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

论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

09政治班李正美20090140114

摘要：在西方历史上，本世纪无疑是科学发展最为迅速同时又是人类灾难最为深重的一个世纪。传统的失序、信仰的失落、文化的全面危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将西方文化推到接近毁灭的边缘。面对此种局面，西方哲学家们纷纷涉足社会历史领域，试图重新理解历史的意义和确立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同时对传统的历史和历史思想进行再批判，从而在历史哲学领域形成了一幅流派纷呈，新思想新学说跌出的图景。

关键词：波普尔；历史决定论；历史哲学；反自然主义；泛自然主义

奥裔英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哲学别具特色。他不依傍任何一家学说，并在广泛批判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重要著作，将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矗立于学术之林，从而引来了广泛的赞誉和批评。不少西方学者为他的著作的出版拍手叫好，称之为“20世纪时代的巨著”、“使人联想到马克思”。而在原苏联和近十余年来的我国学术界，则采取几乎完全否定的观点，将其历史哲学视为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既不像西方学者所推崇的那样完美，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既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见，亦有值得重视的思想成分。特别是将他的历史哲学同近百年来西方各种历史哲学流派相比较，更能体现其思想的独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是批判性的，其批判对象，他称之为“历史决定论”。照他的理解，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之所以难尽如人意，人类历史之所以灾难频仍，历史决定论难辞其咎。他精心构筑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并对历史决定论进行批评，就在于他深深地认识到，历史决定论的危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民主精神的否定。

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分为两类，即“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物理学方法可应用性的观点”，“如果他们赞成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则称他们为‘泛自然主义的’或‘肯定的’；如果他们反对这些方法的应用，则称他们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波普尔认为，泛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是错误的。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是错误地模仿自然科学，错误的认为历史科学可以“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哲学虽然试图将历史学同自然科学划清界限，还历史学的独立性，但其结果却使历史学成了纯主观的东西，并使自己同批判对象走到一起，即同样表现为历史决定论。

一、对泛自然主义历史哲学的批判

所谓泛自然主义，即赞成应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的思想流派。

（一）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必然受制于自然因果律。在这里，没有飞跃，没有断裂，没有停顿，有的只是“历史连续规律”，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朝着某一理想的目标发展。波普尔认为，研究人类历史虽然可以采取因果性解释，但此种解释与自然领域的困果解释有着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自然领域，因果关系是重复出现的，因而是可以被

检验的，而历史领域却没有这种重复性的因果关系，因为这里不存在类似于自然领域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感兴趣的是普遍规律，而在历史领域，人们只是对独特事件的因果性解释感兴趣。而对独特事件的因果解释是不可能推演出“历史连续规律”的，也不可能看出历史的进步过程与阶段性。

（二）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运动由力所决定，人类历史既然也是一种运动，那么也就以动力学原理为根据。即是说，历史解释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此种观点在孔德的学说里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波普尔认为，我们虽然可以把社会组织的改变和生产方式的改革作为一种运动来描述，但这只是一种比喻，而不能把它们真正地看作是一种运动。因为在物理学里，如果谈到物体或物体系统的运动，我们并非指该物体或物体系统有什么内部结构的改变，而只是说明它改变了相对于某个坐标系的位置。而社会历史的变革，与物体的运动完全是两回事，因而也就不能用动力学的原理予以说明。波普尔进而指出，在历史科学里，如果仅仅是为了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而借用速度、轨道、路线、方向等动力学概念，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科学自居，那么这些概念就成为科学的奇谈怪论”。在他看来，社会历史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运动的规律”，更不应该用动力学的原理来理解人类历史。

（三）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尤其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进化规律，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规律对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并“大规模地”预测未来前景。波普尔认为，这完全是历史科学中的一个神话，也是最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历史理论。进化论基于对生物界的大量观察，得出相关的种类有共同的祖先的科学假说，虽然包含某些普遍性的自然规律，诸如遗传规律、分异规律和突变规律。但是，“这个假说本身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倒不如说，它具有特殊的或专有的历史命题的性质，因而从中不可能发现有什么普遍规律。对此，波普尔的表述十分明了简捷：“我的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又说：“不存在进化的规律，只存在动植物变化，或更准确地讲，动植物已经发生变化的历史事实。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思想流行病。”波普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历史假说只是关于个别事件的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进化论只是一种历史假说，因而也只能看作单称命题。况且，任何规律在它被科学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就不能指望对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未来发展，如同对一个正在成长的蝎子进行再仔细的观察也不能预见它会变成蝴蝶一样。

（四）按照泛自然主义的观点，社会如同有机体，同样有自己的诞生、童年、青年、壮年、老年和死亡的生命周期，因而对其未来的发展形式也是可以作出预测的。此种历史观同样受进化论的影响，不同的只是，它不是强调历史的直线发展，而是一种历史循环论。波普尔并不否认某些历史事件的相似性，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重复情况都牵涉到环境，而环境是千差万别的，环境可以对其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也就是说，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不具备可逆性，它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每一时刻的每一事件都是新的。这种不可逆性决定着它不可能有终点，更不可能作圆周运动。自然现象有周期性的变化，如日夜更替、四季轮转，是因为自然万物只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必然，没有超越规律的自由。而人类历史不同，一切都有赖于人的创造，都是人在一定的环境下凭着自己的能力所造就的。人在变化，环境也在变化，由此又决定着后代不可能重复前代的历史。

（五）波普尔对泛自然主义的批判，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揭开了其批判对象的神学“目的论”面纱。他认为，泛自然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科学的推崇，实际上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相反，倒是神学的翻版。因为这种历史哲学将“规律”放在神的位置上，完全是一种宿命论，一种迷信。“它认定在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能有收获;它试图说服我们，只要随着历史的步伐，一切自能平平坦坦，毋需我们作重要的决定;它试图将我们的责任转移到历史上，然后玩弄超越我们个人的邪恶权力;……”。在这样一种历史观面前，人是极其渺小的，其价值等于零。所以波普尔指出，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对人在历史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否定，“不承认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既然一切都是由“历史连续规律”安排好了的，那么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多余。如是，则人本身的意义也就从根本上成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