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宋长琨

关键词：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地理分布

摘要：在徽州府志、徽州府各县的县志，以及《新安名族志》、《登科录》、《进士题名碑录》等历史文献中，共有464名明代徽州进士的记载，其中454人出处有据，履历翔实。有明一代，徽州进士的人数在全国各府中位居第十一位，在万人进士数上位居第五位。这454名徽州进士在徽州府六个县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不但如此，即使在同一县份的不同地域之间，这种不平衡性也有所体现。

SONG Chang-kun （Associate professor, be studying phD 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mount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zhou Jinshi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uizhou; Amount of Jinshi;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bstract:In Huizhou Fu-zhi, Xian-zhies of counties of Huizhou-fu,Xinan Ming-zu-zhi, Dengke-lu, Ti-ming-bei-lu of Jinsh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nclude 464 records of Jinshes of Huizhou in Ming Dynasty. In these records, there are 454 people who have historical figures. In Ming Dynasty, the amount of Huizhou Jinshies ranks No. 11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in comparative amount it ranks No. 5. In all six counties of Huizhou,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454 Jinshies is unbalancing, and this unbalancing feature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mount of different counti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same county.

《嘉靖婺源县志》云：徽州“儒风独茂，科甲蝉联”；[1]《万历歙县志》云：徽州“人文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2]《乾隆绩溪县志》云：“徽为朱子阕里，彬彬多文学之士”；[3]《道光徽州府志》则说：徽州“人文辈出，鼎盛辐臻”；[4]元末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更称：“新安为东南邹鲁。”[5]徽州之所以“儒风独茂”，“人文辈出”，成为“东南邹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科甲蝉联”，即徽州以盛产进士而著称。徽州因其历史与人文的特殊性，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而进士作为一个特定群体，也同样成为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对明代徽州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以期为相关研究积累一点素材。

一

关于明代徽州进士的数量，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各研究者得出的数字相去甚远。今列举几种说法：吴宣德《中国教育通史》明代卷中，利用了《题名碑录》等文献对明代各县的进士数据进行了统计，其数据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依据的，对寄籍的进士按照寄籍地为准，得出的徽州进士数据为340人。[6]吴建华《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中的数据是405名。[7]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中的数据是452人。[8]出现如此分歧的原因，是明代徽州人因为经商、做官等原因，“多客游于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仕宦者”。[9]在这些数据统计中，李林琦先生的数字最接近于明代徽州进士的真实数字，不过也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县志。县志的编纂规格较低，所依据的资料有限，有些记载未必可靠，必要的考证也有所欠缺，可谓翔实有余而准确性不够。的确，县志中所记载的进士数量是最多的，但并不是县志所记载的都是徽州进士。第二，如李先生自己所说的，只是“进行了粗略地统计”，其统计方法和统计结果均有可商榷之处。经笔者核实，县志所记载的并不是452人，而是446人，出现统计误差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统计中只根据各志的记载进行了笼统的加总，而没有注意到其中各

*作者简介：宋长琨，1964年生，黑龙江青冈县人，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在读博士。

县间还有将个别进士重复记载的情况。

为真实、准确、清晰地展示明代徽州进士的全貌，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首先，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检索和考证工作。除了翻检安徽省志（江南通志）、徽州府志、徽州各县县志等本省、本府、本县的地方志文献外，笔者还翻阅记载有关徽州进士情况的其他各地区的地方志，尤其认真考察了徽州进士主要寄籍、寄居地区的地方志。同时，将地方志与记载明代进士及徽州进士的相关文献，如登科录、题名碑录、新安名族志等文献，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地考证。在这些文献中，还没有一个最权威的文献，可以证明某个人是徽州的，或某个人不是徽州的。关于进士记载的最权威的两部文献，一是明代每科考试后所立的《进士题名碑录》（以下简称《题名碑录》），二是当时编撰的《进士登科录》（以下简称《登科录》）。但两种文献目前都不完整，而且对于进士籍贯的记载是以户籍所在地为准的，即没有体现出进士籍贯的变动情况，因该而两种文献只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却不能作为断定某进士情况的准绳。在确定一个进士籍贯的时候，往往综合运用各种文献，而没有把某一文献或某类文献为作为教条。

比如《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中记载了休宁进士叶亨，在其他各文献中都没有他是徽州进士的记载。不过关于叶亨这个人名的记载却也屡见不鲜：其一，《名族志》说：“亨为休宁南街叶氏，叶万硕之子。以族大派迁，恭其久而离也，则建宗祠，春秋而聚之。世多逐末，恐其不知反也，则建书院延师儒以训导之。”[10]并没有提及中进士的事情。其二，《题名碑录》有叶亨的记载，说是闽县军籍。其三，《漳州府志》的职官志提及休宁叶亨，曾任漳州知府。这三处叶亨其实都是一个人，他的具体情况是：休宁人，闽县军籍。

其次，确定一个统一的尺度。对特赐出身的情况怎么处理，对移籍、寄籍进士的籍贯如何归属，笔者是这样对待的：

其一是区分特赐进士与特用铨选的差别。明代恩赐、特用之例共有两次：

1、天顺八年的特赐进士。据《续文献通考》：“七年二月，礼部试日，火死者九十余人，英宗命俱赠进士出身。”[11]

2、崇祯十三年的“史惇榜”。关于该榜的开设宗旨，谈迁《国榷》中记载了崇祯皇帝的上谕：“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至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12]

这两例中，前者未经考试而赐进士出身，具有进士的称号，并享受其待遇；后者是经过考试未被录取，而特赐予官员身份的。这相当于在副榜中选拔人才，是铨选官员的途径，而不是授予进士身份的举措，即皇帝所赐的是官，而不是进士。[13]以此之故，天顺八年死于大火者被作为进士来对待，而将崇祯十三年的所谓“史惇榜”排除在进士群体之外。

其二是根据移籍、寄籍的情况确定进士籍贯的归属。明代徽州的社会水平流动性很大，有大量的徽州人移籍、寄籍、占籍外地的情况，也有外地人迁入徽州的情况，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他们到底是哪里的进士，应该有个明确的标准。崇祯四年进士韩如愈，其籍贯上说：“兴化籍，黟县人。”[14]这是说，他是徽州府黟县人，但入了兴化籍，乡贯在兴化，这样他就有了两个籍贯。种情况被当代学者称作“双籍进士”。[15]所有占籍、寄籍外地的徽州人或占籍、寄籍徽州的外地人，都有双重的籍贯。寄籍、占籍外地者，带有暂时性，未必要久居于占籍、寄籍地，或可迁回原籍，而移居外地的情况则又不然，洪武二十一年状元任亨泰，就是迁移外地的一个例证。《新安名族志》（以下简称《名族志》）中记载：“其祖任念四，由徽州休宁邑东之鼓楼下迁到襄阳。”[16]笔者认为，他的这种情况，也应该属于“双籍”的例证，可称：襄阳人，祖籍徽州。但如果移籍外地时间太长了，则不应作为徽州进士了。笔者认为：对于“双籍”的进士，他们既应该计入其乡贯所在地，也应该计入其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