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与《顾准日记》对比阅读

《干校六记》与《顾准日记》对比阅读

摘要：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顾准的《息县日记》都是反映1969—1971年河南息县的荒诞的干校生活。这两种文本由于写作背景、写作文体不同，有着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干校六记》从小处着笔，以抒情的文笔叙写一个卑微者的乱世心灵，呈现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婉风格。《息县日记》从大处入手，实录了一个时代的现实和一个痛苦的灵魂。显露出英雄主义的光辉，一个思想家的思索特征，文风朴素质实。

关键词：抒情荒诞温婉思索朴素

杨绛在1980年写出了一组散文《干校六记》，对“文革”中干校下放生活作了个人化的描写，这种描写是“劫难”后对当日生活的反思、抒情，是”哀祭文革“的一类，除此之外，还有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也可列入哀祭文革之列。杨绛的《干校六记》是写钱钟书夫妇从1969年11月到1972年3月在河南息县干校下放的生活，是知识分子作为亲历者对这段生活的真实记录。除了给我们了美的享受外，还给我们展示了一段历史，不是见之于历史教科书上的死的历史，是融化于人的心灵的有血有肉的活的历史。有意思的是人们发掘出的《顾准日记》中息县日记里也是关于顾准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在河南息的干校生活记录,作为一个革命家,一个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和思想家,顾准在日记里披露的是处于逆境中的顾准对现实的深入思考以及浩劫给他的的家庭和个人情感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干校六记》与《顾准日记》都是以极个人化的方式记录了那段“荒诞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给我们展示出那段生活中人们的真实心理状况。所以这两种文本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抒情的个人的。但是由于修养、气质的不同，也由于各人的境遇不一样，更由于写作目的和写作时间的差异，这两个同题的文本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可以说,这两个文本有互文性，从中我们能够透视出那段历史的荒谬性，体味出他们的辛酸。

一

《干校六记》、《顾准日记》都是记录了干校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农活、搬家、造房等日常劳作，一方面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政治学习。正如钱钟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说的：“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1）《干校六记》从开始下放写到回北京，其中有打井、浇园、种菜、护菜园、收割，还重点记录了以运动为主的政治学习生活；《顾准日记》中也不断出现打坯、施肥、送尿、修路、搭棚、搬家等字样，繁重的农业劳动构成了他干校生活的主要方面，尤其是他在咳血、发烧的病中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由于顾准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体力劳动之外，他还要不断地写检查、汇报思想，参加各种批判会、斗争会，违心地写各种批判稿，在一次次的运动会议中发言过关。从某种程度上讲顾准的息县日记更具有史料价值，它大量记录了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还有被迫的检查交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没有书读、没有写作时间的苦恼。他日记中所反映的是常人难以体察的痛苦，以及在困苦条件下执着探索真理的不屈的灵魂。

这两部著作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那个时代的荒谬性。《干校六记》从一个老弱的女性角度在干校艰难琐碎的生活中展示时代的荒谬性。杨绛的家庭如当时许多下干校的知识分子一样,家人四散分离。女婿自杀了, 女儿在工厂劳动,孓然一身回到空荡荡的家，杨绛与钱钟书下到干校。虽然杨绛与钱钟书都下放到干校劳动，却与丈夫各属不同的连队，无法相聚，才演出两个古稀老人借菜园幽会的悲剧。在干校劳动中这些饱学之士却要在农村从事与他们身份极不相称的工作。结果就闹出了“钱钟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的笑话，当然象钱钟书这样的知名学者只能拿拿报纸，分发信件，他作为知识分子在息县最大的用处就是给邮电所认难字。杨绛本人也勉为其难地参加打井种菜收割的一些劳动。文中在“凿井记劳”一节里这么写到她的劳动场景：

那块地硬得真象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筑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镬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镬，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我也没停脚。（2）

在热火朝天的凿井劳动中，杨绛的积极参与看似欢快，其实暗藏着深层的无奈与恐慌。那急速飞跑的步子分明就是一个弱者对这场运动的姿态，“他们手没停，我的脚也没停”我们看来有点滑稽，滑稽中有些辛酸。一个本来在办公室搞科研的学者却要在体力劳动中与小伙子们赛力气，这件事本身就透着无聊荒唐。

农村的贫困状况给这场严肃的运动带来了几分喜剧。干校的生活成了农民仇视知识分子的现成材料。农民把我们看作“吃商品粮的你们”，没有看作是他们的“我们”，把我们看作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作

者对这种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说得很幽默：“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3）对于干校的存在，顾准曾在日记这么写的，“这一年半，建

校的方针是经济建校，突出炼人…炼人效果如何，可以‘谁来谁变’四字概括。……不过这次干校投资多，干劲大，声势盛，全校上下，也未始不想努力艰苦创业。徒以运动生产，实难兼得”[1971·4·1 P245]他认为干校的建筑设施混乱，利用率不高，农村生活虽然有过几次大干的设想，但生活水平，人均粮食变化都不大。杨绛在“误传记妄”一节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迫切希望回京的复杂心理。当杨绛在梦中看到一只被破膛的老鼠，钱钟书将死鼠内脏与身躯分成两堆理解为离，鼠取其谐音为处，认为这是能回京的吉兆。后来果然听说有一批老弱病残回京，其中就有钱钟书。夫妇二人喜出望外,结果发现这是误传，“回京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这就使我

自己明白：改造了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企求的进步我没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4）作者在平淡的自剖中看似解剖自己的私心，其实包藏在字里面的意思是对那荒诞岁月的荒诞运动的批评。“我还是依然故我”，这是对那场荒唐的“炼人”运动的最好讽刺。

《顾准日记》中《息县日记》中所记干校生活与杨绛的《干校六记》大致相似，但他的日记更是“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灵魂的实录。”（5）他的日记在散乱中又有较为一致的主题。一是要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他在很多场合谈到吃与住的问题，反映了那个年月生存的严酷性。在《信阳专区的十年》中谈到50-60年代基本情况：“来后我和农民有过两次这方面的接触，一在上个月（1969年11月，笔者注）月底筛粉煤灰的时候，参加砌砖的一个东岳社员谈到他家死了三个人，50%；一是从淮河滨返来时和机耕队的一个铁匠谈话，他说他家七口人死了五人，那就是70%了。”（6）他的日记的另一个主题是改造。他的日记里经常会出现“写笔记”的字样，那就是写所谓的思想改造笔记，是对上面或别人所作的改造姿态。而顾准的真实思想则在日记中表达出来。日记内容与上交的改造笔记是有本质的不同，在上交的改造笔记中顾准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藏了起来，以容易过关的方式应付别人。李慎之说：“要应付那天天晚上的改造会，实在不是容易的事。顾准不能不想出一些可以供批判又没有太大危险的‘话把儿’，以免‘冷场’反而‘斗态度’。他给自己选定了两个‘话把儿’：一条是‘架子’，一条是‘人道主义’，说实在的，这也是当年许多右派分子在同样情况下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7）我们会发现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一方面要以时文的规范方式写改造笔记，另一方面又借写改造笔记为幌子写个人日记，记下自己对生活与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他的改造笔记的话语方式与日记的写作方式的矛盾本身就是荒诞岁月的特有的现象。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的繁重的劳动，记下了与亲人分隔的思念，记下了失去妻子的痛苦，也记下了他对现实重大问题的不懈的思考。现实的问题与他心灵的痛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那个荒谬的时代的表现。

二

《干校六记》与《息县日记》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写作立场、写作目的、写作时间与发表方式是有根本的不同。这就导致了它们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干校六记》总体说来是个人抒情的。是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中出现的，多少受到这一时代影响。主要表现为它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去回顾“文革”那段干校生活。正如人们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干校六记》以一种清明的人道主义来反观干校生活，那么就能很轻易地发现干校生活、清理“五一六分子”的运动的反人道倾向。作者毫不费力地从干校生活中家人离散、勉为其难的农业劳动、人与小狗的自然亲近的普遍性的生活中发掘出时代的荒诞因素。它能很容易地在八十年代找到读者的认同。但与主流的“伤痕、反思”文学不同，杨绛从一个普通人的亲历体验出发，采取“大背景下的小穿插”的方式展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干校生活中生活经历和情感历程，正如钱钟书所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8）它从小处落笔，大处着眼，以置身事外的平静审视的态度，娓娓道出融解在自己心灵的那段生活与心理内容。写作中个性的修养、气质与人生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对往事的回忆有所筛选，过滤了“火气”，多了一份平静与宽容。所以她不是以“受难者”的姿态去历数过去的灾难，而是发掘琐碎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