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希望在于回归大学精神

中国大学的希望在于回归大学精神

文/肖雪慧

围绕“21世纪的大学”这个话题，我国涌流出无数豪言壮语，最响亮的自然是“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很好，若脚踏实地朝它努力，于国于民于正在或将要进大学学习的学子都是一大幸事。然而，如果看看当下大学行状，看看还在继续采取的种种不智举措，漂亮言辞好似黑色幽默。

如果说当下中国大学病入膏肓，这个判断不为过。它的衙门化、高耗低质，早就为人诟病。尽管说起大话气壮如牛，在有公信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却无一所能进入前200名，而且差距还在拉大。腐败方面倒急起直追，各行业中后来居上成为重灾区。腐败招数无奇不有——滥评职称、滥发文凭乃至卖文凭，教学科研质量评估中大规模造假，金钱打点、疏通关系之类学术外功夫在硕士博士授予权等纯学术事务上大派用场，为赚昧心钱收取高额教材回扣甚至与不法书商勾结用盗版教材糊弄学生，如此等等。而如今没人认账但依然实施的所谓“教育产业化”①，使高等教育越来越排斥社会底层，越来越拉大城乡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但这些显见的、直接触动社会公众神经的问题不过是由我国大学的根本问题衍生的，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国大学无所坚守，在损害大学品质的力量面前无原则无抵抗，随波逐流，从根本上背离了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这些传统使大学在拥有朝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又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流向而能始终作为向社会提供最具独创性贡献的智力权威机构立身于世。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了解由这种精神所规导的发展走向，以此为据彻底反省。

一．使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立、自治、学术自由

大学在欧洲中世纪是作为师生行会诞生的。与其他行会相同的是，成立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不同的是，不论学生或教师，都是为着知识探究的共同兴趣聚在一起的学者，他们要维护的最重要共同利益，是不受任何干预

地进行知识的独立探究和传授。为了这，在教权与王权竞相控制和拉拢大学的情势下，利用教会的庇护对抗世俗政权，又利用从世俗政权那里争得的特权对抗教权。经历了为摆脱外来支配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大学最终成功地独立于教权与王权，代表着知识领域的最高权威而与信仰领域和世俗政治领域的权威并驾齐驱。

现代大学已经不像中世纪大学，仍然是完全由教师或学生进行管理，或者师生共同管理的自治社团。随着大学功能、使命的扩展以及组织结构、人员构成日趋复杂，它的权力结构也趋多元。但大学始终彰显着独立于宗教、世俗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宗教派别和利益集团的自治机构性质，坚守着在早年争取自治特权的斗争中逐渐清晰的功能和角色定位——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坚守者、传承者与创新、变革的推动者。在现代大学复杂的人员构成中，直接承担着大学知识和价值的传承、创新功能的师生始终是主体；不论权力结构怎样多元，在学术这个核心事务上把关的只能是以学术为业的教师群体；至于知识传播、探索、创新所需的学术自由则在大学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居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其中，独立法人的自治地位使大学能够有效对抗外在力量入侵，避免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标准受宗教、政治或经济利益支配，这提供了学术不受干扰地按自身规律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单凭自治地位，并不能确保学术按自身规律发展，不能保证大学成为产生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基地——如果不同时贯彻学术自由原则的话。知识和真理的进步只能在自由探索和自由辩论中实现，而学术自由意味着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任何学术外力量无权干涉知识或思想领域的问题。所以，学术自由提供了进行知识和思想探究必不可少的中立空间，它使师生可以在不受限制的探索中向未知领域挺进，在自由讨论中对已有的知识或思想进行质疑、反思、验证、比较，在平等对话和交锋中对不同思想、信仰和观念的真理性成分和谬误成分进行辨析，并在这过程中发展智慧、谋求共识。如果对学生来说，不拘的探索、自由的论辩、平等的对话一方面是他们精神和智力上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可以使其中有志成为“学术公民”的人受到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训练，那么，学术自由对于“一生都致力于发展新思想，阐述新观点”②的大学教师更加利益攸关，

可以说，教师能否顺利履行自身职责，实现职业抱负，很大程度系于有无学术自由以及学术自由的大小。但不论对学生还是教师，学术自由都保护和激扬了创造精神和反思精神。而大学作为师生聚合地，学术自由在使她成为一个进行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的共同体之时，也成就了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在推进人类知识和智慧方面的独特贡献。

但学术自由不仅意味着知识和思想探索活动独立于种种外在力量，不仅意味着探索无禁区，同时还意味着对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思想、见解无所偏袒，意味着知识的真伪、思想的对错不由任何权威（无论这权威是个人、机构或组织）宣示，而只能通过自由辩论来呈现，还意味着即使被普遍认定为错误的思想也有存在权利，而这，应该是基于对人的认识能力局限性的承认——人类认识史上，此时视为错误的思想见解中可能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情况决不少见——，何况，哪怕彻底的谬见，也可以使真理性认识在与它辩驳中受到砥砺而更趋成熟。可见，学术自由与思想宽容犹如一币两面。大学正是因了学术自由本质上的包容性，才成为不同思想、信仰、观念得以共存、对话、论争的中立平台；也因了学术自由对各种思想、见解的发展潜力和多种可能性的保护，大学才能成为知识进步和思想创新的前沿。不仅如此，大学还因此成为培育青年人宽容、理性、尊重真相——哪怕真相令人不愉快——等素养的适宜土壤，有这种素养的人视界宽阔、心态开放，尊重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多元性，热爱真理但不偏执，对与己相异的信仰、观念抱有同情的理解，在精神气质上与对他人对社会极具危险性的极端主义者判然有别。

学术自由对大学是如此重要，一旦背离，大学将丧失其作为知识探究和精神反思共同体的性质，丧失其开发知识、批判性发展知识的功能。所以，大学在维护学术自由上跟争取机构自治一样，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和努力。而大学精神就孕育、熔铸于这持续的斗争和努力之中，也直接包蕴在相辅相成的自治传统和学术自由传统之中——这就是独立精神、创造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它们体现在对知识的无私追求上；体现为坚信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的或宗教的利益、标准的权威性；也体现为，在批判性地重估知识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思想体系中保持和发展人类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曾在《大学之魂》中这样评价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