步骤，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应该说，在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派之中，他的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他的起点却比较高。
他从涉足清廷“自强新政”始，便在着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纺织工业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人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办。
他认为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都离不开钢铁。
这样，他就抓住了发展近代工业的关键，并不畏艰险，毅然创办钢铁企业。
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胆略和魄力，实高出李鸿章、左宗棠一筹。
1890年动工，1893年基本完工的汉阳铁厂包括大小十厂，两座炼钢炉，三千工人。
虽然由于经费异常短细，本国又缺乏经营管理近代大工业的经验等原因，造成了惊人的损失浪费，一度致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但它毕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钢铁工业企业，而且也是当时亚洲第一个钢铁企业。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大门被打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面对统治危机，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地主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的实业思想。
现将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划分为萌芽期、雏形期、成熟期等三个阶段。
关键词：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一、萌芽期（1881年以前）探究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的萌芽首先应从分析他生长环境入手，如上文已论，张之洞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深，曾任福建古田知县，父亲张瑛，则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有兄弟六人，他是老四，父亲张瑛像其他传统封建官吏一样，非常注重家教。
在对子弟的教育问题上，张瑛花了很大的心血，为的就是使自己的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以便给他们铺平顺利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
据统计，仅张之洞幼年的老师中就有生员6人、举人4人、进士3人，他们都是当时兴义府所能请到的有名望的大儒。
1849年，张之洞师从韩超，韩超当时署理贵州独山州，不久又投于胡林翼门下，胡林翼，出身翰林，湖南益阳人，与曾国落、左宗棠齐名，成为咸同中兴三大名臣，时任贵州黎平府知府。
这两位先生都主张经世致用，对张之洞经世致用思想影响很深。
父亲的教诲和名师的指点，加上本人的勤奋好学，张之洞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深厚的经学基础，但同时，封建思想深入张之洞内心，把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奉为至宝，将封建纲常伦理视为万世不变的道，这就决定张之洞后来虽极力主张经世致用但却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其次，青少年时代的社会环境，同样对张之洞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之洞出生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在重大变化的前夜，三年后即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西方列强的入侵加深了社会危机，清政府为了抵抗资本主义入侵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有的前仆后继，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也都以失败告终。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人物。
维新变法时期有四位代表者：保皇派的张之洞、维新变法运动的康有为和戊戌变法领袖谭嗣同。
一、张之洞张之洞(1831年-1898年),字子文，湖北武昌人。
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878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武汉任按察使时，主张联俄抗美，支持张之洞变法。
此后任湖广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
1898年6月7日病逝于汉口。
这位以“晚清四大名臣”之一闻名世界的“外交家”。
1、张之洞一生共经历了八个重要历史阶段，这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二十年。
他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全面被动挨打状态；他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经历了日本对中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列强纷纷开始瓜分中国；他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也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对国家主权要求进一步加强、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更加坚定；他经历了1905年发生在天津的中日甲午战争及1906年发生在上海长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
然而最重要时刻出现在辛亥革命前：他参与组织武汉光复军。
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第一次向西方列强宣战后出国参加西方列强发起的一系列战争；参与起草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参与办理中法战争；同徐世昌等人组建中国近代海军；与袁世凯共同参与袁死后国民党政府改国名运动，以及领导建立大清王朝等等。
2、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张之洞对列强的态度是一贯强硬的。
1905年10月，八国联军侵华，他奉命率联军北撤。
八国联军是一支由俄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组成的武装集团，有1万多人规模。
八国联军由俄国和日本调集20万兵力，分两路进攻北京。
【光绪二十一年( 公元1895年)12月末,新式陆军自强军在江】光绪二十一年是公元哪一年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12月末，新式陆军自强军在江】光绪二十一年是公元哪一年自强军。
光绪二十一年12月末。
新式陆军自强军在江宁组建。
自强军是甲午战争期间。
由南洋大臣。
两江总督张之洞建立的。
自强军悉仿德制。
驻防江南。
对开化社会风气。
加强防务起过积极作用。
带有浓厚的”御侮”爱国色彩。
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开端。
中文名,自强军。
组建,光绪二十一年12月末。
军种,新式陆军。
相关人物,张之洞。
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
使清廷中的有识之士看到”必全按西法。
庶足以御外侮”。
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呼吁迅速编练新式陆军。
他认为：”非认真依照新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
提出”拟在江南练陆军万人。
而以洋将管带操练”。
1895年12月2日。
张之洞向清廷递上了《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
将自强军开办情形专案具奏自强军计划上奏清廷。
很快得到了批准。
正式组建。
自强军仿德国营制。
设步队八营。
马队两营。
炮队两营。
工程队一营。
步队每营250人分为3哨。
马队每营180骑分为3哨。
炮队每营200人分为4哨。
工程队1营100人。
医官。
兽医。
枪匠。
伙夫。
马夫等另备。
全军兵士额2860名。
士兵挑选十六岁以上。
二十岁以下。
身体健壮且无劣迹者。
皆从江苏。
安徽两省农村招募。
年饷40余万两。
共聘德国军官32人。
不仅担任训练教官。
且掌营。
哨两级指挥实权。
全军设统带一人。
营管带11人。
哨官20人。
1896年2月刘坤一回两江总督本任。
张之洞调湖广总督本任。
自强军由刘坤一接办。
历史发展。
自强军驻扎南京。
在城内购建营地营房。
进行操练。
并设立营务处管理全军营务。
自强江宁知府钱询为自强军洋操提调。
总理营务处。
1896年8月。
全军移驻吴淞。
原吴淞驻军移扎狮子林炮台。
腾出营地操场。
供自强军训练。
自强军在吴淞安顿以后。
开始了正规的军事操练。
为了督操方便。
将步队8营分为左右两翼。
每翼4营。
士兵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
每天几乎“无一刻之偷闲”。
步队使用的武器是1888年新式小口径双筒毛瑟枪。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作者：湛长胜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2期摘要：张之洞是近代中国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是晚清一代重臣，也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首领之一，他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对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方面的近代化的贡献，以及他间接地为近代化的实现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张之洞；近代化；政治；经济；军事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16-03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
张之洞自幼聪慧过人，又得名师指点，先后师从何养源、黄升之、童云逵、韩超、胡林翼等儒学大师，又勤奋好学，故其少年得志，不到而立之年便已高中进士，入翰林院。
张之洞一生几乎与晚清社会相始终，其一生经历丰富渉事甚广，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影响了晚清社会。
近代化，又称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上的理性化，教育上的科学化等方面。
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多元化等各方面的变革，其核心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
本文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四个方面就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及他间接促成近代化的外部环境两个层面做一些简要的梳理。
一、政治方面政治民主化是近代化的双核之一，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近代化的国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经数千年的君主集权制国家，政治民主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活跃于清末政坛的张之洞在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具有重大贡献，其作用集中体现在促成晚清政治改革方面。
甲午战争中，清王朝陆海军队一败涂地，陆军毫无抵抗之力，海军惨遭全军覆灭，这让张之洞深感国势衰微，必须急图挽救之法，因此他呕心沥血写了《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清政府可以一变旧法，采纳他的编练陆军、速治海军、修造铁路、广开学堂等九条建议，并能“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1]。
张之洞与维新派合作及原因分析
张之洞与维新派合作及原因分析作者：董进昌来源：《中国校外教育·综合(上旬)》2014年第01期从张之洞的生平和经历入手，围绕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他的立场心态，讨论他与维新派合作及其背后的原因。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对张之洞支持维新变法的原因有一定的了解。
张之洞维新派合作原因一、背景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
在这个紧要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
1895年，康有为联合千余名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但受到了顽固派的阻挠。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刊、设学会。
维新派第一个学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在康梁的倡导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北京强学会，而张之洞就是在这时进入了维新派的视野。
他不仅捐资五千金以示支持，而且还让其子张权和幕僚入会。
张之洞至此已被维新派人士默认为“自己人”了。
谭嗣同就曾言维新运动的主持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
北京强学会进入轨道后，康有为动身前往南京，张之洞与他常常“隔日一谈”，内容多为“共开强学，窃图同心”之语。
最终二人达成了共识。
张之洞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捐款一千五百两作为会费，并在《上海强学会序》里署名“南皮张之洞孝达记”，以示重视。
另外，张之洞还派自己的幕僚梁鼎芬等人参与了上海强学会的组织筹建。
但由于顽固派的弹劾，北京强学会被封闭，张之洞怕被波及，也迅速关闭了上海强学会。
可是，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合作并未因此结束。
1896年8月，汪康年携带着强学会被查封后的余款与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又创办了《时务报》。
当时张之洞虽以成为湖广总督，坐镇两湖，但他仍然十分关注此报，对其大加赞赏，并且要求“湖北各省文武大小各衙门”都要按期收发，其款项由湖北善后局支付，足见张之洞对此报的重视，也正因为张之洞的重视和提倡，才促进了《时务报》的发行，从而扩大了维新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战争故事-甲午中日战争的故事
中国近代战争故事-甲午中⽇战争的故事 说起甲午战争中⼤清陆军⼀溃千⾥的原因，稍懂点历史的⼈都能说出个⼀⼆三。
内容⽆外乎因循守旧，官场腐败，营务废弛，统帅怕死……但除此之外，另外⼀个原因却鲜为⼈知。
下⾯⼩编给⼤家讲⼀讲中国近代战争故事-甲午中⽇战争的故事。
甲午战争兵败鲜为⼈知的原因 说出来你会不信，那就是“开枪不瞄准”。
⼀位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本军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本各师团⼀碰到中国军队就⽴即卧倒，⼀动不动。
这时候，中国⼠兵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放枪，⼀枪接着⼀枪，直到⼦弹打光。
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本军队就开始冲锋，结果可想⽽知。
这不是编出来的谣⾔，也不是⼿机⾥“恶搞”的段⼦。
1860年，⼀位英国军官来华访问。
他看到淮军⼠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
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
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铳、鸟铳的原因。
1920年直皖⼤战，双⽅动⽤兵⼒20万⼈，消耗⼦弹⼏千万发。
可⼏个回合下来，双⽅死了200多⼈。
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
这种“恶搞”战争的作法，连外国⼈都看不下去了。
英国《泰晤⼠报》驻华记者莫⾥逊以“极其恶毒”的⼝吻在报纸上发表⽂章，建议中国政府恢复使⽤⼸箭。
⼀来⼸箭⽐较便宜;⼆来可以对敌⼈造成真正的杀伤。
后来，蒋介⽯创办黄埔军校，亲⾃编写步兵操典。
他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异常详细地讲解了射击时的动作要领。
他特别强调了“开枪要瞄准”这⼀关键性的动作。
从这⼀点来说，后来北伐军所向⽆敌，“蒋校长”是居功⾄伟的。
(资料来⾃《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此书的作者张鸣是我⾮常佩服的⼀位历史学家，他极其善于从细微之处观察⼤历史，他还着有《历史的坏脾⽓》) 这不是⼀段有趣的历史，它更像是⼀段⿊⾊幽默。
它以⼀种近似荒诞的⽅式告诉了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过了⼀条怎样曲曲折折的道路。
中国⼈买来了洋枪洋炮，却没有学到“开枪瞄准”的“步兵⼼法”。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本的“明治维新”⼏乎是同时起步的。
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
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
武汉大学前身。
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
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
中文名,自强学堂。
创办时间,1893年。
知名校友,辜鸿铭。
创办人,张之洞。
创办目的,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
改名,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
简介。
自强学堂。
武汉大学前身。
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
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
它揭开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
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
历史沿革。
1893年11月29日。
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
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
“自强之道。
以教育人才为先”。
故取“自强”二字。
学堂位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
开办之初。
设方言。
算学。
格致。
商务四门。
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
每门招生20人。
1896年7月。
鉴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
自强学堂改订章程。
调整学科门类设置。
强化外语人才的培养。
算学改归两湖书院。
格致。
商务不再单独设门。
只作为课程附列其中。
同时设有译书局。
并入了创办于1892年的矿务。
化学学堂。
开创了自然科学专门教育。
方言一门扩大为英语。
法语。
德语。
俄语4门。
每门招生增至30人。
每门招生增至30人。
1898年。
增加东文。
共计5门。
1902年。
自强学堂由三佛阁迁至东厂口。
同时改名为方言学堂。
“方言”即“外语”之意。
根据1904年1月。
张之洞等人上奏并得到清政府认可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各学堂奖励章程》文件的规定。
湖北方言学堂为“程度与高等学堂略同”的“外省方言学堂”。
方言学堂不设总办。
课程设有地理。
历史。
算术。
公法。
交涉等。
1911年3月。
辛亥革命前夕。
新任湖广总督瑞征认为学堂“风气不端”。
湖北提学使王寿彭认为经费无法支持。
张之洞的“大东亚共荣圈”
张之洞的“大东亚共荣圈”张之洞是近代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他搞洋务有一个重要的参照国家，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他对日本既羡慕嫉妒恨，又爱恨交加，傍徨不已。
张之洞与日本人的正面接触要首推其与伊藤博文的会面。
众所周知，伊藤博文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更是甲午战争中日方的首相与主要决策者，《马关条约》也是由他和李鸿章共同签订的。
1898年中国的大事件，除了戊戌变法之外，便是伊藤博文的访华。
伊藤访华是与戊戌变法以及政变在时间上是交织在一起的。
他刚到北京时，正是维新派与保守派斗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
当他到武汉与张之洞会晤时，戊戌政变已经发生。
当时，地方官员认为伊藤在暗中支持光绪帝的戊戍变法，惟恐受其牵连，而只是礼节性地接待了一下伊藤博文，但当他一行抵达汉口时，张之洞却不顾政变的紧张局势，为伊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虽然当时局势相当严峻，张之洞依然向伊藤请教了政治方面的问题，还表达了期待与日本合作的愿望。
伊藤博文访华一行除了在北京谒见光绪皇帝和中枢大臣外，主要是访问了沿海的几个口岸城市，而武汉是伊藤这次访问的唯一内陆城市。
这不仅表明了武汉和督鄂的张之洞在当时国内国际的名气之大，也反映了张氏以日本为榜样进行的近代化改革，早就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关注。
伊藤是以半官方的身份来华的，其时，他已经不担任公职，但又受日本政府的委派，其一举一动都被日本当局所控制。
抛开其日本的国家利益，伊藤私人对中国维新变法的态度，或许有那么一些真诚。
张之洞却不顾变法失败后朝局的严峻，依然盛大欢迎并款待伊藤，这无疑给士大夫和清廷一个明显的暗示：日本是我国效法的对象，这一点不会因为朝局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张之洞真的被伊藤所感动，有点不顾一切的意味了。
张之洞与伊藤博文的这段交往，让当时的国人，乃至今人都完全不可思议，因为甲午海战时期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经过短短的四年，到戊戌变法时竟然烟消云散，化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友谊。
此外，日本贵族政治家近卫笃麿，与张之洞私交甚笃。
张之洞伟人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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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生平介绍
一、生平张之洞，直隶南皮（河北）人，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
张之洞生于道光十七年，卒于宣统元年，一生经历道咸同光宣五朝，他的生命几乎贯穿于整个晚清朝。
张之洞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的，他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一生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又显得与其他朝廷大臣与众不同，中国的教育近代化研究中都少不了张之洞的名字。
张之洞出身宦官之家，自幼聪颖，早得科名，26岁就获授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的仕途之路是从主理教育开始的。
他把学政定位为“为国家培养人次”，并始终致力于此。
美国学者威廉埃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写到：“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早期洋务派相比，张之洞的教育活动虽然后起，但是他对人才的培养选拔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他指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
他认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治术以培植人材为本”“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敌不能灭其种”基于此，张之洞时时为兴学育才奔走呼号。
张之洞当然不可能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恰恰相反，他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致力于兴学活动，正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专制统治。
但是，他毕竟懂得，兴学育才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
这种对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包含合理内核的。
二、教育活动大致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运动为界标，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即中法战争以前的时期。
张之洞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皆课通经学古之学”。
也就是说，教学内容全是封建主义旧学。
但是针对当时空疏的学风和文风，张之洞提倡实学，注意破格选拔人才，并对传统教育的积弊进行了有力的整顿。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1
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摘要：晚清年代，在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下，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挽救国家于安危，许多开明的中国人走不同的道路来挽救国家，作为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洋务派为中国的前进起了一定作用，而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他对近代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洋务运动近代中国19世纪末期，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创伤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数次战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在清朝的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官僚中，即以朝廷内的奕訢、文祥等，地方上的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以及之后的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所谓“洋务派”，为了救国自强以及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发动了“洋务运动”。
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作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洋务派的重要代表的张之洞，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洋务方面对近代中国有深远影响。
一.投生清流，青云直上。
在外地任了多年的学官之后，张之洞在接近不惑之年（1876年）回任京官，恰在这时，京师请流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詹事府左庶士黄体芳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他们尖锐地评议朝政，抨击时弊，引人注目。
张之洞对他们的主张深感同调，于是参加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
他既同张佩纶订交“究心时政，不复措意考据之学”①，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
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数十数人“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朝政，一时殿陛风生”。
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针砭时弊、不遗余力。
张之洞这时期的清议活动，主要包括：抨击吏治腐败，弹劾贪官污吏；关心百姓疾苦，敦请朝廷救患兴利，采取措施解除民困；反抗侵略，保卫疆土等。
这一时期，虽然他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工具。
但他不避权奸，直言敢谏，为民请命，一方面使他崭露头角，扶摇直上。
一方面对清朝统治者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势。
二.大搞洋务、创办近代企业。
张之洞
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
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
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封勇、裁屯卫、
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
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 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
旗军，反割台）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
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 “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
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
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 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 共济，建立奇功”。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
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 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 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 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 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 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
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 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
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
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 （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
张之洞与郑、莫两家的深情厚谊
张之洞与郑、莫两家的深情厚谊张之洞比郑珍、莫友芝年轻二十几到三十余岁，他对黔中两位巨儒非常尊敬，关注他们的著作及后裔的前程和生活，有不少事迹，令人感佩。
一张之洞与郑、莫两位先生发生联系，还得从《遵义府志》说起。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遵义知府平翰（字樾峰）创设遵义府志局，聘举人郑珍任总纂，其友莫友芝辅佐。
二人进入府署内的来青阁，下榻听莺轩，着手搜集资料。
同年十二月，仁怀厅大溪里爆发农民暴动，平翰因镇压不力，于次年三月被降职调走。
郑珍在给姨妹夫杨华本的诗中有“郡方谁嗣歌，纂辑想难更；逝将归竹溪，重寻鱼鸟盟”之句，打算返回斤竹溪重过隐逸生涯。
这时，署理知府张锳来接任，了解志局情况后，决定筹款支持，让郑、莫继续工作。
随张知府家属前来遵义的，有他两岁的儿子张之洞。
这位孩提时代的幼儿，在遵义只住了五个来月，便随父亲离任而去。
正任遵义知府黄乐之到任时，张锳特意关照，请黄知府支持志局。
黃欣然同意，还设法落实志局用款，使修志活动顺利进行。
道光二十一年（1841），《遵义府志》刻成，时论评价颇高，比之《华阳国志》，世人争相购求。
《遵义府志·序》中，黄乐之对张锳促成之功作了公允的记述：“明年（1839年）孟夏，平公以温水事被议去，权守张公锳继之。
越孟秋，余自给事中奉命来膺守。
至，张公告余旧政，意恳恳，属为平公终此。
余敬承，不敢怠。
”《遵义府志》的完成，三位知府功不可没，张锳任期虽短，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面对着郑、莫二人派人呈上的四十八卷《遵义府志》刻印本，张锳感到莫大的欣慰，也受到深刻的启迪和鼓舞。
他出任兴义知府后，便着手筹建府志局，聘请当地宿学张国华等纂修《兴义府志》，自己亲自参与编纂事宜。
后来又聘请湖南名士邹汉勋为总纂，对府志加工润色。
刻成后，同《遵义府志》并列，成为全国名志之一。
张之洞自幼聪慧绝伦，勤奋好学。
先后拜张国华先生和胡林翼先生（时任安顺知府）为师。
十二岁写成《半山亭记》，有“神童”美誉。
对张之洞的评价
对张之洞的评价张之洞出⽣在⼀个很不幸的时期，繁荣富强的中国已成为历史，随之⽽来的是西⽅资本主义国家的⼊侵。
纵观张之洞的⼀⽣，他既有积极的⼀⾯，也有⼀些消极的因素在⾥⾯，但在那个贪官污吏横⾏，国家整体衰败的时代，站在当时的时期去评价他，他还是功⼤于过的。
张之洞的爱国情结很浓，⼏乎贯穿于他的⼀⽣，这从他办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出, 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奉命署理旋补授两⼴总督。
任内⼒主抗法，筹饷备械，击败法国军队,这对于屡战屡败的中国⽽⾔，的确是⼀个奇迹，⽽奇迹的创造者正是张之洞。
在甲午战争中，张之洞⼒主抗⽇，在当时，统治者都是消极应对，只有张之洞在极⼒的说服，虽然成效不⼤，但毕竟尽到了⼀个做⾂⼦的责任和义务，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张之洞具有很强的洞察⼒和前瞻性。
在近代史上他的思想和意识是那些顽固守旧的满清官员所永远⽆法达到的，他的⼀⽣中，最⼤的贡献不是他为守护清王朝做过了什麽，⽽是他开启了中国重⼯业和教育事业的长⾜发展。
在洋务运动中，张之洞作出的贡献也是别⼈所望尘莫及的，张之洞所办的实业主要两件，⼀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另外⼀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的重⼯业基地。
以武汉为中⼼，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冶铁矿、汉阳铁⼚机器⼚、钢轨⼚、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局、制⾰⼚等⼀批近代⼯业化企业。
汉阳钢铁⼚成为当时亚洲最⼤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业尤其是军事⼯业为龙头的湖北⼯业内部结构，纵观中国近代的发展，能如此重视重⼯业的发展，张之洞恐怕也是第⼀⼈。
在教育⽅⾯，张之洞的思想在当时是⽐较领先的,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分重要的地位。
张之洞做出的功绩是有⽬共睹的，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张之洞很敏锐的注意到，并不遗余⼒的为之努⼒奋⽃，在继续主张改⾰传统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并着⼿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
甲午战败埋下变法失败根源
甲午战败埋下戊戌变法失败根源轰然倒塌：李鸿章与淮系北洋成为甲午战败最终替罪羊朝鲜危机开始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
对照后来真正开战后的屡战屡溃，以及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宰割，显然“国人”大半都没有预想到这场战争会如此迅速地输得一败涂地。
战争之前被“国人”和“廷议”“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爲“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东西。
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顿时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所归和众恶所归的渊薮。
此时已不需要帝党刻意安排，上下大小臣僚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於犯天下之不韪”，最终冠以“普天率土咸切齿於李鸿章之卖国”的永世定评。
更激烈的，还有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的声音。
在这种一腔愤怒化作肆口痛骂的意气之词中间，帝党骨干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封奏折，由倒敍光绪八年(1882) 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攻讦尤为峻刻：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
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爲老成谋国，展转相师; 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
用“幸中国之败”和“冀中国之败”刻画李鸿章，可以算是欲加之罪的典型了，以当时“普天率土咸切齿於李鸿章”的大环境，帝党推出这样一篇深文周纳的奏章引领举世滔滔的氛围，在士议对於“善和”与“主和”的愤切中轻松将李鸿章钉上了道德耻辱柱。
对李鸿章来说，士论滔滔恐还不是最可怕的，那个之前一直对自己虎视眈眈，而又因战败而自觉颜面受辱的光绪皇帝，才是他绕不过去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宿命。
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郁结已久的愤怒一泄而出，“旋诘责以身为重，凡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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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Feb,2004 第26卷第1期Journal of Yanan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V o l126N o11・历史研究・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徐碧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062)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作为后方最重要封疆大吏之一的张之洞并未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日战争中他筹防所辖的湖广、两江,却不援助在前线作战的北洋军队;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没有产生实际作用;他的保台计划和实践也以其个人声誉和仕途为转移。
因此,在中日战争期间,张之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官员,这对战争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中日战争;筹防地方;以夷制夷;保台中图分类号:K25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4)01—0084—05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中法战争十年之后,清廷与官员是否通过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在中日战争中表现得成熟,能够有效地对付日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
张之洞曾在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任上亲自主持过抗法斗争,中日战争期间他虽然未在军事前线,但此间他署两江总督,是后方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他对待战争的认识、处置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地方官员的态度。
①通过该研究,不但有助于对张之洞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作更全面的分析。
一、力筹湖广、两江,却不援北洋1894年初,中日在朝鲜撤兵问题上交涉无效,战争一触即发。
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及沿海防务,对中国海军的基本弱点深表忧虑。
在李鸿章看来,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
”[1](P2252～2254)这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军备实际的。
然而京中士大夫对中日争端几乎皆主强硬,清流人物尤其慷慨陈言,力持战议。
[2](P64)从现有的资料看,张之洞并未在战前有明确的和或战态度,直到战争爆发,他始终都保持沉默。
不过从6、7月间张之洞与津海关监督盛宣怀之间频频电报往来、探听清廷对战争态度的举动来看,②他试图以清廷中枢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当清廷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预为筹防时,他便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备军备战中去了。
张之洞备军备战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筹防湖广和收稿日期:2003—11—20作者简介:徐碧薇(1978—),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①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总体比较少,主要有冯天瑜《甲午战争时期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江汉论坛》1984年第5期);田锡富:《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卢世菊《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张之洞》(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文章对张之洞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筹防地方、谏阻议和、力图保卫台湾等言行以及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作了描述,而对于张之洞的行为与战争全局的关系、张的言行的出发点、张的言行是否适合当时的时势等则没有进行一定的分析,这些文章比较一致地认为张之洞的言行代表了甲午战争中主战派官员的爱国情感,其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和赞扬,对此本文有不同的观点。
另外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对甲午战争中张之洞的“以夷制夷”政策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包括战争期间的外交策略和战后的“保台”行动),不过较少涉及到容闳的政策等;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对张之洞在保台期间的活动也有所论述,由于李国祁和石泉的论述较为详细和精道,本文不再详述其内容,而着重分析他们较少涉及到的张之洞采纳容闳的观点试图购船密袭日本的策略及其出发点、张之洞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原因等。
②7月23日,他致电盛宣怀:“……日来情形若何?内意及傅相意若何?彼使尚在京否?”盛宣怀当日便回电:“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
惟倭势猖獗,不受调停,恐弄假成真。
使未下旗”。
此后,盛宣怀将前线军情悉数告知张之洞、刘坤一等后方的封疆大吏。
陈旭麓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0页。
两江。
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8月26日,盛宣怀回电尚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对局势的询问:“江防似不必过虑”[3](P116),9月21日盛又复电张之洞:“其(日本)声言:封河前趋北京或趋沈阳”。
[3] (P167)盛时为津海关监督、天津电报局总办,他的电报内容,实际上反映了清廷尤其是李鸿章对战争进程的看法。
显然东北和北京已经面临危急,与之相比,两湖的局势并不要紧,但张之洞仍竭力筹防两湖。
他向广东、两江、甘肃等地借用、截留军火枪炮,从8月中旬到9月初,他多次向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借大炮、水雷、枪支[4](P5783～5788);9月23日,甘肃所购信义洋行克虏伯快炮十二尊及弹药运经汉口,张之洞截下这批军火,再向陕甘总督杨昌发出借用的请求,[5](P5800)杨无奈,只得同意;10月2日,张之洞致电其旧属、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等人,借用其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期拨发给他们的枪械, [5](P5805),为苏元春等拒绝。
战争节节失利,清政府不得不起用湘军,11月2日,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调张之洞暂署两江。
根据战争爆发前日本与英国签定的不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动武的协议[6](P877、880),两江的安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张之洞还是立刻开始全面筹防两江。
在人事上,11月中旬,张之洞请求清廷将前任雷琼道朱采、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江汉关税司穆和德等调赴江南差委。
[7](P521、522、526)在军备上, 11月19日,他得知厦门有后膛炮二尊而炮台未铸,便致电清廷:“窃思江阴关系长江数省全局,厦门仅此一隅,倭未必到,即到亦尚无关大利害。
江阴重,厦门轻,相去悬绝,尽人皆知……”要求闽浙总督谭钟麟将炮秘运江南[7](P567),为谭拒绝;12月7日,张之洞采纳赵凤昌的建议,在长江地势险要的白茅沙、浒浦一带筑土炮台、埋设地雷;8日,他致电吴淞、江阴、镇江各炮台,要求各统领“时时作枕戈待旦之计”;[5] (P5887、5893)17日,既为募勇,也为消弭内地隐患,他支持苏州抚台奎俊“招私枭充营勇”的主张,派遣署臬司韩庆云挑募精壮者三营,克日成军。
[8](P2018)另外他查验兵轮,将江南防务分作三路,[9](P952～955)并在地方上大办团练。
在张之洞筹防湖广、两江的同时,中日在前线激烈交战,北洋海、陆军的劣势充分暴露了出来,8月7日,张的幕僚恽祖翼致电盛宣怀,探听前线情况:“闻廿四开仗,得捷音否?乞公随时电示”,盛宣怀回电:“廿三海军败,接济已断,全军难出。
北洋各营抽调空虚,如能禀商香帅拨武毅(吴凤柱)两营,再添招两营,合成四营赴沪,分装洋船来津,大局幸甚”,[3](P65) 8日,盛宣怀又直接致电张之洞:“朝三面海口皆倭占,海军不能战,吃亏在此。
陆军倭众。
北洋调出两万人,无可抽拨。
新募非数月不能成事,事颇棘手”,[3] (P67)又电询:“刘毅帅能否速出?”①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之洞知道派兵北上不能避免,11日他致电盛宣怀:“刘毅帅足疾,恐难出。
宋德鸿已衰老,其营久疲,零星分扎各县,只能弹压缉私,……去亦无益,刻拟奏派吴军门凤柱带马队三营赴津听用,请转禀傅相以为然否?”[3](P69)12日盛回电:“宪台先派武毅五百人,朝廷嘉悦,傅相感慰,惟人数太少,吴提督素能打仗,能否增挑部队一千人星夜北驰?”[3](P78)18日,张复电拒绝了盛宣怀请再添派两江部队的请求,[3] (P90)却保奏由两广右江镇总兵张春发、高州镇总兵潘瀛等人募兵北上。
②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原湖南巡抚吴大请缨北上,张之洞就经常通过吴大了解前线的情况。
9月底,吴大奉命驻防山海关,只有从湖南带过去的四营军队,兵力过单,10月初,张之洞派总兵余虎恩带10营北上,但提出须统归吴大调遣,所谓“若余分扎他处,畸零无济”。
[7](P277)10月中,张之洞再以湖北原有炮队4营、辅以新购车炮,委副将吴元恺统带北上,同样请求“归吴调遣”,[3] (P355)不由前线统一调用。
与此同时,11月7日,清廷希望张之洞派南洋舰只北上协助北洋,但张却以战舰系木制,“管带不得力,炮手不精练,不过徒供一击”为理由拒绝。
[7](P277)更有甚者,12月旅顺陷落,军火供应捉襟见肘,中日在辽东东路展开争夺,这时清廷从外洋购买的头批军火抵运两江,张之洞致电清廷,要求截留于两江。
[8](P2010)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使清廷勃然大怒,当即斥之:“张之洞电奏请将外洋运到枪支留于南洋等语,现在倭寇又陷复州,意图北串,前敌兵力尚单,添调各军专待此项洋枪解到,方能进发,该督反以江南为前敌,辄请截留应用,实属不顾大局,著传旨申饬,即著该督催令迅速运解来京,倘有延误,惟张之洞是问!”[8](P2013)张这才将军火悉数北运。
1895年2月20日,清廷谕:“军事方殷,张之洞务当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将筹款、购械、选将、筹兵等事,设法妥办,俾战守有资,用副朝廷倚任之意”,[10](P1868)张之洞却致电清廷,提出要求:“当此大局紧要之时,断不敢存畛域之①刘景棠,湘军旧将,湖南人,当时在湖南。
②后为李鸿章所否决,戚其章:《中日战争》(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190页。
见,惟有钦遵,竭力筹办,特是事机紧急……可否仰恳将朝廷规划大端,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俾得殚竭愚虑,或预为筹办,或筹拟上陈,冀以仰副恩命”,[11](P566)清廷则再斥张之洞:“旨令该督通筹战守,原指饷械兵将而言。
至机宜重要,必须慎密。
北洋事务,自有专司,焉能事事饬南洋知之?所请著毋庸议。
”[12](P1)《张之洞评传》指出:“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
但之洞并不由此而袖手安坐。
他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
”[13](P76)而以上所见,张之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行为与中法战争时相比,两相径庭。
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方面向李鸿章请援,而李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以敌法之铁舰大兵船。
……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拒绝。
[14](P9)李的行为当时与事后即招到批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分析中法战争失败原因指出:“当时中国拥有50余艘战舰,然而这些战舰却分成四支舰队,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分别归南京和天津管辖,这两支舰队比广东舰队和福建舰队都大,但只是防御在自家海域上,坐视福建水师的覆灭。
中法战争揭示了如下一个重要事实: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领导,现代武器装备就相对难以发挥作用。
”[15] (P404)显然主持过中法战争的张之洞未认识到这样深刻的问题,因此未能自觉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封疆大吏,也就未能吸取中法战败的教训,十年之后他又做了与李鸿章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