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流派与演变分析

儒学的流派与演变分析

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有些儒学情结。围绕“儒”产生了很多词，比如儒雅、儒商、儒家风范等。这里就把儒学的前前后后梳理一下。

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儒学作为一门学说，儒教作为一种信仰，儒家作为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特定群体，这三个名词还是有所区别的。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柔者，即弯曲又能笔直之树木，可直可曲，变化自如。术士是指魔法通达者，通达后方能尊之为士。

孔子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自己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祝史巫觋的知识范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开私学的教育家，人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和弟子们把原先被贵族垄断的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学。

概括而言，儒学承袭了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之精神始终一贯

的学派。其特征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在传承上，尊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二、在学业上，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籍为经典功课；

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构架；

四、在修养上，讲究由内圣而外王，即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

五、在处世上，尤其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此关系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八家儒学流派都是各有侧重、且互有交集的，在流传时间上也有些前后交叠。

顺着八条儒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再梳理一下，总体而言，儒学在长期的演变中有两大流派比较突出：

一派是天人感应派，在汉朝影响很大。代表人物就是三年足不出户、目不窥园的董仲舒。另一派则是心性派，代表人物就是孟子。心性派按照“心性合一与心性二分”、“性本善与性本恶”等不同理解，又有很多分支。其主流就是孟子所坚持的心性合一和性本善思想，到

了宋元明时期，演变成为理学。

儒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被多次打击，但生命力十分顽强，总是能像青草一样，一有条件就长出来。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儒家的一次劫难。有时候，焚多少书、坑多少人倒是次要了，关键是这表明了朝廷的一个态度，于是社会上就不敢传播儒学了。

随着楚汉争霸的结束、汉朝一统天下后，尤其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于是风光了几百年。

合久必分。魏晋南北朝时，儒家克己复礼的谦谦姿态在乱世动荡中失去了作用，于是又销声匿迹了。

分久必合。由隋至唐，大一统的王朝到来了，儒学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不过长久不在社会上宣贯，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上佛道二教的高度繁荣，使得儒学一时之间没啥竞争力。

唐代的韩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学放到尊位上来的建议；他也声称，孔孟之后，儒学的教鞭就交到他手里了。

问题是，唐帝国灭亡后，整个社会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五代十国阶段，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城头变幻大王旗。儒学再次显示了其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统的太平盛世才有说服力。

于是儒学又退隐。

由后周到北宋，全国统一后，宋赵匡胤“扬文抑武”，儒学在告别主流社会近七百年后，终于迎来了复兴。

通过以儒学知识为大纲的科举方式，可以使田舍郎登天子堂，于是大宋帝国成了儒学知识分子的乐园。

人人都以学儒学、参加科举而高中皇榜为生平最幸福的事，正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儒学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要到朝廷中施展才干，从而报效国家。有别于世袭或者荐举等狭窄的专用通道，“科举”这条通道在出身要求方面是零门槛的，这给了知识分子无限的希望。

入世，就是要实现抱负。否则就去学佛、道，出世去好了。

从孔子开始，儒家学者就千方百计把皇帝纳入到儒家的框架中来。他们要求皇帝必须具备相应的仁义道德。

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圣君贤相。

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想出、或者说没有办法对皇权加以限制，而只是通过各种说教来让君圣相贤。

一旦君不圣、相不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其默足以容。

说简单点，就是干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应”的方式来规劝皇帝。“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国君做了坏事，老天就发怒；国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兴。

这个说法现在还在用，只是把“国君”改成“人类”，“老天”改成“大自然”。通行的说法是，人类如果盲目行事而不计后果，大自然就会报复、就会有惩罚；人类如果妥善行事，大自然就友好地与人类和谐相处。

但汉武帝并不惧怕董仲舒说教里的威胁，依旧穷兵黩武、我行我素。现在很多人同样不惧怕大自然的报复。

所以很多儒家学者就试图从佛家、道家学说中寻找力量。

北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就觉得用“天人感应”去说服皇帝，其说服力和制约力颇为有限，于是在“天人之际”就借鉴佛、道的理论了。在儒学体系中，他们立足于孟子的心性论。

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

所以，儒学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心、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心、人性中与身俱来的先天性源程序，且心性不二。

孟子的心性论以性善为基础，以心性不二为核心，以天人贯通为特征。心性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弥补了孔子仁学的不足，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起来，从而将宇宙人生贯通成一片。

孟子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