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文化语用原则

➢ 比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带 有极其鲜明的彼此矛盾、冲突、容忍、竞 争等特点，为了在一起生活、相安无事、 社会积极进步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须 强调平等、个性、规则与合作。没有平等 就会出现歧视、持强凌弱；没有个性就不 会有特色、创新力和竞争力；没有规则就 会各行其是，社会就会无序；没有给予规 则的合作，就没有文化凝聚力的产生。
➢ 至于文化系统内部可能存在的亚文化差异 （地域、阶层、行业、族裔、性别等）， 可以概括为情境特定的、与总的文化原则 基本一致、或至少不相冲突语用原则。比 如说，“和”是汉语文化的一条基本原则， 因为‘和’是中国人多民族大融合、大一 统、大团结的表现，是文化‘亲和力’的 重要体现方式。“和为贵”、“和气生 财”、“家和万事兴”等重要文化信念的 浓缩。因此，许多具体的情景原则都可以 与“和”的原则联系起来，或为“和”做 出贡献。
➢ G.N. Leech （2005）举了一个汉语例子， 说的是：邀请—婉拒—再次邀请—再次婉 拒—三请……最后接受。这是汉语文化的 典型互动方式，其中第一回合的邀请和婉 拒于双方都具有试探性，在特定情境中， 请人吃饭为情境所至，而非一定是真诚的； 对方收到邀请，自然也明白，如果一口答 应，显然违反了‘谨言慎行’的原则，给 人以随便的负面印象。谨慎原则是一个做 人的普遍原则，中国人相信少说多做，口 是一个危险的通道（病从口入、祸从口 出），只有谨慎小心，才能驶得“万年 船”。
➢ 通俗地说，它要能指引说话者说出最能影 响听话者的话语，同时，它也要能指引听 话者在接受话语的一瞬间就能深刻地感悟、 把握话语作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特定行为 （而不是别的行为）的信息，并做出最大 相关度的反应。因此，这里必然涉及到文 化的一般原则以何种形式实现与具体情境 的信息对接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原则适应 语用或语境需要的问题。
➢ 因此，“合作”既是一种文化信念，也是 个人的一种文化理性，更是人际交往的原 则和言语行为的原则。“合作”的基本设 定可以使人们把彼此交往中那些看似不合 作的话语当作特殊的‘合作’行为，来推 导其特殊意向。这就是“合作原则”的文 化心理基础。
➢ 文化语用原则是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信念、 态度的高度浓缩和体现，但并非一一对应。
谈到文化，人们常常把它与民族/种族联系在 一起。虽然这样做不无道理，但文化、尤其是基 于语言类型的文化和种族是不一样的。一种文化 可能是一个种族的，也可能为多民族/多种族的人 民所共享，比如汉语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英 语文化等，因此，当人们谈到某一文化的特征时， 总是想当然地以该文化的主流信念系统、价值观、 态度等为参照系，而并不去顾及该文化的那些微 观的构成成分。这是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凡 是建构一种文化的语用原则，离开了主流文化所 优选的核心信念、价值体系和典型态度，是不可 能产生可操作的一套基本原则和推导规则的。
➢ 这里显然和西方人讲的‘礼貌原则’、甚 至是‘面子’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因此， 许多学者指出，语用原则的文化限制---文 化特定的语用原则作为普遍原则的来源和 对立体, 是需要研究、却又没有得到很好研 究的课题。
➢ 一、文化语用原则及其渊源
文化语用原则是和普遍语用原则不尽相 同的、带有特殊的文化语境适应能力和指 派的原则，它是具体文化语境中的人对一 般的‘正常的理性人’的进一步定义和诠 释。
➢ 文化语用原则来源于特定的文化共同体。
首先，它是文化共同体长久共享的一套信念、
价值观、态度等的衍生物。长期生活在同一共同 体的人们，共享着一套关于周围世界、彼此关系、 个体行为等的信念。比如，太阳是什么？月亮是 什么？地球是什么？中国人认为，太阳是男性的 （太阳公公、阳刚），月亮是女性的（月亮婆婆、 阴柔）；雷是雄性的（雷公），闪电是雌性的 （电母），这种信念显然和中国人对自然世界的 朴素的观念有关，因为，太阳、雷击被认为是主 动的、原发的、进攻性的；而月亮和闪电则分别 是被动反映的、引发的、接受和包容性的。因此， 在汉语对联文化中，太阳必须对月亮（日—月）、 雷公对电母，才算工对。
➢ 文化信念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共同生活经 历中逐步形成的关于周围世界、社会活动、 人际交往、彼此行为、个人行为等的设定 （cultur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l assumptions）, 这自然包括言语 行为的设定：该说什么，不该说说什么 （quality and content）; 该怎么说，不该怎 么说（manner –how）; 怎样理解他人话语、 哪些话语是文化优选的，哪些是避选的， 以及说话和行动的关系等等。
文化语用原则
——语用原则的文化特性
➢ 语用原则
是交际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遵循的、言 语共同体共享的、指导言语行为建构和话 语理解的、具有相当强的心理认同度的信 念总和。
➢ 在话语建构、理解和解释过程中，真实情 景中的人们是否遵循的是一套普遍的语用 原则，还是遵循不同的语用原则？主流的 语用学者们更多的关心哲学语用学的‘合 作原则’、‘礼貌原则’、‘新格莱斯主 义的三原则’、以及认知主义‘关联原则’ 和泛交际主义的‘交际原则’等同一脉络 激发的原则，而不太关心真实互动中的情 况。那么，究竟是一种普遍的语用原则在 引导着交际中的说听双方的推理活动，还 是多种原则在同时或分别起作用呢？
➢ 跨文化语用学者Kesckes (2005) 教授举了 一个例子：一个日本学生到他（Kesckes） 办公室，进去以后，教授自己坐下了，学 生却一直站着，教授感到很奇怪，按西方 人的想法，学生可以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 可是在东亚文化圈内，‘师道尊严’‘尊 师重道’，老师不让学生坐，学生是不敢 坐的，所以，不仅仅是个学生懂不懂间接 言语行为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设定的原 则是否在起作用的问题。
➢ 文化语用原则是主流文化观念（设定）的语用化 或语境化。
文化语用原则的根本使命：对于具体语境中 的互动者而言，它是要指引或调节话语建构中的 意向信息表面化/符号化的形式，使之不仅要合理 （情境理性）、合适（可以接受），而且更要有 效地传递意向；对于话语接受者，它要提供有效 的参照，使话语在最相关的情境中获得最相关的 解释，即使说话者所表达的言语行为（直接的或 是间接的）以最省力的推导方式就能得到所期望 的识别和领会（经济地、关联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