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法家

历来多把荀子看作儒家学者，但他与一直所谓的正统——孟子一派有莫大的不同。梁启雄在《荀子简释·自序》中对荀孟思想作了一个较全面的比较：“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从此亦可看出荀子思想的复杂性。那荀子和法家传统有什么联系呢?如有，那么他对法家的理论有什么影响呢？再进一步，他和秦帝国的统治思想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都是我在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荀子生活和活动的时代作一简单的考察。荀子生卒年不可考，但根据其活动言行可推断，他大致生活于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236年之间。这相对于前文所说的贵族社会，变法时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公元前286年荀子使来游齐，也就是两年前，燕昭王联合秦﹑魏﹑韩，赵下齐七十余城，齐湣王走莒。前259年至257年，荀子游赵议兵。也就是一年前，秦将白起破赵军于长平，坑赵卒四十万。前255年荀子赴楚，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在此前不久，秦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就从此政治军事斗争来看，这时的大国争霸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换句话说，当时正是大一统的前夕。这时正是各力量重组，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关键时期。它对当时士阶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综观全局来看，士阶层普遍坚守的“势”尊于“道”传统正在发生改变。[9]

士与君王或官僚体系的关系正悄悄的由“稷下学宫”似的“亦师亦友”“不治而议论”转向士为臣子，融入政府的官僚体系的方向。荀子主要活动于“稷下学宫”的后期，在学宫“最为老师”，并目睹了它的解体。他的“道”也是复杂的。他是坚持“道统”为先的，这点力来无多争论。由他在《非十二子》对当时士的批评即可显见：“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雎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者而唯权势之嗜者也。”[10]这不仅说明了荀子的“道统”关，也印证了当时“势”于“道”的紧张关系。但荀子的“道”又有了些变化。他论礼义是从“性恶”的角度，认为礼义不是由内而外的修养推衍二处，而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必须有的束缚来整顿秩序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起乱业，故制礼义以分之。”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的“礼”近于“法”。正是他的这种巧妙的突破为法家注入了新的活力，后文将予以详述。可以说荀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位士，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士。

从各“家”来看，当时没有哪一“家”能完全取得求霸心切的君主的急切需求，也没有哪一“家”能不面临它派空前强劲的攻击（这也是当时名辨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更严重的是各“家”内部空前的分化。显然，孟子的“仁政”效果来得太慢，正如陈来所言：“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11]那法家的法﹑术﹑势理论是不是适应了这一时局的需求呢？“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

典，及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也，不可以经国定分。”显然，在荀子眼中这也是不足取的。同样对于商鞅理论构建的秦，荀子指出：

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在当时法家理论的弊端尚未暴露的情况下，荀子竟有如此见解！他那敏锐的眼光确实是超越时代的。在《解蔽》篇中荀子对“术”与“势”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这些分析与批评对法家以后的变化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不论从士阶层的角度还是从法家儒家传承的角度，荀子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以下将结合荀子游历各国等秦统一前的情况再深入分析荀子思想与法家传统的关系及其对秦帝国构建的影响。

荀子周游各国是很有特点的。他东游齐，西游秦，南游楚，北游赵……而他前代的孔孟等诸儒者，则多活动于以鲁为中心的东方诸国；商鞅，吴起等法家人物则多游历于原三晋之地及周围。[12]可见，若论游历之广，前代诸子则不如荀卿也。难道仅仅是周游的多少问题吗？细加分析，不难得出这是大统一前的政治环境对士的要求。这一结论又恰好佐证了前文对此时期局势的分析。再结合荀子思想即可看出，这些游历的背后有着荀卿极高远的理想——大一统。此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就是他在《非十二子》中论证的“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当然在此时代背景下不仅荀子有大一统思想，但真正对政治或后世产生莫大影响的则非荀子莫属。就仅此文化一统而论，秦之“焚书坑儒”即是他的弟子李斯所倡。

在荀子游历期间，有三则对话对了解荀子的思想至关重要。一是《议兵》，在此篇中，他屡次强调了“君权”“赏罚”“刑威”等观念。“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在其后又说：“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由此观之，这绝非一般的儒家所有的治国思想。可见，荀子不仅仅是儒家。另两篇是《儒效》与《强国》，《儒效》是荀子与秦王的的对话，在其中他批评了诸多种儒生，并把儒定位为“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由此可见此时儒的分化与荀子对儒的重新定位；《强国》篇也多次提到“刑”。但荀子的“赏罚”“刑”之类的论述又是大不同于法家的。法家的法是冰冷的规则制度，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概括为：“严而少思，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也说秦的法家思想是：“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荀子的法却近似于“礼”，他在《荀子》中也特别多次提出“礼义”的重要性，《王制》篇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侄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前文已略

述其“礼”近于法的一面，可见在荀子理论中“礼”与“法”确有某种相通性。而这种相通性正是荀子揉儒入法的表现。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此三篇中，荀子都论述到了秦，且多是从秦如何强大入手。由此我们可揭开荀子眼中的秦并对荀子的统治思想再作一下探究。

在《议兵》篇中：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凡在于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皆前行素修也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此之谓仁义之兵也。”

此时，秦强已是海内皆知了。诸子也多拿秦来论证或丰富自己的理论，但荀子既看到了秦之所强在何处，又洞悉了秦之所恐与秦前无“行素修”的弊端。可见，能如荀子这样把秦看得如此透彻的，天下孰有？更加精彩的分析在《强国》篇中出现了：

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术止也。

接下来，荀子又分别解释了何谓“威强乎汤﹑武”，何谓“广大乎舜﹑禹”。在分析中他都提到了秦之前所未有的强大，但在其后都有一句“然而，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做结。李斯就深入地问道,那怎么办呢？荀子曰：“节威反文。”在荀子眼中秦的霸业已成，正所谓：“是形胜也……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古之大夫也……古之朝也。故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术也。”古之民﹑吏﹑大夫﹑朝往往是诸子们所向往而不可得的，现在却出现在荀子的视野中，亦见荀子对秦的欣赏与寄予厚望。“反文”即荀子在后文提到的由“霸”而“王”。

既然荀子对秦艺有深切地分析，那为何他的弟子——韩非与李斯——却把秦推向了法家理论的极端？在此不做过多论述，只略表思考。这是时势使然，而非一两人就能扭转的，这时的人只是历史的工具。秦由霸西戎到霸天下，再加上其民族特性与法家理论的完美结合，这时的秦已是欲罢不能了。只是可悲韩非﹑李斯不能像他们老师一样超出时代作冷静地分析，终不免被时势所蔽，被时势所使。

最后对荀子的思想再作稍加总结。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它不仅把儒家推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对法家进行了改造。其后千年中国学术概况与阴法阳儒的统治结构理论就此成熟。梁启超所谓：“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虽有过夸之嫌，但亦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