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研究综述

沈从文作品研究综述

余杰《凤凰城里的“老先生”》说道：在湖南电视的一个专题节目中，看到了这样一幕触动我心弦的细节：一名到湘西凤凰城旅游的外地游客，刚刚走下小船，码头上就有几个小女孩热情地围上来。这些十二三岁的湘妹子，拿着编好的一束束野花，七嘴八舌地说：“买一束花吧，去送给老先生。”“老先生”是谁呢？乡亲们口中所说的“老先生”，原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沈从文。遭受半个多世纪冷遇、排斥乃至迫害的沈从文先生，在最近十几年来却日益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来，他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借助文字获得了永生。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一、从庄子的生死哲学看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死观

在蔡葵芬的《从庄子的生死哲学看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死观》中认为沈从文一方面以“生命”为“信仰”，同时在面对死亡时却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淡泊的情致。

在他笔下，死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情杀，有屠杀，有自杀，有他杀……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对砍头的描写，这种屠杀的场面大多来源于沈从文幼时的亲身经历，他家乡有个监狱经常处决犯人，小孩子常常去看，行刑完了，如若没人来收尸，小孩子常以戏弄尸体取乐，沈从文也常站在城头看杀人。而后来他去当兵了，更是亲历了杀人如麻的残忍。这在其《从文自传》、《黄昏》、《节日》等作品中都有体现，死亡现象在这个野蛮民族中得到大肆的渲染。表面看来，沈从文对于“死亡”也习以为常了，他经常称死为“完事”，对死好像持有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其实，在面对这种死尸遍地的场景时，作者的这种平和只是保持了一种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其背后潜藏的是对生命最沉痛的悲悯。他只有通过对死亡的客观描写，才能得以切近生命的本质，“神圣伟大的悲哀不

一定有一滩血一把泪。”（《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他是以“死”的方式突出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可贵，告诫人们怜惜生命并进而达到对健康人性的追求。生命高于一切，生命至上，《庄子》整体上反对战争本身正是为了张扬这样一种生命意识，而沈从文在此冷静地呈现血腥场面，反对滥杀无辜，也是他信仰“生命”，维护“生命”的表现。

《生存》详尽地表达了沈从文对于死亡的真正理解，如“人生有命，要死听它死去”，“依然微笑着”，“好像自己也在参加另外一种生活，精神强旺多了”，“死去的让他死去，活着的好好活！”生命是如此可贵，因此在死亡面前也应该尽一切努力与命运抗争，这样才能对得起生命，而当死亡已经来临的时候，更要有正视死亡的勇气，微笑着活下去。在沈从文的思想意识里，早已认识到人的死亡是不可逃避的，既然如此，就应该乐天安命，能活着就好好地活着，死了就死了，对于死者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对于生者来说，更是一种超脱。这种生死观，其实不就是庄子的生死哲学吗？正因为这一生死哲学的介入，使得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深度，在艺术的园地里才能独放异彩。

《边城》更是一曲爱与死的交响乐，这里的爱是一种直面死亡的爱，而死也因爱除去了它的世俗痕迹。老船夫临死前抛给翠翠最后一句话：“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用怕”，完成了他的生命之旅。正如庄子在《养生主》里所昭示的：死亡，是一种回归的生命仪式。因此，死亡是正常的，它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老船夫从容地面对死亡，翠翠也似乎明白了生命的进程，她继续着爷爷的渡船，继续着生命的过程，生命不会因为死亡而停滞不前。

对于生与死，沈从文似乎是参悟透了，他能平静地看待死亡，以一颗超脱淡泊的心对待它，这样使得他的“生命”信仰又加深了一层含义。而这样一种无论是对生的执着还是对死的淡泊，与庄子的重生乐死的生死观又是殊途同归的。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生死哲学，所以无论是庄子还是沈从文，他们都能逍遥自在地行进在纷繁复杂的人生中。

二、沈从文作品中的土匪叙事

在罗维的《悲悯观照下的土匪——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土匪叙事》中说道，沈从文关于匪的叙事可以统称为“土匪叙事”，从文学——历史——文化的多重视景来阐释这一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从叙事角度说明沈从文的土匪

叙事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把握沈从文的人道主义者立场和民间立场，以及他自始至终具有的悲悯意识。

沈从文通过他的土匪叙事表明：土匪和普通人并无区别，最需改变的不是存在土匪的现实环境，而是这些人的意识和灵魂，他们和客体化世界的关系需要更新，他们的观念意识需要重塑。在这一意图下，沈从文对于土匪像他惯有的人道主义情怀一样，充满悲悯，从未将他们作为对立面来批判。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土匪世界是一个善良与蒙昧，美好与丑恶并存的世界。正如当代小说家李锐这样写到读沈从文后的发现：“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

虽然沈从文的文字并不是写给土匪看的，但在这一类社会类群的世相描绘中，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普遍人性，看到我们自己。“沈从文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他关心普通人的生存命运，但并不把自己关于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他们的命运的思想乃至行动从外部加之于他们身上。他关心的是如何改变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改变生活在他们灵魂中的形象。”这正是沈从文缤纷绚丽的土匪叙事中所要表达的意图所在。

三、沈从文剧体作品的语言艺术魅力

石柏胜《多姿多彩的语言狂欢——沈从文剧体作品的语言艺术魅力评析》中写到，沈从文剧体作品的诱人魅力就在于其诙谐幽默、轻讽逗笑的风格魅力。无论是反映都市生活的《盲人》、《支吾》，还是表现湘西村镇风俗的《霄神》、《野店》等，都鲜明地表现出微讽逗乐、幽默轻松的趣味色彩，给人以精神上的极大愉悦。《霄神》在揭示湘西信神好巫、人鬼杂处的生活风俗的同时，又通过对外甥三番五次戏弄舅舅的对话情节的描写，讽刺调侃了油腔滑调、跳梁小丑似的外甥和投机贪财、愚昧可笑的舅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诙谐逗趣的幽默轻讽风格，令人轻松愉悦而又忍俊不禁。《盲人》一剧巧妙利用“欺骗”、“误解”、“语言多义性”等机智手段制造出一幕幕开心有趣的画面，有效展现了诙谐逗笑的幽默风格。

沈从文深厚的古典文学语言功底和对五四新文学白话文的自觉追求，形成了他剧体作品文白相间的雅俗共享特色,在沈从文《霄神》、《三兽窣堵波》、《支吾》等剧体作品中都能得到鲜明体现。这种不文不白、文白相杂的语言词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