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与创作

论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与创作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基本生存状态，所以他们的身份是为官的“士大夫”。

正因为这个身份，他们的创作就难免受其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的文学现象跟他们“士大夫”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从此主旨出发，选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来讨论，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以往被人忽略的一些东西。

标签：中国古代；士大夫；官员；文人；身份；儒家中国古代有许多极富特色的文学作品，也有许多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不仅让后人难似模仿，在理解上也是众说纷纭，却总无一个让人特别信服的说法。

实际上，文人持何种身份对他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谈到的“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作家的“东方想象”一样，身份决定了作家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或受到什么样的环境影响等，这些外围因素都会渗透到他的思想乃至创作中，形成与之相关的身份话语和身份书写。

一、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特征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就他们的文学创作及成果来看，他们绝对当之无愧。

因为，按照现代意义上的“作家”概念，作家是“对从事某种文学活动的某一个体的称谓”，这里面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1)它有赖于社会机构、权威组织、群众团体等的“授予”和“命名”，具有社会性、体制性、权威性、组织性等鲜明特征。

(2)尽管此种身份不是某一个体的自我命名、自我授予，但它需要自我的认可与认同。

但观之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并没有一个可以为之命名的权威组织和社会机构，并且，他们也不依靠他们的作品吃饭，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的一个爱好，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情感的工具。

他们拥有的是另外一个身份，即“士大夫”。

“士”与“大夫”原是分开的两个等级，同属商代至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士是当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大夫”地位在“士”之上。

战国时期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动，“士”的地位有所下降，从贵族阶层中剥离出来，降至“四民之首”，这在《谷梁传·成公元年》中有清楚显示，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士已下降为“民”首。

由于有贵族不断下降为士，特别是庶民阶级大量地上升为士，土阶层扩大了，性质也起了变化，已不复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大抵皆有职之人”，而是多呈“士无定主”的状态。

这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却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着他们，这就产生了一个所谓“仕”的问题。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这些新兴的“士”阶层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士大夫”之称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滥觞多是起于此。

“士大夫”之称真正兴起是在两汉，是伴随着“士”的落叶生根开始的。

西汉王朝对知识分子一直是比较信任的，尤其是汉武帝时期。

为了不使有才能的人被埋没，西汉实行了察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历史名臣和文学巨匠。

魏晋南北朝时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也只是辉煌了一时，便渐渐成为权势人物的利己舞弊工具。

隋朝的科举制开创了中国封建文官制度的新时代，对中国的封建政治和民族文化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是平民开始有公平竞争机会进入官场的重要指征。

这种制度被后来的统治者沿袭下来，通过科举入“仕”的人越来越多，科举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来源，可以说，上自汉唐，下迄明清，中国古代官员史上的士大夫文人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因此，与中国现当代文人和国外文人对比，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至少具有以下特殊性：(1)官员的身份。

中国古代文人是以“士”的身份出现的，”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目标和追求，而察举和科举制度又让他们有了做官的途径，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士大夫”。

在国外像但丁、莎士比亚等一类的大文豪，虽然他们也有偶尔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但官员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身份，做官也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虽然现当代做官的人出诗集之类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像中国古代那样有规模且持续时间之长的文官群体却是世界历史中唯一的。

(2)独特的身份确认。

士大夫最明显的特征则是他们的人生信条。

孔子这个新兴“士”阶层的代表被他们尊称为“先圣”，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其“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做“道”的承担者的这种核心思想被他们奉为人生信条和行为目标，并被他们尊称为“儒教”，中国两千多年的“士”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士大夫们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身份确认，这与中国现当代文人和国外文人是不同的，因为他们虽然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却没有这样的身份确认。

(3)写作面临的对象。

士大夫主要是为士大夫自己和帝王写作的，他们的写作不面对普通老百姓；现当代作家则是为公众写作的，有的作家也可能面向精英写作，但他们在面向精英写作的同时也面向公众，而且他们缺乏士大夫那样的身份确认，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集团。

国外古代文人则比较复杂，有为帝王和贵族而写作的，也有平民作为行吟行人而受到贵族供养的，却没有像中国古代这样形成一个不是职业作家的业余创作团体。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文人身份的这种特殊性，如果对他们的作品单从审美方面去理解和阐述，显然有欠完满。

二、文人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一)中国古代文人以“文以载道”为追求并倾力贯之中国古代文人撰文追求“文以载道”，许多同仁不仅不反抗，且欣然维护，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事情。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他们的身份是紧密相关的。

早在先秦，儒家的先圣孔子就用“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而这个“道”是中国特有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已不再出白天子，而出自诸侯，故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统治阶级既然不能承担“道”，“道”的担子便落到了真正了解“礼义”的“士”的身上。

“士”成为“道”的承担者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史发展，简而言之，这里面主要含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是“士”从古代“封建”秩序中游离出来，获得了身份上的解放；主观方面则是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王官失守之后，诗书礼乐的传统流散到了“士”阶层之手，而且古代的“士”本来就熟悉礼乐，所以这个发展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的礼乐虽具有宗教性(天道)的成分，但这个传统到了孔子手中却并没有走上‘天道’的方面而转入了‘人道’的领域”(此“人道”指的是政治社會秩序)。

也就是说，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的承担者自任，因为所持的这种“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

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儒家的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越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

因此，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从一开始便明确了“入世”的目的，即以天下苍生之疾苦作为自己的责任，《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项更是被他们当做“入世”的目标和行动指南。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中国“士大夫”文人和今天中西方的知识分子有着惊人的相似。

许多人从“士”走向了“仕”，在出“仕”的过程中，一展他们的理想和抱负，而科举制度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种“仕”的途径。

从这个方面说，或许不难理解许多文人在官场得意和落魄时文风截然不同的原因。

“文以载道”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一开始就具有高度自觉性，并非官面文章，是完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二)中国古代诗词中大量的“远游”题材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其中有大量的“远游”题材的诗。

表面看来，有些诗写得很惬意，似乎作者非常享受这一个“旅行”过程，深层研究起来，便会发现，这些貌似逍遥的状态下其实含有许多辛酸的成分，这当然是与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分不开的。

前面已论及中国古代文人是以”士大夫”身份出现的，参加科考出仕是他们的理想与出路。

一旦考上，自己的身份就会变化，地位就会提高，家中原本贫穷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即使科考制度中最低层的生员，只要考中，也会免去全部赋税。

所以，科考出仕吸引了许多莘莘学子为之前仆后继。

但是，科考出仕给中国古代文人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实际上，它也有着许多苛刻条件限制，比如它的职位变动非常缓慢，经常是在某个职位上任满之后，还要过好几年才能得到另一个职位，升迁也极其缓慢，而且，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地位的巩固的考虑，常常要把他们派到离自己家乡很远的地方去任职，更有甚者大半生都在外漂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宦游”，著名诗人王勃曾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就提到过这种“宦游”：“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东汉以前的“士大夫”稍好一点，因为“土族”根基未稳，不劳统治者“费心”，但到唐代就不同了，“士大夫”开始有庞大的族群，为了律法的公正性，也为了防治他们“结党营私”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他们需要遵守“本籍回避”制度，到外地或京师任官。

而且唐代还有所谓“守选”制度，“唐人每任一官，都有一定期限。

除了特殊情况，一般都在四年左右，不能长久连任”。

这就导致了任期短、迁转频繁的情况，意味着唐人必须经常为了迁官远行，这是唐代士人做官不可避免的命运，宦游因此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大内容，也直接导致了“远游”题材的诗大量产生。

唐代诗人中这类作品数不胜数，且大多都在其诗作中表达了宦游在外的无奈，如诗人高适，在他五十岁刚到封丘县任县尉时，就写了一首《初至封丘作》，提到离家在外做官的心情：可怜薄墓宦游子，独卧虚斋思无已。

去家百里不得归，到官数日秋风起。

诗作写得沉痛有力，诉尽在外宦游的苦闷。

而且，因为“守选”制度的存在，许多官员在任满后也不得不暂时“归隐”，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归隐”诗并不单单是“诗意的栖居”，很有可能是被迫“归隐”，这个论题不在本篇讨论范围，故就此略过。

宋朝基本上沿袭了唐代这一制度，所以宋代文学中也有大量的离别、远游诗词。

到明、清时虽这种制度有所放宽，但许多官员仍需离开自己家乡去“宦游”，这从《红楼梦》中的贾政几次到外地任职可以看出来。

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诗词中的“远游”题材并非仅仅游山玩水这么简单，其背后蕴藏着与他们官员身份相伴的离开家乡的苦闷和忧郁。

(三)中国古代墓志铭的广泛出现中国古代以墓志铭为体裁的文学作品，其文体之特殊、作品量之大，在世界文学史上来说也是罕见的。

唐宋时期是墓志铭的成熟期也是黄金期，这期间出现了许多对后人有着重要影响的墓志铭，许多历史上有名的文人都曾撰写过大量此类作品，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

究其原因，它的出现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人的身份和收入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人们写墓志铭，请托名家是其一大特色，而请名家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善文”，“士大夫”是当时最“善文”的，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撰写墓志铭的不二人选，如东汉时大文人蔡邕、庾信等就是当时的“红人”，今《蔡中郎集》中录所作碑铭就近30篇。

这种请名家写墓志铭的风气在中国古代延绵一千多年，其中除了跟风、尽孝、悼念等原因外，也含有人们对“立言不朽”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