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真理_福柯_谱系学_之评析_毛升

2005年7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uly ,2005　第41卷　第3期

JOU RNAL OF GUANGXI NORM AL U NIVERSIT Y

V o l.41　N o.3

[收稿日期]2005-04-24

[作者简介]毛　升(1973-),男,浙江宁波人,南京大学博士生。

可疑的真理

——福柯“谱系学”之评析

毛　升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的重要思想之一,“谱系学”理论对真理进行了解构,

认为真理的被发明往往具有偶然性,背后是权力的运作,甚至是基于一种利益的盘算,因此任何真理都并非不可质疑。该理论在起点上就指出了真理的不可靠性,虽然被批评为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但“谱系学”对历史中的一致性、规律性持坚决的拒斥态度,强调了真理是没有规律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同时也颠覆了关于历史是线性进步的观念。这些观点对我们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福柯;谱系学;权力;真理;知识

[中图分类号]B 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5)03-0037-03

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 ek)在他的代表作《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 iberty )中,根据人之理性的有限,将知识分为“明确阐明的知识”(ar ticulated kno w ledge )和“无力阐明的知识”(unarticulated know ledg e )两种,强调了后一种知识作为“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对人类生活的延续和发展所具有的支援性和重要性,并完成了他对他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即“建构论的唯理主义”的批判和“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的肯定。关于这两种知识,邓正来指出“人类社会秩序的真实型构,并不只是那类‘无力阐明的知识’在发生作用,其间发挥着更大作用的则是人们在理性的自负之下持续不

断阐明着的社会科学知识”[1](p2)

。如果说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在18、19世纪被看成是“启蒙之光”的话,进入20世纪上半叶,随着培根的名言“Kno wledge is pow er ”从“知识就是力量”被重新译为“知识就是权力”后,知识开始被视为“权力的渊源”、“控制的手段”或“作为权力和管制的实施的可能性”。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转向当然奠基于“知识所具有的那种赋予被解释、认识甚或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的力量,而不论这种力量是扭曲的,还是固化的;换言之,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或结构,本身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或结构更正当的品格,而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是通过我

们知识的不断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1](p 3)

。正

因为知识具有最强大的“正当性赋予”的功能,我们有必要去揭示知识生产的奥秘,去唤醒人们因为习惯成自然而缺失的对知识应有的反思。在这一方面,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洞见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尤其是其所采用的“谱系学”(genealo gy )的方法,更是深刻地呈现了知识生产的奥秘。

本文试图对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谱系学”进行一番梳理、介绍,并对该理论作出自己的评价和分析。

福柯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是权力—知识哲学,研究方法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谱系学”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认为福柯的哲学就是谱系学。从师承来看,福柯的“谱系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先驱尼采的“谱系学”一脉相承,但福柯极大地发展了“谱系学”,从而使其成为一种负有盛名的研究方法。什么是“谱系学”?福柯自己这样定义:“让我们用‘谱系’这个词来代表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建立有关斗争的历史知识,并策略性地运用这一知识。这就是我在最近几年与你们一道建造的有关谱系的暂时的定义。”“这些谱系是冷僻学问和流行知识的结合的产物,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在理论上

的特权地位,他们才能建立起来。”[2](p219)

那么,“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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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学”的任务是什么呢?福柯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法:“谱系学”“真实的任务是要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这种理论以真正的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之进行筛选、划分等级和发号施令”[3](p3～4)。也就是说“谱系学”要取消知识的等级制度,突出知识生产的偶然性,将那些处于边缘、被压迫状态的非法的知识解救出来,以获得与处于中心的强势知识一样的合法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福柯的“谱系学”所采用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追溯并标出对象的出身。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颠覆“本质主义”。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在本体论上,本质主义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这个本质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知识论上,本质主义设置了以现象/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坚信绝对的真理,热衷于建构‘大写的哲学’(罗蒂)、‘元叙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以及‘绝对的主体’,认为这个‘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知识”[4](p173～174)。这种思维模式将各个学科看成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学科中的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有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福柯要做的是揭穿这个神话,这一人为虚构的权力话语。他指出:“谱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摧毁本源及永恒真理的优越地位。“谱系学”家要揭示的一个秘密就是:“(事物)没有本质,或者它们的本质是用事物的异在形式零碎拼凑起来的。”[3](p78)对于“谱系学”家来说,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律和基础,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所有所谓“不可达到的真理高度”、“深层本质”、“深层意义”都是历史的“虚构”,都是虚假的。因此,正如知识社会学的重要阐发者爱丁堡学派指出的:“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social imagery)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不同。”[5](p6～7)那种“唯一正确的解释”、“独一无二的真理”之类的宣称,显然是一种杜撰,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欺骗。

不但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谱系学”通过自己的追溯还试图向世人表明:人们今天所接受的一切完美的事物或观念,很可能拥有一个很成问题的“祖先”。在福柯看来,任何所谓普遍绝对的知识或真理最初都必然是作为一个“事件”出现的,而“事件”总是历史的、具体的,于是他在《方法问题》中提出了历史学研究的“事件化”方法。“事件化”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和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须与许多具体条件存在内在联系。“事件化”表明:任何理论都不是像想象的那样是必然的、无条件的、自明的、普遍的、不可质疑的。

通过“谱系学”,福柯不断向人们揭示了他惊人的发现。作为启蒙运动的一大发明,纪律今天已成为我们须臾不可或缺的事物,它的重要性被各种人以各种方式强调,各种纪律性的机构层出不穷。但福柯在他自己最满意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却指出,通过“谱系学”的追溯表明,它并非源于人的某种高尚的、先天的秩序感,而是源于17世纪的“禁闭”制度,这种制度将那些本应在医院中接受治疗的精神病人、被他人视为疯子的人、穷人和流浪汉作为罪犯关进禁闭所,犯人们要服从各种纪律和劳动制度,这就是纪律的来源。而理性,这个人类赖以骄傲的资本,福柯发现它原来源自“机会”;对真理和科学方法的严格性的迷恋,则源于学者的热情、相互的仇恨、狂热的并且反复进行的争论以及争强好胜的本性;甚至自由的概念也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发明,是深深地植根于权力之中的。

这种“刨祖坟”似的追溯无疑给那些忘情拥抱知识的真理性的人泼了一盆凉水,我们深信不疑的知识和真理,却常常有着并不光彩的“祖宗”,它们的出现充满了偶然性,并且和权力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如此,真理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一种地方性知识,是可以也应该质疑的。

话语的霸权在近几个世纪常常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某种话语一旦抢到了科学的桂冠,就成为主流话语,可以通行无阻并获得了对其他局部话语进行打压的权力,“谱系学”“质疑了人们对科学权力的渴望”[6](p67),使“受压制的知识被释放出来进行活动”[2](p221)。

尽管被批评为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但“谱系学”对历史观中的一致性、规律性持坚决的拒斥态度,强调了真理是没有规律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同时也颠覆了关于历史是线性进步的这一观念,这无疑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福柯的“谱系学”当然有它理论上的困难,但毋庸置疑的是,该方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导致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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