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民幸福的因素

影响国民幸福的因素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然而国民幸福指数却呈现出与此不协调的逆态势，所以有必要分析一下影响国民幸福的因素，从而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国民幸福指数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

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并且在旅游方面，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政府善治与幸福的关系是什么呢？首先，善治可以认为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共同管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善治主要有十个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近一个时期内，我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关于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和城市幸福程度的测评。这些调查和评估表明，公民的幸福程度与政府的治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善治事关人民的幸福，它集中体现了政府对人民幸福应当提供的必要条件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责任的清单中应当增加醒目的一条，即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为公民的幸福生活创造外部条件，努力让公民有更大的幸福感，应当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什么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进而言之，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要保证政府履行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和责任。如

果政府失职，没有履行应当履行的责任，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应当有制度追究失职官员和政府的责任。公民的幸福指数，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如今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府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等等，它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从而也影响了人们的幸福，这也许和我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从进步的角度来讲，这些不好的文化必须被去除掉，否则它只能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

经济增长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呢？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1.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水平成正比例。这是人们的一般认识，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理论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经济增长增加了产出，从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这也就增加了效用和快乐。另外，来自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一定程度证实了这一结论。“证据有力显示，个人满意度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2.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幸福度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下降，即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这种幸福与收入相悖的现象又被称作伊斯特林悖论。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仅收入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而且非收入因素，例如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影响人们的幸福。第二种是相对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人们也称这

种解释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第三种是前两种理论的综合。黄有光等学者通过建立一个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减少福利水平的可能性。在这类模型中，福利水平的降低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生产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相对收入效应。这种解释既包括了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了相对收入的影响。在实证研究层面，与经济增长提高国民幸福度一样，伊斯特林悖论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如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都得到验证；同时，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也存在这一现象。3.经济增长与幸福是一种先升后降的关系。田国强、杨立岩就认为：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文中并没有给出实质解释。4.经济增长与幸福没有关系。弗兰克在他的《奢华热》中强调：持续增加的收入和消费与幸福之间没有关系。Carol Graham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幸福水平是由遗传和性格决定的，从而任何提高幸福水平的个人或社会行动都是无效的。上述观点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某一种观点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幸福在某一时段或某一局部所体现出的关系，或只是反映了二者关系的某一个侧面，而不是全部。而在我国阶段的情况与第二种观点比较的类似，最近10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