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盈余稳健性研究综述(1)

东方企业文化·公司与产业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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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盈余稳健性研究综述

洪庆宾

（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北京，100076）

摘 要：稳健性又称谨慎性，稳健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限制了内部人操纵会计数字的动机和能力。本文主要是围绕在会计盈余稳健性实证研究的主要领域展开的。在对稳健性科学定义的基础上，分四方面对稳健性研究进行文献回顾。最后通过中外研究进行对比，试图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方法。

关键字：稳健性 会计盈余 会计信息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0）03—0105—02

一、稳健性的定义

从时间上看，Bliss （1924）也许是最早完整给出稳健性的定义的，他将稳健性原则表述为“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 ）在其第4号公告中指出：“管理人员、投资者和会计人员历来宁肯低估净收益和资产，而不愿高估”。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于1980年发布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SFAC2）将稳健性定义为：“是对不确定性的审慎反应，努力确保商业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被充分考虑到。因而如果未来收到或支付的两个估计金额有同等的可能性，稳健性要求使用较为不乐观的估计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 ）（现已改组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其概念框架中将稳健性定义如下：“稳健性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需要运用判断作出必要的估计中包含一定程度的审慎，比如资本或收益不可高估，负债或费用不可低估。”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是这样定义稳健性的：“稳健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二、稳健性研究文献回顾

纵观会计盈余稳健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存在性问题研究；第二，会计盈余稳健性形成动因的研究；第三，会计盈余稳健性计量方法的研究；第四，会计盈余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

（一）关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存在性问题

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已经相对比较完善和健全，因此有关美国会计信息存在稳健性广大学者都是普遍认可的。Kothari （1988）、Basu （1997）通过研究美国稳健性的时间序列发现1967-1975和1984-1990两个时间段的稳健性较强。Holthausen 和Watts （2001）通过对1927-1993期间的大公司研究发现，会计盈余稳健性在1966年之前就存在了。

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关于稳健性的存在问题针对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Ball ，Robin 和Wu （2000）通过对沪深两市1992-1998年间A 股和AB 股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不管是基于内陆的会计准则的报

告数据还是基于国际会计准则的报告数据，都不具有稳健性特征。Lee ，Cao （2002）通过我国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在1996和1998两年的稳健性较强。李增泉、卢文彬（2003），李远鹏、李若山（2005）以及陈旭东、黄登仕（2006）也对于我国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认同稳健性在我国总体上是存在的。

（二）关于会计盈余稳健性产生的原因

契约理论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Watts （1993）认为会计盈余稳健性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契约，包括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稳健性可以做低利润延缓向股东的支付，从而确保了债权人的利益；同时稳健性也延缓了基于盈余的报酬支付，从而保全了股东的利益。Watts （2003）根据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将稳健性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契约、股东诉讼、管制和税收。而契约对稳健性的需求，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债务契约对于稳健性的需求。

Ball 和Shivakumar （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比私有公司的会计信息更稳健，该发现意味着公开权益市场比私有权益市场更需要稳健的会计信息。Ball ，robin 和Sadka （2006）通过稳健性与权益市场、债权市场的国家横截面数据关系的研究，发现债权市场规模很好地解释了稳健性在各个国家横截面间的变动，而权益市场规模对稳健性无显著影响。Peek ，Cuijpers 和Buijink （2006）认为公司上市前融资方式多为关系性融资，而上市后更多的是公开市场化融资。在关系融资下，信贷人对企业比较了解，因而对稳健性的需求不高；而在市场化的融资下，信贷人由于缺乏对企业足够的了解，因而对稳健性需求较高。公司上市后稳健性的提高，说明股东与信贷人之间的冲突是稳健性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与Ball 和Shivakumar （2005）的观点一致，但却支持了Ball ，robin 和Sadka （2006）的观点。

LaFond （2005）在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稳健性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所有权分散的企业财务报告更稳健，而所有权集中的财务报告不稳健。这一结论无疑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尽管上市进行了全流通的股改，但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依然普遍。国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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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考察了债务及所有权对稳健性的影响。曹宇、李琳、孙铮（2005）发现大股东控制权越强，会计盈余稳健性越弱，而大股东的董事长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则更进一步降低稳健性。

在外部监管和股东诉讼对稳健性的需求方面，Watts （1993，2003），Beaver （1993），Kothari et al.（1998）都认为，当企业的盈余高估时，更容易面临股东诉讼的风险，从而稳健性可以有效减低诉讼成本的现值。在我国，尚未出现从股东诉讼角度研究稳健性成因的文献，而在管制方面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会计准则上。赵春光（2004）分析了盈余稳健性的变化趋势，发现在1999-2001年的稳健性有所提高。朱茶芬（2006）也发现，2001年前后会计盈余稳健性和及时性有了显著提升。

（三）关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计量方法

会计盈余稳健性的计量方法Watts （2003）将其归纳为三种，包括反向回归、净资产基础计量和应计基础计量。Basu （1997）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反向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的计量，从而开启了稳健性实证研究的新纪元，这在会计盈余稳健性研究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Basu 以股票收益率作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代理变量，稳健性也就意味着对坏消息及时充分地确认，而对好消息就有所保留。Dietrich ，Muller 和Riedl （2003）最早对反向回归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质疑。Ball 和Shivakumar （2005）也指出了Basu 计量方面的一些缺陷，同时提出了稳健性计量的另外两种方法，也就是净资产基础计量法和应计基础计量法。净资产基础计量法是以净资产低估的程度来度量稳健性，而应计基础计量法是以会计盈余的持续性和反转性来度量稳健性。

Pae ，Thornton 和Welker （2005）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稳健性的概念，并使用期初的权益市场价值/权益账面价值来计量资产负债表稳健性，发现资产负债表稳健性与盈余稳健性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刘舒文和汪寿阳（2006）也证实了这一点。Lev 和Nissim （2004）使用财务报告和税收报告中费用的相对大小作为给定期间盈余下偏的计量，从盈余的偏度方面计量会计盈余稳健性。

（四）关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经济后果

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都是出现在Watts （2003）的综述之后。稳健性的经济后果体现在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和对投资活动的影响。

Ahmed ，Billings ，Morton 和Stanford-Harris （2002）发现，会计盈余稳健性与更低的债务成本相关，会计盈余稳健性对于减轻债券持有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及减低企业的债务成本有重要的作用。Zhang （2004）检验了债务签约过程中会计盈余稳健性的效率收益，分析了稳健性对于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事前收益和事后收益。Moerman （2005）使用独特的二级贷款市场的数据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和财务报告质量如何影响贷款交易的买卖差价，发现差价与更高的信息不对称正相关。Easley 和O’Hara （2004），O’Hara （2003）以及Leuz 和Verrecchia （2004）发现稳健性可能

有助于降低企业系统风险，并因此降低权益成本。 Lara ，Osma 和Penalva 采用多种计量属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稳健性，发现稳健性与事前成本显著负相关。

Bushman ，Smith 和Piotroski （2005）从国家横截面数据检验稳健性财务报告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在稳健性的财务报告体制下，企业对投资机会下降做出的反应较快。同时该研究发现，在所有权更分散的国家中，稳健性对过度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较为明显。

国内方面，王亮飞和潘宁（2006）发现，当会计盈余及时性较低时，企业的治理结构会体现为股权更为集中。但这一结论也许是由前文曹宇、李琳、孙铮（2005）的发现所致，即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大股东更倾向于通过私下沟通的方式了解企业，从而降低对稳健性的需求。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对比与启示

通过国内外稳健性研究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Basu （1997）关于稳健性计量方法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关于稳健性的研究，而我国学者对于稳健性的研究多是基于此种方法。但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并且我国经济仍处在新兴加转轨时期，在这一特殊经济背景下，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动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随着一系列会计丑闻的出现，会计盈余稳健性被众多的企业用作利润操纵的工具，使得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尤为必要。同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时间不长，相关的制度和政策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环境下，股票的价格掺杂着过多的噪音，不能有效及时地反映企业的利好消息和利坏坏消息，也就是关于Basu 计量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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