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

【内容提要】本文纠正了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对高启之死的长期误解，即认为死亡是造成其未成为一流诗人的原因。文章深入探讨了高启入明之后的创作变化及衰竭原因，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创作成就，是由于他已经不具备原来的创作条件与创作心境，并指出了其文学思想史的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高启时说：“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浓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①此处既肯定了高启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又指出其模拟的不足，更进一步剖析其摹仿中而又有自我精神意象存在的独特性，因而此段话历来被学者视为是高启评价的权威结论，从而屡屡被后人所征引。同样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的，还有如下的看法，即高启之未能做到自成一家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其原因则在于过早地死于非命。此种看法使学者们在谈起高启时一方面惋惜其早逝，一方面痛恨朱元璋对于文学的扼杀。其实，四库馆臣的此种感叹只具备同情的情感倾向而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判断。高启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创作成就，是由于他已经不具备原来的创作条件与创作心境，换句话说，就是整个文学思潮已经发生转折，高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在创作上有什么新的进展与新的成就，即使他不被腰斩而依然存活在世，也照样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高启之死的价值在于它鲜明地体现了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从而成为文学思潮发生转向的一个标志。

一

关于高启的死因，学术界已经有过许多的考辨与推测，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根据与道理。但本文要指出的是，高启肉体生命的存在或毁灭也许会有种种的意外与机缘，而其精神世界的苦闷与文人个性的摧折则是无可避免的。高启最得意的时期恰恰是元代末年的战乱频仍之时，当时他或在吴中之北郭与杨基、张羽、徐贲等朋友赋诗饮酒，或在松江之青丘啸傲自乐，用他诗中经常用到的话说就叫做“闲”与“懒”，其有诗曰：“移家到渚滨，沙鸟便相亲。地僻偏容懒，村荒却称贫。犬随春 女，鸡唤晓耕人。愿得无愁事，闲眠老此身。”②但这种“闲懒”只是相对于功名利禄的进取而言的，而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慵散。与闲懒密切相联的是孤高的个性、自由的心境、雅致的情趣与饱满的诗思。像高启这样的闲淡超然之士在元代绝不是少数，而是作为一个有异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群体而出现的，尤其是在元末，出现了以顾瑛为首的玉山雅会的文人集团，出现了像杨维桢那样的怪异之人，出现了像王冕那样的隐逸高士。以高启为代表的所谓“吴中四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文人出现此种特性乃是元代诸多复杂历史因素融汇的结果。元代少数民族统治的民族隔阂与尚武重吏的政治现实，使得原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儒士群体迅速地边缘化，从而造成了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文人中的大多数当然还没有放弃对于功名的追求与济世经国的自期，同时也不乏仕途上的成功者，但成功者的数量已大为减少，追求的过程又充满挫折与烦恼，于是许多元代文人都经历过一个求取功名——挫折失败——归于隐逸的人生历程，从而在整体处于政治边缘化的位置。此种边缘化的现实逐渐孕育出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所谓“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③。

这种旁观者的心态在元末达到极致，比如从至正八年至十六年，在周围到处都是烽火战乱的环境中，顾瑛依然可以在其玉山草堂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诗酒雅会，而数以十计的文坛名流竟然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吟诗作赋，高谈阔论。诗人兼画家的王冕则更绝妙：“著作郎李孝光数荐之府吏。冕詈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④然后就隐居山中专心致志地写诗作画去了。而且他是在预知天下将乱，“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的情况

下归隐山中的，可知他对元政权是以旁观者自居而不愿担负任何的政治责任。吴中四杰则更突出，至正二十七年，当朱元璋大军围攻苏州时，高启等人竟“聚首辄啜茗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⑤。在他们看来，腐败透顶的朝廷，庸碌无能的张士诚与气势汹汹的朱元璋，都没有必要过于亲近，都没有他们饮茶作诗更重要。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个性伸张与精神自由，往往是与对政治的疏离相伴而来的，在此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高启也经历了一个从壮志满怀到失望隐居的人生历程，其《赠薛相士》一诗对此总结说：“可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回头几何年，突兀将老苍。始图竟无成，艰险嗟备尝。归来省昨非，我耕妇自桑。”⑥与其前辈不同的是，身处元末动乱之中的高启并非没有机会出仕，当时的张士诚、朱元璋和元朝朝廷都急于网罗才能智勇之士以为己用，高启本人就曾明确指出：“今天下崩离，征伐四出，可谓有事之时也。其决策于帷幄之中，扬武于军旅之间，奉命于疆场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辨之士也。”⑦但高启依然坚持不出，尽管吴中四杰的其他成员在当时或主动或被动地任职于张士诚政权中，高启却依然啸歌于吴凇之青丘。究其原因，则其（摸鱼儿）“自适”一词言之甚明：“近年稍谙时事，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局输赢注，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无羞辱。三般检束。莫恃微才，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虽都道，富贵人之所欲。天曾付几多福。倘来入手还须做，底用看人眉目。聊自足。见放著有田可种有书堪读。这后段行藏，从天发付，何须问龟卜”⑧。在此，他指出了两点归隐的理由，一是群雄相争，世情反复，未知最终鹿死谁手；二是替人当差，受人指使，须要看人眉目，从而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关于后一点，他在《瞻目轩》诗中有过更直率的表白，即所谓“君子贵独立，依附非端良”⑨。可知高启所以选择隐居的生活而做诗人，除了对于诗歌的酷爱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他能够保持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从而守住文人的人格节操。当然，能够闲散自由地隐居、赋诗、饮酒而保持自我的独立，不仅需要具备文人的主观条件，同时还要拥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元代则恰好为其提供了此一机遇。文人们在被朝廷边缘化之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无人管束的自由阶层。遵循宋代以来的传统，文人们主要从事讲学与作诗两大行当，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就更是如此。有元一代，书院林立，诗社迭起，与此种既轻视文人又放纵文人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后来王世贞曾带着羡慕的语气追忆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⑩当时的吴越一带曾先后有两个文人集团最可瞩目，一个是以顾瑛的玉山草堂为中心的松散诗人群体，他们体现了元代文人处于政治边缘的自由闲散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是以吴中四杰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处于张士诚的实力范围之内。张士诚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光而只图自保，但对文人则较为优待，为其所用则予以优厚待遇，不为其所用亦听其自便，所以当时的文坛盟主杨维桢与年轻新秀高启都曾拒绝其征召而得以安然隐居。正是在如此环境中，高启才能享受那一份潇洒与自由，他在《青丘子歌》中自我描绘说：“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舍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庚。”“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革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11尽管这是带有极大的夸张与想象的文学描绘，不等于现实中的作者，但考诸高启生平，还是大致能够体现其当时的人生行为与精神状态的。

但是在入明之后，文人们在元代所拥有的环境全都改变了。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官吏贪污与法网松弛是主要因素，故曰：“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元氏昏乱，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12《明史?刑法志》则曰：“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