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危害

论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摘要：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抬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使其在面对高于农业经营性收入的劳动报酬时表现出“候鸟式”流动特征。

该流动模式的弊病直接表现为农村抛荒现象严重，农村发展受限，城市化水平不足，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力有限。

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客观存在，分层市场上农村人力资本报酬率的比较劣势，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加剧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矛盾，扩大收入差距并使得我国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高素质劳动力缺口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强调制度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安排，政府有必要站在城乡统筹的高度对其进行治理，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二元结构劳动力流动城市化粮食安全农村发展人力资本收入分配转型发展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一、引言（一）问题提出面对频繁出现的春运压力、“民工荒”，滞后的城市化水平，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低素质劳动力与转型发展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饱受诟病。

从理论上阐明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将对其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二）框架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机制分两种：以劳动力流动模式为纽带和以人力资本为纽带。

本文以这两类机制为主线平行展开，分别论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导致“候鸟式”流动并制约我国农村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以及其如何影响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并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转型发展的受限。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劳动力流动模式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一）城乡二元结构与劳动力流动模式劳动力选择何种流动方式是理性考虑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为了追求高比较收益离开传统农业部门进入城市非农产业；城乡二元结构则增加了农工的迁徙成本，包括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与教育政策以及社会歧视、高额生活成本等。

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比较“劳动报酬”与二元结构所致的“隐性成本”，农村劳动力往往选择只流动不迁徙以规避“隐性成本”。

与之相伴的是农村劳动力的集体回巢、跨区域流动现象。

像这种具有“有流动无迁徙，无法正常享受城市福利，跨区域流动”特征的劳动力流动模式被称为“候鸟式”流动。

“候鸟式”流动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体现得相当充分。

春运压力是农村劳动力集体回巢现象的直接证据；“跨区域流动”致使企业对农工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职业技能难以积累，从业能力与工作岗位不匹配，这是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民工荒”现象的一个成因。

（二）粮食安全与农村发展二元结构下劳动力“候鸟式”流动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而不放弃使用土地，土地抛荒现象严重。

一方面土地经营性收入远远低于非农产业报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二元结构所包含的城乡歧视要求农工保留土地以应对其不能获得城市户籍、不能成为城市公共品供给对象的风险，以便在回巢时生有所依。

抛荒现象由此大面积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曾针对中国农地流转情况进行过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农户耕地中仅有9.7%的耕地参与流转，参与转让的农户平均转让3.5亩。

数据佐证了劳动力大量流动条件下耕地转让水平的低下，抛荒现象的普遍。

抛荒现象的影响是长远的，其导致了农村小规模经营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无法推进，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耕地利用率的下降以及耕地平均产出的止步势必制约我国的农村发展步伐，影响粮食产出水平，加剧粮食安全形势。

吴强《我国农业增长与城市化关系研究》一文验证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农业增长在长期水平上相互促进的关系。

他指出，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第一产业人均产出率提高3.5%；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增长对城市化发展有持续正向响应，该响应呈现长期收敛的迹象。

在下文我们将看到，“候鸟式”流动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的直接原因。

由此，不难发现“候鸟式”流动可能使我国粮食生产、农业发展与城市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之中。

（三）城市化1、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是指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水平用城市化率来进行衡量，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二元结构下，城乡差别户籍政策导致了我国城市化率低下、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

“候鸟式”流动的直接表现是稳步上升的工业化、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

10年我国城市化率49.95%，工业化率46.8%，非农化率89.9%。

经验表明，当人口城市化与就业结构非农化相协调时，非农化率与城市化率比值大致为1.20。

我国两值之比接近1.80，超过标准值50%，城市化率严重滞后。

钱纳里发展理论模型指出，一国人均GDP水平达到起飞阶段水平时，城市化率应该领先工业化率20%。

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则大致相近，城市化进程缓慢。

201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95（50.9%／26.1%），高于我国的1.08（49.95%/46.8%），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严重背离的。

二元结构下，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居民不同的体制环境，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被人为地抬高，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

也就是说，我国长期执行的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政策，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的同时，无法实现完全的“市民化"，从而普遍采取“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

2、城市化效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分两种，一是就地转移，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二是将农村劳动力输送到城市，在城市工作。

其中第二种途径细分为：（1）农民变市民，即城市化；（2）到城镇兼业，暂时离开土地，最后回到农村。

徐胜《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思考》文中提到从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间，我国农村人口实际减少13%，年均减少1.4%，低于3%的预期水平。

另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还相当庞大，与转移途径的低效问题构成严重矛盾。

许文晔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研究》中推导出了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程。

借用此方程，估算10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1亿。

由此，我们有必要质疑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效力水平以及制约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是户籍制度，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村劳动力只能往返于城乡之间，呈现出所谓的“候鸟式”流动，制约城市化效力。

农工的“跨区域流动”限制了农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农工社会歧视低估了其人力资本报酬率，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匹配城市就业岗位，对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造成消极影响，“民工荒”现象就是很好的体现。

其次，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工选择长久定居于城市意味着其放弃土地使用权，这也是另一个制约城市化效力的因素。

三、城乡二元结构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我国经济发展（一）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就业迁移四种形式来完成。

投资主体主要分为政府、企业、个人三类。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政府、企业对分层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对待。

政府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候鸟式”流动使企业不得不顾虑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回收程度。

由于自身收入不足，农工基本被排除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以外。

医疗健康方面：全国农村平均每15个村有1个乡镇卫生院，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不到0.8张，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为1.3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2.9%和36.1％；而农村劳动力的高流动性致使绝大部分企业不予提供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

职业培训方面：政府下属的教育、劳动等公共培训机构所提供的培训，只对城市下岗职工开放，农民工则不在考虑之列；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同时使得企业不愿支付培训成本；就业迁移方面：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农民工向上层社会流动，将农民工就业选择限定在了次级劳动力市场，使他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来改善自身的不利处境；学校教育方面：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城镇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2.45亿，占城镇居民总人口的35.5%；乡村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0.60亿人，占乡村居民总人口的9.13%，城乡教育投资差距显著。

（二）人力资本收益率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二元劳动力市场细分为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

一级市场劳动力工资高，就业稳定，安全性好，升迁机会多。

二级市场劳动力工资低，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毫无个人升迁机会。

二级市场的典型代表便是农村劳动力。

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员工录用、培训、晋升、流动、工资、福利等方面明显劣于一级市场劳动力，农工人力资本收益率要远远低于一级市场水平。

孙悦文在其学位论文《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解释——基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研究》中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得出：二元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收益率相差很大，一级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收益率是二级市场的两倍多，职业培训和迁移对在一级市场劳动力的收入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二级市场上这两项人力资本因素的收益率却为负值。

（三）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扩大不管是一级还是二级劳动力市场，如果人力资本能够发挥其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功能，即人力资本收益率无差异，则收入差距会引导更多的人去学习知识和获取技术，使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存量无差异，从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之，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将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助推器。

我国二级市场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低，将促使二级市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过来加剧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使农工人力资本收益率持续低于一级市场。

如此，二级市场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与城乡收入分配不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之中。

路婉婷在其学位论文《教育投资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一文中实证得到了教育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其指出，随着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直接原因在于城乡受教育年限的扩大导致了扩大化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城乡教育收益率的差距。

这一点与上文的理论分析是吻合的。

（四）产业升级与转型发展姚洋曾在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中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年轻劳动力月工资约为2-3千元，若能顺利实现转型发展，2030年时会达到2000美元，但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却难以支持如此高的工资水平。

2.4亿的外出务工人员中，一方面年轻人占到一半，另一方面80%务工人员的教育年限低于9年。

而按现价计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9年以下受教育年限情况下使劳动力月收入达到2000美元。

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人口红利消失，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弱化，亟待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产业升级，建立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高素质劳动力是产业升级与转型发展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导致了我国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工作为主要劳动力来源之一，其人力资本存量严重不足，势必阻碍我国的转型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