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Ⅱ历史选择题答案初步解析

2016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Ⅱ历史选择题答案初步解析24．图3为三国曹魏《三体石经》的残片，经文中的每个字均用先秦古文、小篆等三种字体刻写。

这三种字体反映了()A．当时统一文字的努力B．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C．当时字体流行的实际状况D．汉字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答案】：B【解析】：三种字体是先秦古文、小篆和隶书（从残片文字可判断），经文用三种字体刻写，说明当时文字的使用非常混乱，这打破了秦汉以来文字统一的局面；汉字发展史上历经多次文字规范化运动，如秦朝的“书同文”、汉代的汉字规范、唐代的正字运动等，中央政府在汉字规范活动中扮演组织者与调控者的角色，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参见王瑞英：《试论政府在历代汉字规范中的作用及其启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领导的正字运动是秦代的统一文字，唐朝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字使用的混乱现象，再次兴起大规模的正字运动，其中，《干禄字书》《九经文字》等字书，从音、形、义等方面来规范汉字，说明了当时正字内容的广泛性和系统性，唐代正字运动不仅对当时的汉字规范和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对后世的意义和影响也是深远的（参见曾新：《唐代正字运动研究》，《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所以，题干材料所提经文用三种字体刻写，正好说明了文字使用的混乱，加上当时战乱、割据的局面，割据政权也无力进行正字运动，A可排除。

先秦古文、小篆和隶书正好是先后出现的字体，符合汉字演变的历程，B正确。

先秦古文、小篆到汉代，人多不识，称为“古文”（即上古的、古代的文字），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即当代的、当时的文字）。

到三国时期，流行的仍然是隶书，社会一般大众不认识的先秦古文、小篆不可能流行，认识、使用这些“古文”的只是少数专家、少数场合，C可排除。

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标志一般认为是商朝的甲骨文。

从文字结构和造字方法看，甲骨文经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上古文字。

甲骨文的造字方法和字形结构，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是一脉相通的。

甲骨文字形结构，已出现了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其中以象形字为多，还有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假借字、转注字。

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了。

D可排除。

25．两汉实行州郡推荐、朝廷考试任用的察举制；经魏晋九品中正制，至隋唐演变为自由投考、差额录用的科举制。

科举制更有利于()A．选拔最优秀的官吏B．鉴别官员道德水平C．排除世家子弟入仕D．提升社会文化水平【答案】：D【解析】：汉代察举制是推荐、考试、试用三者相结合，唐代科举是自由投考、考试相结合。

察举制推荐的范围也非常广，包括官、民，唐代科举制报考资格也有限制——“刑家之子、工贾殊类”不可参加科举考试。

考试是它们的共同环节和关键环节，察举和科举的科目都非常多，理论上都能够选拔优秀官吏，但官吏的优秀与否，决定因素不是考试能力的高低，只能说察举和科举都能选拔到一些优秀人才。

科举制沿用至明清，发展为八股取士，官员事功能力多遭非议。

总之，科举制与汉代察举制相比，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官吏的优秀与否与考试能力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A可排除。

考试的局限就在于不能鉴别道德水平，B可排除。

世家子弟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C可排除。

科举制是自由投考，政权的开放程度更高，更多的平民子弟可以通过读书、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示范效应、导向效应更强，从而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D正确。

26．宋代，有田产的“主户”只占民户总数20%左右，其余大都是四处租种土地的“客户”。

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A．经济严重衰退B．土地政策调整C．坊市制度崩溃D．政府管理失控【答案】：B【解析】：宋代租佃制比较普遍，地主和佃农签订一年或几年的租佃契约，出让土地使用权以收取地租。

其主要原因有：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土地的商品化程度更高；宋朝政权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把唐以前打击、抑制兼并的政策改变为“不抑兼并”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权的政策，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

也就是说，宋代的土地政策有重大调整。

据此可见，A可排除，B正确。

坊市制度崩溃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带来城市的经济功能更强，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更强，失地农民可以进入城市择业的空间更大了。

农村租佃制发展与城市坊市制崩溃基本上是两条线，不构成大的因果关系，如果说有因果关系，那也是失地农民进城可能加速坊市制的崩溃，租佃制发展与坊市制崩溃的共同原因是宋代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C可排除。

租佃制发展较快，不是政府管理失控的结果，而是政府管理政策调整的结果，除了土地政策的调整，对租佃制也进行了规范，《宋刑统》和敕都确认租佃制度。

宋律规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

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臵佃农，不得随意撤佃。

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

D可排除。

27．福建各地族谱中有大量关于入台族裔回乡请祖先牌位赴台的记载，此类现象在清乾隆年间骤然增多。

这说明乾隆年间()A．族谱编修顺应了移民的需求B．大陆移民已在台湾安居繁衍C．内地宗族开始整体迁移台湾D．两岸居民正常往来受到阻碍【答案】：B【解析】：题干材料是讲，乾隆年间族谱中该类现象的记载增多，不是讲乾隆年间编修族谱，编修族谱在乾隆年间以前就普遍存在了。

族谱编修的历史源远流长，关于族谱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

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族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

A可排除。

族谱编修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功能之一就是认祖归宗。

回乡请祖先牌位赴台，说明迁徙台湾的居民准备在此地安居繁衍，保持不忘祖先、慎终追远的传统，B正确。

题干材料没有乾隆年间“内地宗族开始整体迁移台湾”的信息，宗族往往有分支，是整体迁移还是支派迁移，题干材料没有言及，但迁移的时间肯定在乾隆年间以前，“开始说”没有依据。

C可排除。

如果两岸居民正常往来受到阻碍，就不会出现“回乡”“赴台”记载的增多，D可排除。

28．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市场上的洋货日益增多，火柴、洋布等日用品，“虽穷乡僻壤，求之于市，必有所供”。

这种状况表明()A．中国市场由被动开放转为主动开放B．商品经济基本取代自然经济C．日常生活与世界市场联系日趋密切D．中国关税主权开始丧失【答案】：C【解析】：中国市场主动开放是在19世纪末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清政府自开商埠（参见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A可排除。

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始终未基本取代自然经济，B可排除。

中国市场上的洋货日益增多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火柴、洋布等洋货是日常生活用品，遍及城乡，C正确。

中国关税主权开始丧失是在鸦片战争后，D可排除。

29．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山县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

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地()A．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高涨B．红军英勇奋战保卫农民生产C．政府主要精力用于增产D．人民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答案】：A【解析】：十升为一斗，赤色区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粮价下降，白色区（国统区）粮价高。

中共在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高，A正确。

另外，当时国共两党都推行了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合作社经济，但中共的合作社经济政策比较成功，国民党则不成功，也是原因之一，参见李玉敏：《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社经济政策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红军英勇奋战保卫农民生产，是原因之一，但当时国内战争主要在发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广大国统区农村相对稳定，“红军英勇奋战保卫农民生产”不会是主要原因。

B可排除。

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一直处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之下，国民党多次组织“进剿”、“会剿”、“围剿”——由一省或几省组织的“进剿”、“会剿”，统一调动全国军事力量的“围剿”。

在这样严酷的军事对抗中，根据地政府不可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增产，军事斗争才是工作重心。

C可排除。

根据地人民努力发展生产，使根据地基本能够做到自足自给，这就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是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果”，不是“因”，D可排除。

30．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日伪纺织企业合并，成立了国有的中纺公司。

政府高层解释称，商民在抗战之后，对于所接收之敌伪纱厂，“即便有人承购，事实上仍需由政府予以维持，等于仍由政府自行拨款接办，国库并不因出售纱厂而有大量之收入”。

这反映了此时期()A．政府试图缓解民族工业困境B．国家实行对轻纺工业的统制C．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衰落D．政府在经济中主导地位加强【答案】：D【解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日伪纺织企业，组建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其主要背景与原因：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是考虑日伪纺织企业的民营化和后方纺织资本家有优先承购权，但遭到收复区纺织资本家的反对；抗战胜利后，后方纺织资本家和收复区纺织资本家实际上都无资金“承购”，后方纺织业因为抗战胜利而政府宣布停止军需品（如军布）的订货，甚至已订之货都取消和约，普遍陷入停产减产，日占区的纺织业在抗日战争时期早就遭受空前残酷之打击。

所以无论是后方纺织资本家，还是收复区纺织资本家，都没有资金能够“承购”日伪纺织企业；如果允许他们“承购”，他们也是先要求国民政府的救济贷款，再来“承购”，而处于财政困难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这种承担能力；抗战胜利后，日伪纺织企业纷纷停工、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工潮迭起，政府压力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没收日伪纺织企业、组建中纺公司，希望迅速复工，救济失业。

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成立中纺公司的目的时，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日本投降时，日商纱厂共有350余万锭子，当时曾考虑出卖民营，但纱商无力购买，因原有纱厂亦在向四联总处借款……政府对于接收各工厂必须立即复工，因此自急不能待。

目前各地我国自办的各民营纱厂均以周转金缺乏，感觉不能维持，纷纷请求向国家银行贷款，所以即使有人承购，事实上仍须由政府予以维持，等于仍由政府自行拨款接办，国库并不因出售纱厂而有大量之收入。

”（参见金志焕：《国营与民营之间的取舍：战后国民政府的棉业政策与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成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题干材料讲到战后政府对日伪纺织企业的国营化，并解释了原因，与民族工业无涉，A可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