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美学论文

浓墨重彩酣畅淋漓

——试析张艺谋电影的美学特质

摘要：张艺谋，这是当前中国电影界上的一个重量级名字。二十年来，在中国电影面临时代困惑的时候，他凭借一股锐气带来了艺术的创新、文化的颠覆，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一个高峰；他以大胆的实践、广阔的胸襟重新为中国电影撑起了一片天地。在他执导的众多影片中,早期拍摄的《红高粱》等经典,不仅震动了中国电影界,更在世界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张艺谋在电影色彩、造型艺术和叙事手段上不懈探索，大大加强了其影片的艺术表现力，也丰富了观众的视觉审美体验。

关键词：色彩语言叙事方式内聚焦象征性创造性

作为我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之一,张艺谋通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自身较为鲜明的创作风格。本文通过对张艺谋所执导的电影之分析，探求其间的独到审美意蕴。

一、斑斓瑰丽的色彩语言

作为一种美学形态，电影色彩是电影艺术的构成元素之一，离开了色彩的诠释，电影艺术将黯然失色。“色彩是—门视觉艺术，根据再现美学原则，视觉艺术的本性应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强调视觉真实性；而根据表现美学原则，视觉艺术的图像则更重视表现心灵及激发心灵的功能，注重视觉表现性。”①电影艺术中的色彩象征地表达出情感与主题；色彩之间的相互配合，又构成完美的艺术效果，推动电影艺术向着富于文化哲理意蕴的纵深发展。

张艺谋擅长运用缤纷的色彩为其电影谱写华美乐章，其电影中的色彩不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享受，而且使电影艺术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气质与美感，极大地丰富了电影艺术的审美张力和表现内涵。

1、对红色的偏爱

张艺谋的电影之旅也是色彩之旅，色彩的运用是其画面造型、影片表达的主要手段。而几乎他的每一部电影中都显示出红色的显著地位：

他的影片的片头字幕基本都是红色，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英雄》等等；其次是从服饰到道具再到场景，红色被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如《红高粱》中的红轿子、红盖头、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秋菊打官司》中成串的红辣椒；《英雄》中漫天黄叶中飞舞的两位红衣侠女等等。这些红色的物体都成为画面中的亮点，使整个画面显得生动活跃。

张艺谋自己从不讳言他对红色的偏爱，创造性的运用红色已成为他的一种艺术自觉。红色是中国的传统色，代表着喜悦、吉祥和喜庆，给人的视觉感受是热

烈而活跃的，具有蓬勃向上的感觉。张艺谋在运用红色的基本意义外，融入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将红色的寓意根据影片表达的需要进行了延伸和扩大。

《红高粱》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红色有着迥异的意象潜流：《红高粱》中的红色透着旺盛的生命力，象征着活力和灵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色则几乎是散发着腐朽的美丽气息和压抑的悲剧气氛，让我们感到心酸、悲哀和无奈。《秋菊打官司》中完全是一种本能色彩的展现，具有象征意义的辣椒的红色，代表了一种生命的坚忍不拔和命运的顽强不屈。在这里，红色更多地具有了表意的功能和暗示。而影片《活着》中，红色是被作为影片不同时代突出的饰物和象征性的幕景来运用的。红色的皮影戏、挂着大红灯笼的赌场、红色的毛主席画像、红袖章、红宝书等各色物品成为了民族文化特色的象征和代表。此时，色彩被张艺谋赋予了更多的文化象征意味。

2、色彩浓郁、大胆而夸张

色彩是张艺谋电影中的关键，对银幕造型的热衷、视觉冲击力的执着是其孜孜以求的创造理念。在色调方面，张艺谋极其喜用红色，即使用其他的颜色也是坚持浓烈、大胆而夸张的原则。

“色彩的表现力不在于颜色的绚烂，而在于恰当的选择和调配、和谐的介入剧情内容、实现更充分和更有力的表达。”②早在《黄土地》的摄影阐述中他就说到后来在他电影中一以贯之的视觉追求：“我要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设色取浓郁，不取清淡，……构图取单纯，不取繁复……”，于是，在《黄土地》中我们看到了：排除绿色，突出黄色，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主面积的造型。《红高粱》中漫山遍野的高粱的红、汪洋恣肆的酒的红、热气喷发的血的红，这些大片大片的红，浓墨重彩地涂抹出张艺谋电影的色彩基调，浓郁之风由此而生。《英雄》中如油画般的重彩渲染，用红、白、蓝三色呈现三种故事的样貌，“真情在色彩中流动”。

3、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

“色彩布局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用色彩来构图使它们联合产生一种明确清晰且富有特色的表现效果。”③创作者根据故事情节来定色调，强烈的冷暖色调的对比是渲染气氛、烘托环境的最佳方法。基本上在张艺谋的每一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他用冷暖色调的对比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刺激。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红灯笼的红和灰色的高墙作出一种强烈的对比。冬日寒风凌厉地呼啸着，雪下得紧，只有那高高挂在院门前的灯笼发出丝丝微弱的灯光，但它仍然有着张扬的本性，让人感到一丝暖意，看到了一丝希望。在这里，暖色调与冷色调赫然地对立着，渲染出一种森严、幽闭、阴暗的氛围。在《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中，现实时空和过去时空分别采用了冷暖对比的色调，营造出不同的气氛。

4、光与色的巧妙搭配

阿恩海姆在《色彩与视知觉》中说“光是帮助我们知觉空间的最重要的标志物，是揭示生活的因素之一。”光影与色调是一个可感的充满欢乐与哀愁、温馨与幸福、阴险与狡诈、狂热与宁静的多义的无形的语言世界。银幕上的光与色是最易穿透人物的表层空间直达人物内心世界的造型因素，它将人物的心灵和灵魂像物品那样通过银幕展示给观众。

凡是看过《红高粱》的人，对其光影下大片大片的高粱地记忆犹新：成熟的高粱二三米高，雄浑一片，借着风势，像海浪般涌动，银幕上充满着飞扬流动的活力。导演用近景拍摄风中狂舞的高粱，并把阳光带进画面，灿烂的阳光在一棵棵高粱之间跳跃闪烁，把墨绿色的高粱染成一片金黄。高粱在各种光线、角度变化之中神采飞扬，逆光中半透明的晶莹的高粱在风中新鲜而舒展，传达出导演着意突出的活力与神韵，把高粱拍成人化的自然。色彩与光影的表现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影片创作的美术特性能够借助光与影的神奇力量创造神秘意境，因而大大地强化了视觉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内聚焦的叙事特征

内聚焦的叙述是以某一个人作为叙事视角，摒弃了零聚焦模式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至的万能姿态，其基本特征是叙事范围的“限定性”。根据内聚焦的叙事方式，张艺谋电影的叙述可分为：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和第三人称的内聚焦。

1、第一人称的内聚焦

第一人称内聚焦的“我”的叙事模式，在影片中明显地呈现为“讲故事人的身份”，能够使观众直观性地感受到叙事者同影片中人物的或近或远甚至原本就是画内人物的亲近关系。正因为如此，使得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呈现为不同的叙事张力和美学风格。

（1）画外“我”的内聚焦

《红高粱》采取的是这种模式，在这种叙事中“叙述人并不呈现在或偶尔出现于画面上，主要以第一人称的‘画外音’介入影片文本，因此，让·比埃尔·沙基埃称之为‘仅闻其声的第一人称影片’”。《红高粱》一开始，叙述者用追忆、平稳、沧桑的语调说道：“我跟你说说我爷爷奶奶这段事。”这种聚焦方式的设置，奠定了全片“神秘性”和“传奇性”的叙事格局和情感基调。这种叙事角度的设置使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到“画外我者”叙事具有某些零聚焦叙事的特征，所呈现的原始情调如颠轿、野合、祭酒神等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这种叙事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化特征，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我”的情感价值取向。（2）画内“我”的内聚焦

《千里走单骑》舍弃了那种“唯画面主义”的审美追求，用平实、朴素的镜像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父”与“子”的故事，叙事的聚焦方式采取画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