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

浅谈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
作者简介：张娇娇（1987-）女，汉，河南信阳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11级研究生，英美文学专业。

摘要：贺拉斯是罗马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在他的代表作《诗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从文艺的认识教育作用与审美作用，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等方面谈了文艺的作用观。

本文从贺拉斯“寓教于乐”的来源、主要内容及“教”与“乐”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浅谈他的这个学说。

关键词：贺拉斯；寓教于乐；“教”与“乐”关系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
《诗艺》亦名《致皮索兄弟书信集》，贺拉斯在信中就皮索如何写诗等问题给予了自己的回答和建议。

在文中贺拉斯提出了古典主义的主要原则，理性主义倾向，还谈到了一首好诗是靠天才还是苦练问题等，在谈及文艺的功能时，贺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

事实上，贺拉斯并不是第一个谈及文艺的社会功能作用的学者，在他之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柏拉图认为艺术不过是对理念世界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着三层，诗人没有真知识。

而且，诗往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模仿人性中的情感部分的诗具有巨大魔力，能给人带来愉悦感，文学能影
响国家和人生，因此他认为诗是危险的并对诗持否定态度，他把“滋养快感”作为诗的一大罪状。

在谈及柏拉图的文艺的社会公用观时，朱光潜这样说，“柏拉图攻击诗，并非由于他不懂诗或是不爱诗，
他对诗的深刻影响是有亲身体会的”。

[4]51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他认为音乐和模仿生活的悲剧能起到“净化”作用，能够消除观众不愉快的感情，并在净化过程中让群众反省、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用现代的文艺理论来说，就是人生的痛苦通过艺术所写的痛苦得到“升华”，或者说“净化”，使感情得到正当发泄，以消除内心的痛苦。

所以悲剧不但不会养成（柏拉图所说的）哀怜癖，反而能够净化哀怜癖，艺术不但无害于人，反而有益于人”。

[2]89
为艺术有教育的作用，这种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在观戏时的净化手段所达到的。

而这种净化的过程则需要诗人对戏剧形式的巧妙表现。

第一、贺拉斯的“寓教于乐”学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

贺拉斯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

”“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休斯兄弟赚钱，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流芳千古。

”[1]155
次将文艺的“教”与“乐”联系在一起。

“教”在于“给人益处，对生活有帮助”，“乐”在于“给人乐趣和快感”。

文艺作品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才能称之为好的作品，才能够既使读者受到教育了也
使读者得到快感了，才能够世代流传。

首先，“寓教于乐”体现了艺术的认识教育作用和艺术的审美作用的两方面的关系。

贺拉斯强调了诗的认识教育作用。

他在《诗艺》中这样写道：“当人类尚在草昧之时，神的通泽——圣明的俄耳甫斯——就阻止人类不使屠杀，放弃野蛮的生活，因此传说他能驯服老虎和凶猛的狮子。

同样，忒拜城的建造者安菲翁，据传说，演奏竖琴，琴声优美，如在恳求，感动了顽石，听凭他摆布。

这就是古代（诗人）的智慧，（他们教导人们）划分公私，划分敬渎，禁止淫乱，制定夫妇礼法，建立邦国，铭法于木”。

[1]157-158
们摆脱了愚昧，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教育作用。

在古希腊时期，诗使人们获得神的旨意和生活的道路。

在《上奥古斯都》的书信中，贺拉斯也提到诗的教育作用“尽他绵薄的力量，达到伟大的目的。

诗人使呀呀学语的小孩知耻识礼，教他们听到粗鄙的话则掉首掩耳；使人能谆谆善诱，使人心默化潜移，矫正粗暴的行为，排除愤怒和妒忌；诗人能歌功颂德，立模范以教后世，给悲观失望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

”[3]71
出了诗应具备审美作用。

《诗艺》中说，“在整天的劳动结束后，诗歌给人们带来欢乐。

”[1]158
的关系就是如果没有教育的益处或者没有趣味性那么都不会得到“百人连”或者骑士的青睐。

诗的教育和娱乐作用这两者都不可偏颇。

然而，很显然，贺拉斯更为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

这与当时的罗马社会风气与贺拉斯自身奴隶主贵族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罗马社会道德堕落，“我们罗马人从幼就长期学习算术，学会怎样把一斤分成一百份。

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1]155
时的观众的欣赏水平的低下，“观众中夹杂着一些没有教养的人，一些刚刚劳动完毕的肮脏的庄稼汉，和城里人和贵族们夹杂在一起，他们又懂得什么呢？”[1]148调诗的教育作用，希望好的诗能重整当时的诗风，能为罗马帝国服务，能提高平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第二、“寓教于乐”体现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在寓教于乐中，“教”与“乐”的关系也体现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教”体现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乐”则体现了文艺作品的艺术性。

诗具有高尚的思想性的前提是诗人必须有高尚的灵魂，然后他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诗的思想性内容表现在“它必须赞助善良，给以友好的劝告；纠正暴怒，爱护不敢犯罪的人。

它应该赞美简朴的饮食，赞美有益的正义和法律，赞美敞开大门的闲适（生活）。

它应该保守信托给它的秘密，请求并转告天神，让不幸的人重获幸运，让骄傲的人失去幸运。

”[1]147
贺拉斯非常注重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有光辉思想的作品更能让群众受到教育。

他认为：“时常，一出戏因为有许多光辉的思想，人
物刻画又非常恰当，纵使它没有什么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是比起内容贫乏，（在语言上）徒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
能使观众喜爱，更能使他们流连忘返[1]154
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方面，他提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要具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

”[1]142
让观众喜爱。

贺拉斯的“寓教于乐”是根据当时罗马的文艺风气，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又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等前人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

他的“寓教于乐”说揭示了文艺作品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他对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纵观文学历史，只注重“教”的说教作品只会让人觉得乏味，只注重“乐”的作品因没有思想内涵也只能取宠一时。

只有能够将“教”与“乐”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作品的认识教育作用与审美作用有机结合的作品才能够为读者和观众所喜爱，并流芳千古。

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虽然已是两千多前的观点，如今依然不失其价值与意义，仍起着指导作家进行创作、衡量作品优劣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罗念生，杨周翰译.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 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