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面解读卡夫卡小说《骑桶者》

一、知人论世：作家与文本

卡夫卡是一个有着独特经历的作家，他的全身散发出一种忧郁与孤独，这与他的身世和人生经历有关，解读《骑桶者》必须关注到作家与文本的关系。

36岁的卡夫卡写给父亲又没有胆量亲手交给父亲的一封长信里的话“在我的眼里世界就分成三个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就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烦恼生气。……”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卡夫卡的一生都生活在强大的社会体制和“父亲的阴影”中，他对于这个世界无所适从，恐慌和孤独伴随而来。

他在另一封信里这样陈述他和母亲的关系：“母亲对我的爱正如她对我的不理解一样深，这种不理解融进了她的爱之中，因而，她也许就更加无所顾忌，这是我目前所不能理解的。”母亲给了他很多爱，但他仍然不能去理解，他行走在自己孤独的人生之中，他和世界有着怎样的不可圆融的关系，因而他的精神世界是多么孤独，反映在作品中的小人物往往是一个猥琐的、可怜的、被人遗弃承受种种压力的悲剧之人。

卡夫卡还三次订婚而又终生未娶，他在1914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一直多么热烈地爱着菲莉斯。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虑，是它挡住了我，因为我相信婚姻对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我何尝不想结婚，但单身生活已在我现在生活的内部把它毁灭了。”

他远离了亲情，远离了爱情，远离了这个世界，他偷偷地躲在心灵的洞穴里，品尝孤独的滋味，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塑造的骑桶者就是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形象，其背后隐藏的正是作家对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的懦弱表现，以及人类精神价值的追逐。拥有更为强烈的现代讽刺和喧泄意义从而唤醒作品灵魂力量的意义，通过骑桶者“飞翔”语象，不断强化内心情感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探索，展现和较量形成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小说主题由单一到丰富、多义、深刻的提升。

二、萨特的存在主义：“我”和“他人”的矛盾

《骑桶者》采用的就是第一人称视角，“我”出场时，只有一个情节：煤店借煤。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叙述的故事速度极慢极慢，原因是小说从外部的叙述转向“我”心理的描述，第一段“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店老板要求帮助”“我必须向他证明……”“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女主人因此赶

忙决定”，这是物质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呈现可怜的状态，急需煤的“我”，索取煤取暖过冬的焦虑和渴望的心理作了反复的渲染；文本几乎用极为夸张的手法凸显“我”的生存困境，因为借煤多次，所以煤店老板已经麻木，就逐渐呈现有产者的自私无情，可是在于仅剩一点点希望的“我”看来，“煤店老板不啻是天空中的太阳”，“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这是怎样的自我宽慰心理啊！物质严重缺乏，又希冀得到同情的心理恰恰引起人们的共鸣，其中包含了作者对“我”的关心和同情。尤其文本中“我”的三次“喊”，会“飞”的木桶让“我”停留在空中，“我”声嘶力竭的喊，可是那么无力，第一次描写喊叫的声音，“那急切的声音裹在呼出的热气里，在严寒中显得格外沉浊”，第二次没做很多的描写，只是迫不及待丢下两句话：“是我啊，一个老主顾；向来守信用；只是眼下没钱了。”第三次描写喊叫的声音，“寒冷所引起的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请你们抬头看看，你们就会发现我的……’”，虽然在“我”已经极尽全力，喊出了所有的声音，但在他人听来，却是那么地微弱，似乎听到了，有似乎没听到，声音存乎隐约之中，这是“我”的幻觉，还是地面上的人因为隔阂而产生的幻觉呢？总之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煤店老板把一只手放在耳朵边上”“是的，有人”“没有人，街上空空的……”反反复复的认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在求助中的孤独、恐慌和无奈，显得那么真实，以致于令人心酸落泪。

人与人之间缺少爱与沟通，世界因而冰冷，世界因而更需要煤，

于是“煤”带了一层隐喻意义，它是温暖、希望、力量或是安全。对此第一段环境描写早有暗示：窗外的树木呆立在严霜中；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为“我”梦幻般的呼喊做好了铺垫，把虚构嵌入到现实中，这些真实细腻的细节最终是为了反衬整体生存处境的荒诞和神秘。最终卡夫卡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陌生的世界最终隐喻了现代人对自己生存的世界的陌生感，隐喻了现代人流放在自己家园中的宿命。

可以说，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心已经对“我”有深切的同情，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已经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以及心灵的饥饿主题，在这篇小说里，“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视点。

小说试图从“我”出发，一以贯之，探求人的自我意识，以此去探索人的存在的“内在依据”，研究人的存在状况，在存在主义作家眼里，世界是孤独、荒谬的，人生是不幸、痛苦的。除“我”之外，另外在场还有“他人”，而“他人”是存在于我的视线之下。海德格尔认为，他人不是“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是从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既然他人与我们无别，即与我一样的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共同此在这个术语标志这样一种存在：他人作为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就是向这种存在开放。”那么，以在世的方式在世界中的“他人”是如何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呢?

文本中“煤店老板”和“煤店老板娘”两个人物，他们是有产者，

“而煤店老板正在这地窖里伏在小桌上写字；为了把多余的热气排出去，地窖的门是开着的”，“她平静地呼吸着，一面编制毛衣，一面舒服地背靠着火炉取暖”，“当她半是蔑视半是满足地在空中挥动着手转身向店铺走去时”，这些句子综合起来看，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感到惬意满足的，在物质上，他们与“我”拉开了距离，有了不平等的处境，而在精神呢，能否保持平等关系呢？小说结尾处，当“我”被扇到冰山区域时，留下一句恨恨的话：“你这个坏女人！我求你给我一铲最次的煤你都不肯。”

可以这样说，“我”和有产者之间因为物质条件不一样，而产生了精神上的距离。尽管煤店老板曾帮助过“我”，或“同情”过“我”，但是久而久之，“对于我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也就是说有产者不能从根本去体会、理解穷困者的生存状态，最后人最初的自私和冷漠都会占据了全部心灵，因而让世界陌生化，他们俩的出现，作者没有做过多的谴责和控诉，文中不断地强调视听的虚幻性。他们夫妻俩看到我了吗？听到“我”的喊声吗？对话实际上只在煤店老板与老板娘之间进行。在他们夫妻的对话中，“我”虽然在喊话，但“我”根本没有和他们进行实质性的交流，“我”与他们的谈话笼罩着一层虚幻的色彩。可见我和老板娘的距离不仅是位置上的距离还有精神上的距离。

人物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作为构造现实世界的人物之一，可以理解是一种符号。作为符号去理解的话，它总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