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怎么评教授
试论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晋升
Teachers’Promo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韩帅[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高教探索
页码： 100-103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4期
主题词： 民国;大学;教师;晋升
摘要：大学教师的晋升,是大学教师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大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
北洋政府时期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初步规定了大学职员晋级的五个基本条件。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出台的《国民政府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涉及了大学教员的等级、资格及审查办法等,比较齐全详细,尤其教师的四分法被广泛采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增加了任教的年限,强调专门著作,把教师资格的审查权收归教育部,对大学教员的晋升资格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审查。
在大学的实际操作中,如西南联合大学采取了宽松灵活的晋升与评审。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晋升中的许多问题可以为当今提供有益的借鉴,如应正确看待国外留学经历,重视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
民国之师道二
龙云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
取西南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 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席间，梅贻 琦先生请教务长潘光旦安排老师 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 考，同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 龙主席自己支付。 侄子梅祖武考取北洋大学北平分 部，小女儿梅祖芬考取燕京大学， 谈及何以不进清华，两人都不好 意思地笑着说，没有考取呀。
小结
教师劳动具有特殊性，师德呈现如下特
点： 一、师德具有高层次性（示范性） 二、师德具有深远性 三、师德具有全面性 四、师德具有一贯性 五、师德具有时代性
1.师德具有高层次性
蒋百里自杀前分别给母亲、学校教育长张耀
亭和好友蔡锷留了遗书。给母亲的信中说： “为国尽忠，虽死无关重要，然于陆军及民 国前途有益。遗币二百，薄田数亩，聊供赡 养。”给张耀亭的信中说：“仆之殉职，为 国家故，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风气有关。 乞告老母，不可悲伤。总长处，请告以军事 非至善之目的不能成功，徒以彼善于此之言， 聊以自慰，则军事永无振兴之日。”
பைடு நூலகம்
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 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 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 重 申了人 的尊严 与价值 。 ”“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 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 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 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 、有价值的人。”
4.师德具有一贯性
师德不是表现在一时一事上，而是一种
习惯性的道德修养，是一种长远的、一 直的道德行为，因而具有一贯性特征。
晏阳初：“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晏阳初从耶鲁毕业后到法国服务华工，教华
工识字，创办《华工周报》，数月后晏阳初 收到了一位华工写的信。这位华工决定捐出 他三年来积蓄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这封信 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他说：“我去法国， 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 他说：“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 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晏阳初条款”。
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
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1978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了解都来自传闻。
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
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行动不便，1980年我接受领导安排做他的助手。
谭先生如果离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面照顾他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也帮忙处理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来的信件、文件资料等。
因为和谭先生相处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多，所以，我对谭先生来往的客人、朋友都比较熟悉。
为了写《谭其骧传》，我也曾专门请教过一些老先生。
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讲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经历过的情况。
1956年工资改革以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谁聘谁定”——聘你做什么教职，薪水多少，聘书上写得很清楚，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
二三十年代有所谓的“庚款教授”，就是拿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教授，他们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
此外，1942年、1943年国民政府曾评选过两批“部聘教授”，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们的薪水设有最低标准。
普遍地说，当时教授的工资由学校自己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尽管也涨工资也发津贴，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已大不如前。
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听谭先生讲，要去遵义的时候，就有人通知他们要尽量多地带些日用品，带去卖了换钱。
遵义的土财主没见过洋货，据说随便拿双袜子去卖，换的钱可以吃一个礼拜。
当时还有教授倒卖骡子、马等。
抗战胜利以后不久，货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已经不能养活家里夫妻二人和四个小孩。
于是他到上海来兼职，但兼职教授不能拿全薪，是暨南大学以“谭季龙”的名字聘他为全职教授，这样两份全职薪水才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货币持续贬值，这些钱也不够用。
浙江大学就统一采购，给教职工发实物工资，今天发一袋米，明天分点煤球，教授和职工之间也没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证能过日子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照旧接管大学。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分类管理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的分类管理李汉学1，程斯辉2（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205；2.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聘任管理上的“唯才是举”，兼职流动管理上的“不求我有，但为我用”，进修管理上的“内外兼修”，薪俸管理上的“差别对待”，考核管理上的“教授主持、校长决断”，退出管理上的“校长集权与政府保障并存”。
高校教师的分类管理整体上对推进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因时代局限，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仍旧存在：尚未构建起完备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制度体系，尚未形成科学的高校管理分权机制，专业化的高校教育职员队伍建设滞后和缺乏充足的物质条件支撑等缺憾，值得反思。
关键词：高校教师；民国教育；教师聘任；教师兼职；教师考核；教师薪俸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742（2022）01-0059-08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主要负责高等教育之责任”[1]。
“教育部”①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对全国高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而在高校的组织形式、高校具体事务的管理上都采用较为民主的方式。
[2]45公立高校主要实行教育部管理和学校内部管理两级管理体制，私立高校和教会高校也要在国家教育管理制度指导下办学，但自主权相较公立高校更为宽泛。
民国时期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主要通过全国性制度和学校内部制度的实施与落实来实现，有关高校教师分类管理的全国性政策制度一般由民国政府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制定和颁布，而学校内部制度规定一般由高校内相关部门依据国家政策制定和颁布，相关制度主要由民国政府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及学术组织和高校内相关行政管理机构及学术组织予以具体实施。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湖南省师范院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改进研究”作者简介：李汉学，男，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程斯辉，男，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发展史及教育管理学。
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
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1978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了解都来自传闻。
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
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行动不便，1980年我接受领导安排做他的助手。
谭先生如果离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面照顾他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也帮忙处理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来的信件、文件资料等。
因为和谭先生相处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多，所以，我对谭先生来往的客人、朋友都比较熟悉。
为了写《谭其骧传》，我也曾专门请教过一些老先生。
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讲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经历过的情况。
1956年工资改革以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谁聘谁定”——聘你做什么教职，薪水多少，聘书上写得很清楚，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
二三十年代有所谓的“庚款教授”，就是拿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教授，他们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
此外，1942年、1943年国民政府曾评选过两批“部聘教授”，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们的薪水设有最低标准。
普遍地说，当时教授的工资由学校自己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尽管也涨工资也发津贴，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已大不如前。
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听谭先生讲，要去遵义的时候，就有人通知他们要尽量多地带些日用品，带去卖了换钱。
遵义的土财主没见过洋货，据说随便拿双袜子去卖，换的钱可以吃一个礼拜。
当时还有教授倒卖骡子、马等。
抗战胜利以后不久，货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已经不能养活家里夫妻二人和四个小孩。
于是他到上海来兼职，但兼职教授不能拿全薪，是暨南大学以“谭季龙”的名字聘他为全职教授，这样两份全职薪水才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货币持续贬值，这些钱也不够用。
浙江大学就统一采购，给教职工发实物工资，今天发一袋米，明天分点煤球，教授和职工之间也没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证能过日子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照旧接管大学。
民国时期部聘教授制度及其历史意义
优 良教授以保障》 一案。 据此议案 ， 教育部拟定了《 规 定部聘教授办法要点》 草案 ， 提请学审会第二次大会
讨论并获得通过。该草案将原案 中十五年以上任教 资格的规定改为十年以上。根据两次会议的精神， 教 育部拟订了《 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 草案， 提请行 政院审议。 ９ １ ６ ３日， １４ 年 月 行政院第 ５７ １ 次会议通 过该草案 ， 并责令教育部颁行 ， 部聘教授制度正式实 施。国民政府推行部聘教授制度的用意非常明确， 一 方面为 “ 保障各院校服务优良之久任教授 ， 尊其名 位”尤其为“ ， 奖励学术研究之兴趣 ， 俾大学教授以荣 誉所在 ， 终身从事于培育人才与学术研究 ， 以期于国
部 聘 教 授 制 度 是 国 民政 府 为 提 高 学 术 研 究 水
教育 学术 发展 ，９０年 ５ ， 行政 院批 准 ， １４ 月 经 教育 部 成立 了学术 审议 委员 会 （ 以下 简称 “ 学审 会 ”。这 是 ）
平、 培养抗战建国人才 、 稳定高水平师资队伍而采取
的一项 重要措施 【 七 七卢 沟桥事 变 ” ｌ 】 。“ 之后 ， 日战 抗
科教 实力 ， 使各 文化 机构避 免继续 受 到破坏 ， 国民政 府 采取 了一系列 临 时政策 和措施 。 １３ ９７年 ８月 ， 国
６日， 在学审会第一次常委会上 ， 通过 了《 设置部聘
教授，由部直接聘曾任教授职十五年以上对于学术
文化有特 殊贡 献者 任 ，以奖 励学 术文化 之研究 而予
在部 聘教授 制度 产生 之后 ， 育部 制 定 、 颁 布 教 并
由教育部根据其本人之志愿及各专科以上学校之需 要指定之 ；讲座设置之所 以适 当分布于公私立各专 科 以上学校为原则 ，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或公立专 科 以上学校设 置之讲座 ，均不得超过 总数 四分之
民国教授的风骨
民国教授的风骨同为橘，逾淮而变枳，地气使然；同为人，逾时而变质，时事使然。
人生一世，风骨为重，风骨源于骨气，骨气出自骨头，肾主骨生髓，一个被抽掉了骨头的知识分子，一个大势已去的宫廷阉人，焉来风骨？故前者成为犬儒，后者统称太监。
犬儒与太监的共性是，没有是非，只有利益，忠于主子的是这类人，摇身一变陷害主子的也是这类人。
一个连人格都不要的人，还奢望他能对其主子忠贞不二从一而终？崇祯帝危难时，想召集一次御前会议，而莅临者只崇祯一人。
那些每天三呼万岁的文武大臣哪里去了？那些每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哪里去了？那些誓死捍卫皇上的太监哪里去了？崇祯如梦初醒，泪如雨下，对家人也是对自己仰天长叹：愿世世代代不要生在帝王家！可怜袁崇焕们剐的剐跑的跑，剩下一堆软溜溜的糊涂蛋怎能撑起大明万里江山？没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组合的国度，永远是脆弱的。
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就是风骨，就是那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经历过五四精神历练的民国教授们有几个是吃软饭的？那是真正的教授啊，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
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民主的教授，也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傅斯年一生不党，拒不做官，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傅斯年才华横溢，桀骜不驯。
朝野上下，唯有傅斯年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讲话。
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也不放在心上，相反，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1946年初，蒋介石要补充一个国府委员，直接点将要傅斯年。
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求"大家劝他".任凭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
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1978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了解都来自传闻。
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
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行动不便，1980年我接受领导安排做他的助手。
谭先生如果离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面照顾他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也帮忙处理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来的信件、文件资料等。
因为和谭先生相处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多，所以，我对谭先生来往的客人、朋友都比较熟悉。
为了写《谭其骧传》，我也曾专门请教过一些老先生。
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讲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经历过的情况。
1956年工资改革以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谁聘谁定”——聘你做什么教职，薪水多少，聘书上写得很清楚，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
二三十年代有所谓的“庚款教授”，就是拿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教授，他们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
此外，1942年、1943年国民政府曾评选过两批“部聘教授”，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们的薪水设有最低标准。
普遍地说，当时教授的工资由学校自己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
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尽管也涨工资也发津贴，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已大不如前。
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听谭先生讲，要去遵义的时候，就有人通知他们要尽量多地带些日用品，带去卖了换钱。
遵义的土财主没见过洋货，据说随便拿双袜子去卖，换的钱可以吃一个礼拜。
当时还有教授倒卖骡子、马等。
抗战胜利以后不久，货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已经不能养活家里夫妻二人和四个小孩。
于是他到上海来兼职，但兼职教授不能拿全薪，是暨南大学以“谭季龙”的名字聘他为全职教授，这样两份全职薪水才勉强维持生活。
后来货币持续贬值，这些钱也不够用。
浙江大学就统一采购，给教职工发实物工资，今天发一袋米，明天分点煤球，教授和职工之间也没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证能过日子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照旧接管大学。
抗战前后大学教授薪酬待遇的变化及其影响
抗战前后大学教授薪酬待遇的变化及其影响抗战前的我国大学教授享有优厚的薪酬待遇，生活富足且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他们大多认可并支持国民党政权。
抗战爆发后，教授因薪俸大幅下降而沦为赤贫阶层，其政治态度和立场急剧转变，与国民党决裂，大部分教授最后倒向了共产党一边。
大学教授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也要追求个人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当他们从旧政权中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以维持其社会精英地位时，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成为一种必然。
[标签]抗战前后大学教授薪酬待遇政治态度这些人通常各执己见，以“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
抗战前的大学教授不仅有很好的薪酬待遇，而且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群体。
而抗战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教授群体的生活境遇，他们从战前的高收入阶层滑落到社会底层，经济地位的急遽变化进而引起教授群体政治偏好的改变，如果说战前教授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是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到了抗战后期，教授群体的政治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决裂，大部分教授倒向了共产党的一边，成为中共的同路人和支持者。
一、战前大学教授的高薪待遇及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从民国初年直到抗战爆发，教授群体一直都是社会阶层中的高收入者，生活富足、安逸，“在当时的中国，教授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我们既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阶层看，更不能作为阶级看，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
自民国初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期间，大学教授的薪俸待遇基本上是根据政府颁布的规程予以发放的，教授的收入呈逐渐上升趋势。
1927年6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和《大学教员薪俸表》，对全国各类高校的教员资格和经济待遇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此后，各国立、私立大学基本上是参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的。
《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大学教员薪俸为4等12级，具体是：教授为一等。
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群体的基本特征分析
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群体的基本特征分析张意忠（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２２）摘 要：产生于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民国大学，形成了独有的教授群体基本特征。
一是教授留学经历普遍，大部分教授都有过出国留学历程，他们大多出身望族，家境殷实；二是教授聘任制度严格，规范与要求较高，非渊博学者难以聘为教授；三是教授数量差异明显，不同历史时期教授数量不同，同一时期的不同高校，教授占比不同；四是教授区域分布失衡，教授布局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北平、上海、广东、江苏等大城市及沿海省份。
教授群体特征的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群体特征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８００（２０２０）０５－０８３－０６民国时期的大学产生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其教授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
教授在欧洲中世纪是作为学位称号，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可以担任教授。
后来逐渐演变为职务名称，教授是大学职务最高的教师。
我国自从１９１２年大学设立教授职务至民国结束，在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由于空间上分布广泛，时间上跨度较大，导致大学教授在留学经历、聘任制度、数量变化、区域分布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
因此，分析其群体基本特征，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民国大学教授。
就现有文献资料而言，有些成果涉及到对民国大学教师与教授群体特征的归纳，陈媛博士对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群体的研究，分析了教授的要素结构、能级结构与个性结构，认为教授数量少、能量大，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与自由独立人格。
项建英归纳了民国时期大学女教师群体在人员结构、地缘结构、专业结构、职称职务结构等方面的特征。
庞海江对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群体的地缘结构、知识结构、性别结构、国籍结构进行了分析。
这些成果从多个维度对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或教授群体特征进行了归纳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一、教授留学经历普遍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尽管出生背景、生存环境等存在差异，但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国留学，是很多教授的共同之处。
民国教授制度形成考略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高教探索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民国教授制度形成考略吴春苗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２６作者简介：吴春苗，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生，郑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郑州大学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摘 要：教授制度是有关大学教授的选聘与任用、职责与权利、薪酬与待遇等方面的制度规定。
近代中国的教授制度萌芽于清末、形成于民国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文化学术传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已有微观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审视这一制度文化，梳理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其制度特点和精髓要义，于推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不无裨益。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授制度；现代大学制度 民国高等教育和学术文化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与当时以教授群体为主体的文化精英及教授制度的形成和运行有直接关系。
教授是高校中取得最高学术等级的教师，他们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学术创新等教育文化发展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蔡元培曾说：“教授者，为真研究学问者，为大学问家。
而此真研究学问者，与大学问家，无一不在大学为教师。
”［１］长期以来有关民国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等民国时期社会文化现象是许多学人感兴趣和关注的对象，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相关学术性研究成果渐多，至今有关民国教授制度的学术研究论文已达百余篇。
民国时期教授制度，主要包括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选聘与任用、职责与权利、薪酬与待遇等方面的制度规定。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民国教授制度的主体部分，如教授聘任制度、教授治校制度、教授会和评议会制度、教授薪俸制度等的形成、特点、作用、影响等已有学者分别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察，对民国教授制度进行宏观整体研究，已初具基础。
①通过对民国时期教授制度内容、运行和形成发展的历史梳理和分析，从宏观层面审视这一制度文化，挖掘这一制度文化的特点和精髓要义，于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晋升制度源流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７ 作者简介：赵书琪，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于洪波，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法治高校建设研究：基于责任与问责的视角” （１５ＹＪＣ８８０００３）、山东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 规划课题 “问责视野下山东省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研究” （ＺＣ１５００６） 的成果之一。
关键词：民国；大学；教师晋升制度
良好的晋升制度是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前 提，也是激发教师教学热情和助推大学学术发展的 保障。民国时期乃我国大学大师辈出的黄金期，彼 时高等教育和学术文化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这也 与 其 教 师 聘 任、晋 升 制 度 的 运 行 不 无 关 系。 本文以档案文献、报纸杂志、传记日志等为原始史 料，探寻民 国 时 期 大 学 教 师 晋 升 制 度 的 发 展 轨 迹， 为推进我国大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提供历史镜鉴。
民国高校导师制发展概况及经验借鉴
****************-史渎探微民国高校导师制发展概况及经验借鉴刘宇佳(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家研究中心，武汉，430072)摘要：导师制是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中国古代书院以德立人的优秀教育传统，借鉴西方现代大学先进管理经验确立的一项高等学校管理制度。
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民国高校导师制功效显著，自国民政府颁布有关导师制三文本统一推行以来，导师制陷于败落。
现阶段我国部分高等学校重新实行的导师制有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建立德才兼备的教师群体，形成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
当前高等学校可以史为鉴，通过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完善刚柔并济的制度体系，形成认可的思想共识和融洽的师生关系，来推动导师制的发展，充分发挥导师制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高校；导师制；学校管理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19)09-0074-05导师制“是指在高等院校施行的教师对学生的学业、品德、生活等进行个别指导的教学制度”是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中国古代书院以德立人的优秀教育传统，借鉴西方现代大学先进管理经验确立的一项高等学校管理制度。
导师制©在民国始于高潮，末于衰败，当前在我国部分高等学校重施导师制之际，通过回顾民国高校导师制的施行历程，反思民国高校导师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希望对我国导师制的发展有些许启示和借鉴。
一、蓬勃之姿：早期高校导师制的实施概况及积极影响——以浙江大学导师制(-)早期高校导师制的实施概况早期民国高校导师制由高校自发推行，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民国初年的顾问制。
1913年金陵女子大学建校伊始就设有年级顾问和学生个人顾问，这时的顾问制和早期导师制的性质和功用极为相似。
1929年后，以浙江大学为代表，大夏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自行推行导师制。
浙江大学导师制的指导思想与实施体系较为完备，是早期民国高等院校导师制的典范。
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后又在哈佛大学留学，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浸染和西方办学体制影响的竺可桢针尖时弊，“自从我国仓IJ设学校以来已逾三十年，这三十年当中，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其上焉者，教师传授他们的学问即算了事；下焉者，则以授课为营业。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内部学术评价制度研究
2021年第!"期(总第892期)丈敖冬'科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内部学术评价制度研究郑雪颖(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摘要：北京大学初创至今已有122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在校内管理方面有诸多首创之举。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学术繁荣、大家辈出，研究i时期北大内部的学术评议制度，对当下学术界的管理模式有借鉴之处#本文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内部管理制度入手，分析学术评价制的发展历程，学术评价的机构、方法和结果的运用#民国时期北大的学术评议制度始终坚持以学术为本，对比当下大学的学术管理，应当回归学术关键词：民国时期学术评价教师聘任学术奖励一、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发展过程(一)萌芽时期。
民国大学的学术评价制度作为学校内部管理的制度之一，伴随着近代大学的出现产生并且发展。
清末的大学中提出的教师聘任、学术奖励等相关规定,可以看作早期学术评价制度的萌芽。
研究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术评议制度的萌芽，就要从北京大学的前身——清政府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入手。
1898年，维新派创办京师大学堂，在《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了教习聘用和奖励的相关内容，明确规定了“中国，学中西，大为总教习”+1,(13'-132) 的总教习聘任条件，分教习“学兼优，通晓中外者，不论官阶，不论年齿，务以为主”的+1,(132)$学术、能力是选聘教习的主要条件。
对教学有成效的教习，给予官职奖励,“教确，年一$……”[1](132)。
除了对教师奖励外，章程中还规定了对学生的奖励，大学生奖励，官，中业生派遣出国，留学欧美$制，京师大学堂对学的奖励奖励出身+2,(43)$早期章程中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规定清$1904年了《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奏定任用教章程》聘大学堂教出了规定，大学教的学历、能力进行评价和聘任即82)$“正教员：以将研究，以学外大学凭者充选……副教：以将来大学堂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堂毕业优等中等文凭者充选”+4,(341)$学术评价在京师大学堂内部的管理中发了要的作用，在大学教的聘任，学关要的$(二)发展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评议机制：在政治与学术独立之间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现代大学教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１０作者简介：黄昊（１９８５－），男，山东济南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魏光奇（１９５０－），男，河北易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政治史研究；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评议机制：在政治与学术独立之间黄 昊 魏光奇摘 要：国民政府时期的学术评议机制经历了由民间主导、评价标准不一的自由发展阶段，至１９４０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成立后的国家介入、全国化、标准化阶段。
国民政府通过评选全国学术著作最高奖、将大学教员资格审核权收归中央、选聘部聘教授和休假进修教授等方式，树立学术权威，引导学术方向。
国民政府对学术评议机制的重建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术独立。
民国时期的学术自由亦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繁盛。
但国家介入学术评议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其合理与必然性。
关键词：国民政府；学术审议；政治介入；学术独立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９ 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６１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４７－０７ 中国社会和学界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普遍有当时学术独立氛围浓厚、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政治很少干预学术等印象。
不少人将民国时期视为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全盛时代———这一点是很值得怀疑的。
就笔者研究看，至少在民国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统治的后十年，学术独立似乎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繁盛。
国民政府日趋激烈的党化教育与行政渗透在１９４０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成立后大大加强。
从民国前期学术评议机制由民间主导、标准不一，到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成立后，学术审议体现出明显的官方化、全国化、标准化趋势。
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评选全国学术著作最高奖、将大学教员资格审核权收归中央、选聘部聘教授和休假进修教授等方式，树立学术权威，引导学术方向，且取得了一定成效。
以往学界对此问题关注不够。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评聘制度历史考察—以国立名校为中心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评聘制度历史考察—以国立名校为中心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评聘制度的历史考察——以国立名校为中心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Engagement System of Republica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vestigation on the Prestigious National Universities 作者：刘超/田正平作者简介：刘超，0000-0001-6484-0701，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高等教育、知识社会学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田正平，0000-0002-5960-6870，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研究。
浙江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21 年第20212 期第 54-69 页内容提要：教师评聘制度是学术评价制度与人事制度的结合点，是现代大学制度及学术体制的重要抓手和支点。
这一制度在近代中国经历过长期的演变过程。
蔡元培主政北大时，初步借鉴了德国大学的制度模式，推动教师流动及专业化，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教师评聘制度正式发轫。
至 20 世纪 20年代，随着“新教育”的传播、新学制的引入，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评聘制度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日渐成型，并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步定型。
国立名校在此进程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为省立、私立大学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对当时大学的队伍建设、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评聘标准也随学术市场的发育及留学生归国浪潮的高涨而水涨船高，持续推动着大学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刺激了中国大学的学术生产，提升了其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
这一时期中国教师制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兼顾的经验，对日后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都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
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沈卫威
【期刊名称】《民国研究》
【年(卷),期】2014(000)001
【摘要】1942年8月,全国大学共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
次年
12月16日,又有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
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
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他们几乎都是校长、院长或著名教授。
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公布了81人的院士名单,其中既有部聘教授,也有'最优秀教授党员'。
民国教授的这三大荣誉,体现了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治交叉互动的复杂情形。
【总页数】23页(P1-23)
【作者】沈卫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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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称、学位、学衔的常识
关于职称、学位、学衔的常识关于职称、学位、学衔的常识教授的发展历史中国汉、唐两代太学都设有博士，教授学生。
博士就是后来的教授。
宋代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开始设教授。
元代各路州府儒学及明、清两代的府学都设教授。
清代末年兴办新学后,大学设正教员、副教员。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教授、助教授；1917年修正《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和助教授。
1924年的大学条例，取消助教授一职。
1927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未变。
教授的不同分类1、现下“教授”都是聘任制的；2、“特聘教授”，顾名思议，是特殊（特别）聘任的教授，本身是教授；3、“客坐教授”，是“客情”聘请的学者，不定期的来作报告活搞讲座。
本人可能不是教授，而是名人、官员、企业家、发明者，等等；4、“兼职教授”，校际间、学校与社会间，互相聘请讲课的教授。
本身是教授，实际讲课或搞科研、带研究生。
5、“荣誉教授”，是对知名的老教授、有成就的老领导，授予的荣誉称号；6、一般教授，是大学聘任的正高级职称，既上课、又搞科研、带研究生，也是学术带头人。
学位分类现代国家的学位一般分为学士、硕士、博士3个等级。
学士①学士。
初级学位。
通常由高等学校授予大学本科毕业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申请学士学位的条件是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合格，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者。
硕士②硕士。
第二级学位。
通常在获得最初一级学士学位后，再修读1～3年方可获得。
一些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获得博士学位的一种过渡学位。
中国学位条例把硕士列为独立的一级学位，既要求读课程，又要求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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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怎么评教授
最近，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鼎在人人网上发表了一份“自白书”，激发媒体热议。
周鼎作为从教八年、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名师，由于长期不发表CSSCI 论文，不申请项目，一直无法升为副教授。
尽管川大为一线教师晋升教学型职称开设了绿色通道，由于周鼎的工作量和工作年限都不够，亦未能如愿升等。
于是，压抑已久的周鼎老师不吐不快，痛陈高校教学、科研、职称评审的各种弊病。
“自白书”出炉后，媒体多为周鼎老师鸣不平。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教育研究专家熊丙奇先生认为，国内高校的职称评定体系并不算严苛，如果周鼎在国外，更评不上教授副教授。
那么，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怎样评定职称？如果周鼎生活在民国，能否成功升等副教授？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过去的大学教师资格评定问题。
北洋时期的混乱与无序
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源于西方，初建时规章制度都不规范。
1912年，政府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助教授、讲师三级，但未规定晋升的标准。
1917年，教育部公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规定大学教师晋级参照五个标准：一、教授成绩；二、每年授课时间的多寡；三、所教授学科的性质；四、著作及发明；五、社会声望。
从这个标准来看，前三个标准都与教学有关，第四个标准才是著作，说明当时最重视的是传道授业解惑。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参考性标准，具体的决定权在各校校长，校方聘任或晋升某教师后，呈
报教育部知晓即可。
颇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社会声望”也能成为一种晋级的标准。
而且，从事实上看，当时知识精英稀少，“社会声望”常常成为大学聘任教员的重要标准。
比如五四时期的吴虞，虽然游学日本，但仅在成都担任过中学教师。
因为他投稿《新青年》，发表了几篇激烈的反孔文章，被胡适誉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遂被北京大学破格聘为教授。
再比如陈寅恪，游学海外多年，既无学位，又无论文，由于吴宓和梁启超的大力引荐，年仅36岁即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
当然，如果真正在西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几乎等于获得了金饭碗，必定会成为各校争相礼聘的对象，甚至未毕业即被许以教授资格。
比如，1923年，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未回国即被河南中州大学聘为文科主任。
此外，当时各大学都设有国学系，国文、史学教师多出身于私塾，并未受过大学教育。
按教育部规定，只要对学术确实有精深研究，也可充当文史科目的副教授、教授。
此规定一直延续到30年代末。
不过，由于社会普遍的崇洋心理，国学教授普遍不受重视。
比如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员蔡观明，本是带领学生脱离圣约翰的功臣，然而师生另立光华大学后，当局更重视具有留洋经历的教授，歧视国文教员。
一年后，他便辞职回乡了。
在职称评定中，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
北洋教育部原则上禁止大学教师在校外兼课。
不过，由于知识精英奇缺，无法真正禁止一人兼任数职。
北洋政府遂规定，在必要时，大学可以聘请兼任教员，但工作仅以在学校授课为限，薪水按上课钟头发放，职称为“讲师”。
因此，1927年前后，受上海光华大学聘请，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在《光华年刊》上的职称仅标明为“讲师”，以示其兼
课身份。
若不明就里者，以为光华大学仅给胡适“讲师”资格，实在是大材小用啦！
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整与规范
国民党执政后，马上改变了北洋时期混乱无序的现状。
1927年6月，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等。
其中明确规定，讲师需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之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硕士学位，有相当成绩；助教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研究贡献。
”副教授应具备以下资格之一：“在国外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有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讲师任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对国学有特殊贡献。
”教授则应符合：“副教授任满2年以上，有特别成绩。
”
有趣的是，这个政策虽然有硕士、博士的学位门槛，但对科研也没有严格规定，只是笼统说“有成绩”，不像现在，会量化为发表多少SSCI、CSSCI，拿多少省部级项目。
所以，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教师有洋学位，在国内担任一年讲师，就可升为副教授；再担任两年副教授，便可以成为教授。
而且，从规定上看，各校仍有较大的自主权。
教员职称审查、评定主要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来评议，只是需要有一名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列席。
评定审查合格后报部备案，由教育部发给证书。
不过，还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存在，便是大学教师常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当时大学采取聘任制，教学口碑不好，学术水平差，或学校当局不喜者，常常会被高校解聘。
这一点便不如今日高校教师有铁饭碗（其实也在逐渐实行聘任制）。
当然，那时很多所谓著名教授，实际都类似现在的媒体人，在公共舆论界享有盛誉。
他们对学术不感兴趣，主要关注点在政治，所以也不怕被解聘。
比如罗隆基
曾担任上海多所大学的教授、系主任，因批判党国受压迫而辞职，去天津当了《益世报》主笔，出门配汽车，生活比大学教授滋润多了。
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对大学教员采取严厉的资格审查。
1940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规程，首先取消了“国学有特殊成绩者”可以担任大学教职的豁免权，其次增加了任教年限，明确了“科研”标准。
比如，讲师要成为副教授，必须符合以下三点之一：“有国内外大学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且成绩优良，有价值之著作；任讲师三年以上，有专门著作；有国内外大学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从事研究职业四年以上，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
”至于升教授，更要求在副教授标准的基础上任职三年以上，“有重要著作”。
更重要的是，教员职称最终评审的资格完全收归教育部。
学校需要将教员的履历表、毕业证和学位证、著作、服务证明等上交教育部，由教育部的学术委员会审核。
比如储安平所在的国立师范学院，1941年将储安平以教授的资格上报教育部申请，不久批文发回，仅同意给副教授资格。
储安平没有真正的硕士学位，仅在伦敦大学游学一年，由于曾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处任教过三四年，勉强符合硕士同等学历加研究经历四年的标准。
不过，由于该校地处偏僻的湘西山沟，一般学者不愿前来任教，储安平虽然是副教授，学校仍给予其教授的薪水。
资格评定背后的薪金差异
我们看到，尽管抗战时期教育部严格规定了职称评定，在科研方面仍仅规定“有学术著作”，而无发表论文的要求。
当时虽然有不少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大体属于同人杂志，主要目的是对外展示研究成果，地位绝不像今天的SSCI、CSSCI这般“神圣”。
而且，发表在报纸上的也可算作论文。
比如《大
公报》主办有各种学术周刊，经常发表篇幅较长、带注释的论文。
至于著作，似乎更容易搞。
因为出版自由，私人也可以办出版社，发行学术著作。
比如，储安平被降为副教授后，写了一本《英国与印度》，主要讲印度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在桂林“科学书店”出版。
1943年又以“国立师范学院”的名义印了一本两万字的小册子。
1944年，他的三年副教授期满，加上这两本所谓学术著作，成功变成正教授。
战后则成为国立复旦大学的教授。
当然，像储安平这种资格勉强，学术方面用功有限的学者，虽然可以成为教授，却无法成为更高一级的教授——部聘教授。
部聘教授或可类比为当代的长江学者，由教育部聘任，任期五年，名额三十人。
资格是在国立大学任教十年以上、声誉卓著、本领域有重要学术著作。
部聘教授的审查非常严格，需要各校先提出名单，教育部组织学术审议委员会表决。
查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日记可知，评定第一届部聘教授时，由于学术委员会争论不下，最后决定将名单发给各校从教十年以上的教授普选。
从评选结果来看，包括杨树达、吴宓、陈寅恪、汤用彤、茅以升、曾昭抡等，说明此种选拔尚属公平公正。
第一批部聘教授到期后，教育部决定全体延续五年聘期。
不过，部聘教授的荣誉大于实质，在待遇上与普通教授相比，并不算太悬殊。
真正悬殊的是一般教授与讲师、助教之间的薪水差别。
仍以抗战时期的国立师范学院为例，教授廖世承薪水最高，每月可以拿到550元，一般助教吴忠匡月薪只有110元，两者相差5倍，中间近20个等级。
而助教吴忠匡的薪水又是最低级的书记员22元月薪的5倍。
如果说一个书记员的薪水就可以养活三口之家，比他薪水多20余倍的教授简直可以算学校的富豪了！那么，当时的助教、讲师
对升等副教授、教授的迫切程度，当不在今天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