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近十年识字写字教学研究文献综述(初稿)

国内近十年识字写字教学研究文献综述安徽省阜阳市育新小学张军摘要：“人生聪明识字始”，识字写字对于学生的语言、思维发展和全面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自2004年以来，识字写字教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类型更加多样，其中对于识字写字的教材和教学的研究最为突出，但是也有一些领域和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宽、加深。

关键词：识字写字；研究综述“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

由此可见，识字写字教学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许多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对于识字写字教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丰富了对识字写字教学的认识，拓展了研究领域和思路方法，促进了识字写字教学的实践。

本文仅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识字写字教学的研究文献为对象，不涉及特殊儿童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

一、关于识字写字教材的研究综述研究识字写字教材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对教材用字和教材文本的研究两个方面，这其中又侧重于文本的研究。

对于教材文本的研究，集中于我国传统蒙学教材的研究和古今中外汉语识字教材的比较研究。

（一）关于识字写字教材用字的相关研究研究识字写字教材用字情况的相关文献数量不多，主要集中于字量确定、字种选择、字序编排、用字分布这几个方面。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教材用字的科学性、合理性的研究不足，其观点和看法也不尽相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孙聪在《小学低段识字教材中生字教学用字分布的合理性研究》中，通过对小学低段学生静态识字与动态识字的实际情况的调查，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调查结果和人教版低段教材生字教学用字进行对比，分别剖析了字量、字种、字序这三个影响生字教学用字分布合理性的因素，指出现行的人教版低段识字教材的生字分布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的不合理、不科学的现象。

进而运用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等理论，从宏观理论和微观操作两个层面揭示了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由此提出要根据“最近发展区”、“汉字效用递减”等理论和儿童认知特点来合理分布字量、字种、字序及编写教材。

王露莹在《汉字简化与汉字教学研究》中，通过研究我国古代汉字教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建国后汉字教学改革的历程，主张“简化字更适合当代汉字教学”，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识字写字教学要遵循“识简写简，多识少写”的策略。

（二）关于识字写字教材文本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研究识字写字教材文本的文献涉及范围广，著作数量多。

他们以时间为线索，梳理教材文本的历史演变进程和阶段特征；以不同标准对我国传统识字教材进行分类，研究分析其内容、功能、特点、作用等；以不同时期和地域的教材文本为研究对象，审视剖析其内容形式、发展传承、存在价值及借鉴意义；以纵向或横向为维度，比较分析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汉语识字教材，发现其优劣短长，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关于识字教材发展历程的研究蒙学读物的编写，上起周秦下迄民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漫长而又辉煌的发展史为前人的研究积累了许多经验。

我国学者大多数都以时间为线索，对于蒙学教材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其观点相当接近或一致，大致可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个阶段，只是在具体历史时期的起迄点上略有出入。

张静在《从古代蒙学教材的演变看当代启蒙教育》一文中把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周秦至汉唐的综合性教材发展阶段，宋至清中叶的分类专写教材发展阶段，及清中叶至民国初年的改革创编阶段。

陈良松在《当代教学理论视野下的古代蒙学读物研究》一文中，把我国古代蒙学读物的流变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由识字到读物阶段，隋唐五代时期的由综合到专门阶段，明清时期形成完备体系阶段。

李维石在《我国古代蒙学、启蒙读物变革及传统阅读方法辑要（上）》一文中，把我国古代的蒙养教材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唐、五代之前以字书为主的阶段，宋朝至清朝中叶专门化发展阶段，清朝中叶至近代以前运用旧形式介绍新科学的阶段。

2、关于识字教材类型的研究蒙学教材主要依据教材内容或教材的教育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但由于蒙学教材多是综合教材，即使是以识字为主的教材也包含伦理道德、历史知识、自然科学、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在内，若按照其内容或功能化划分会出现重叠或交叉，因此对其分类不能绝对化。

陈良松在《当代教学理论视野下的古代蒙学读物研究》一文中，把唐宋以来的蒙学读本按照其教育功能大致划分为六类，即以识字教育为主的蒙学读物，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的蒙书，介绍掌故和历史知识的读物，为训练阅读、作文打基础的读物，诗集类，工具书类。

李良品在《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一文中，根据内容侧重点的不同把我国古代蒙学教材分为六大类别，即综合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知识类、诗歌类、名物常识类和工具书类。

李维石在《我国古代蒙学、启蒙读物变革及传统阅读方法辑要（上）》一文中，依照内容把我国古代的蒙养教材分为五类，即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诗文教学的课本，历史知识教材，博物常识教材，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

谈儒强在《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一文中提出，影响较大的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道德伦理教育，二是人情世故，三是知识教育。

3、关于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研究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蒙学读物，从早期的发轫之作《史籀篇》、《急就篇》、《仓颉篇》到后来流传广泛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可谓汗牛充栋、灿若星河。

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蒙学教材的内容、功能、特点、演变、价值等的审视与剖析以及它们对当代识字写字教材编写、使用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戴元枝在《古代识字教材的创新之作——古歙县胡氏〈两心一得〉》一文中，介绍了《两心一得》这本清代徽州地区的蒙学教材的成书过程及流传情况，揭示了本书以汉字特点、儿童心理和生活实用等为基础的编写原则，分析了此书在选字方面注重口语化、常用性，在识字方式上运用情境化、归类式的特点，指出其对当前小学识字教材编写和识字教学实施的借鉴意义。

顾月琴在《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中，回顾了杂字从起源到发展、繁荣、传承的历史演变进程，分析了杂字在明清时期盛行于民间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原因。

指出明清时期杂字具有杂字编者的无名性与集体性，体例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教育对象及内容的大众化，语言的通俗地方性，教法的灵活多样性，思想教化的多面性等等特点，并且比较分析了杂字与传统蒙学教材“三百千”在语言、内容、用字、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异同之处。

文正东在《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启示》一文中，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分析了传统蒙学教材的特点，指出其内容上具有知识教育为主、伦理道德教育日趋增加，知识与技能逐步融入教材，讲述历史占主要地位等特点；形式上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深刻性，系统完整、逻辑性强、富于情感和想象，语言精练、富有表现力，音乐性强、易读易记等特点。

揭示了传统蒙学教材在稳定性与发展性，体裁多样性，内容的综合性与趣味性等方面的价值以及存在的目标偏失、内容片面、结构失衡等不足。

进而在比较传统蒙学教材和新基础课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基础课程的特点，如目标的全面性、内容的全息性、结构的去平衡性以及实施过程的人性化等。

强调“诗歌形式”和“反刍法”对于今后课程改革特别是教材编写的启示作用。

郭长华在《从“三百千”看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科学价值》一文中，通过对我国传统蒙学识字教材“三百千”的分析研究，阐述了他们在内容选择、教材编写、传授知识、激发兴趣、习惯养成、人格塑造的方面的科学价值。

颜海燕在《汉代文字教育研究》中，通过对汉代文字教育背景的研究，揭示了汉代的汉字字体、构造理论、文教政策和教育体制等因素对文字教育内容、方式方法的影响。

通过对汉代识字教材《仓颉篇》、《急就篇》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内容上具有“选字实用，集中识字”、“整齐押韵，便于诵读”、“文字编排，以类相从”、“内容广泛，层次分明”的特点；在方法上注重“集中识字”、“利用韵语，充分诵读”、“利用‘六书’，记忆字形”、“归类识字，理解字义”。

运用比较研究，总结出汉代文字教育对于当代小学语文识字写字教育的启示：“文字教育应与文字本身的特点相结合”；“文字教育应与人格教育相结合”；“文字教育应与审美教育相结合”朱安立在《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使用及启示》一文中，通过分析我国古代识字写字教材的产生发展历史及相关的教育理论，揭示了我国古代识字写字教材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在指出传统识字写字教学的贡献和不足的同时，阐明了传统识字写字教学对于现代识字写字教学的启示。

4、关于识字写字教材的比较研究这类比较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纵向比较，将我国传统蒙学教材与现代小学语文教材进行比较研究；二是横向比较，在我国现行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之间，也可以在中外现代汉语教材或者中外古代蒙学教材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以此发现彼此的优缺点与异同处，从而引进借鉴、取长补短。

杨汉芹、郭华在《小学语文教材识字写字编排情况比较研究——以人教版、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教材为例》一文中，对于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教材进行了字量、字种、字序、识字法、写字要求五个方面的比较分析，指出了两种版本教材之间的异同和长短之处：如在识字法方面，两者都编排了部首识字法和查字典的方法；在字种选择方面，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首先考虑编文，因文定字。

在字量编排上，人教版的字量超出《课标》（2011版）的上限，而北师大版的字量则符合《课标》的标准；在写字要求上，人教版教材没有体现写字习惯、写字速度等方面的要求，而北师大版教材则优于前者，提出“写字前揣摩字形”的习惯和“写对、写好、写快”的目标。

刘晓蓉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材研究——以三个版本为例》一文中，以人教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三种识字教材为研究对象，从编写理念、框架结构和识字教学设计三个角度对上述三种识字教材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共性与个性，进而为低年级识字教材中的字种字量选择，汉语拼音编排，识字方法和练习编排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为低年级识字教材编写提出改进建议。

谭建川在《中日传统蒙学教材比较》一文中，通过对中日两国传统蒙学教材的比较分析，指出由于日本本土的蒙学教材——往来物不断引进和借鉴中国蒙学教材，二者在儒学文化、伦理道德培养、世俗性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又由于两国社会结构、民族传统的不同，二者在价值取向、引进西学等方面呈现差异性。

邵怀领、陈黎明在《中国当代识字教材：现状及建议》一文中，通过对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三种识字教材与其他十种识字教学实验教材的数据统计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当代识字教材在识字量、汉字出现方式、单元编排等存在的较大差异，提出从“文从字”和汉字教育课程的角度编写教材，确定识字量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