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作业

比较暹罗朱拉隆功改革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成败

暹罗的朱拉隆功改革与中国的戊戌维新相比，相似之处的确很多。两者时间相同，背景相似，都发生在19世纪末西方国家将其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而且它们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采用的方式也极为类似，都是学习西方，主要通过政府发布命令推行改革，改革的内容也都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然而两者成败迥异、结局不同。

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者或改革派是否掌握了政权。只有掌握了政权，才能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也只有改革的措施得到了切实的实行和执行，改革才算有成效，否则一切都要落空。暹罗朱拉隆功国王十六岁登上王位，因未成年，国家政务由摄政委员会掌管，但摄政委员会只掌管至1873年。1873年朱拉隆功正式加冕为国王后，摄政委员会便不再行使权力，而是还政于国王。这样自1873年起，朱拉隆功国王便在暹罗实行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

首先，在废除奴隶制和各式各样的封建依附关系上，朱拉隆功国王在1874年颁布法令，规定凡1868年10月1日以后出生的奴隶到21 岁时即可获得自由，并且从此不能自卖或被人转卖为奴。但由于这个法令仅在京都和一些省份贯彻执行，而在北部和边远的省份没有执行。所以朱拉隆功国王便在1897年又颁布新规定，规定凡在1897年12月16日以后出生的暹罗人，不分男女均不得自卖或被迫卖身为奴。并明令规定在老挝人或马来人聚居的小公国地区同样生效。以后又在1899年、1900年、1905年颁布法令，直到1908年将废除奴隶制或农奴制的法令写进刑法法典为止。这样历经30多年，朱拉隆功国王利用自己的权力颁布一道道法令，步步深入，使奴隶制和封建依附关系逐步在暹罗消失了。从而完成了从蒙固王开始的废奴运动。

此外，从1888—1897年，朱拉隆功国王又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制度，1892—1902年又进行了十年的财政制度的改革。还有教育、军事、立法、司法制度的改革，以及修建铁路、公路，开办邮电等。这些改革使暹罗加强了中央集权，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改革之所以得到有效执行以及取得辉煌的成就，当然得益于朱拉隆功国王至高无尚的权力。因此，霍尔在《东南亚史》中才这样评价：“朱拉隆功王朝的成就是显著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把功劳归于他本人对改革的热忱（他的敬慕者对这一点多少有些夸大），但事实仍然是，只是由于他行使了绝对的权威，才有可能取得这样真正的进步。”

和暹罗相比，中国的维新变法却大不一样。维新派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他们虽有“天下之主宰”光绪皇帝作依靠，但光绪帝只有亲政之名而无掌权之实，他只是慈禧太后所操纵的一个傀儡而已。而其他的维新派人物也没有一个是能够左右政权的人物，他们的官职都不高，最高的只是军机四卿，如谭嗣同、林旭。而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虽受皇帝器重，也只封了个总理衙门章京，官职极低。梁启超也只授了个六品衔。反观守旧派，慈禧太后牢牢控制政权，重大问题的裁决以及高级官员的任免皆出于其手。而且守旧势力也控制着中央的机要机关或部门，像军机处、总理衙门。更为重要的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控制着首都附近的北洋三军。由于以上的情况，所以百日维新期间，在维新派的主张下光绪皇帝所颁布的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抚几乎都采取观望、拖延、抵制的态度。尽管光绪皇帝严责守旧大臣的诏令下达了十多次，然而守旧大臣依旧“敷衍因循”，“空言搪塞”。即使在光绪皇帝宣布“倘再藉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时守旧官员依然阳奉阴违，敷衍了事。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仲麟对新政诏令“置若罔闻”，“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藉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竟连电旨也不复奏。这样在各级守旧官员的抵制下，新政措施几乎都未贯彻执行。因此，苏继祖说：“下有

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

为什么暹罗的维新派能够牢牢控制政权，而且一步步一条条地推行变法法令，而中国的维新派又为什么不去夺取政权，然后像暹罗改革派那样推行法令，达到实现变革的目的呢？这需要比较一下中暹两国维新派与守旧派的力量对比情况。

在暹罗，守旧势力远远不能与改革势力相抗衡，他们不具有至高无尚之王权，同时也没有掌握中央内政的实权，他们只是一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农奴主以及一些官僚而已。而改革派是以朱拉隆功国王为首，又有掌握内政实权的亲王大臣为辅，实力雄厚。朱拉隆功国王本身之权力不用再说。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得到了握有实权的丹隆亲王的大力支持。丹隆亲王最初任北部部长，掌握全国一半的地方权力，当时他就曾提出设立高级专员作为中央监督地方的派出代表的建议，主张改革。后来，他又在行政改革重组后的十一个部中任内政部部长，掌管全国的地方行政，而且主抓行政改革，成为朱拉隆功改革的得力助手。此外，还有许多亲王和大臣也致力于这场改革。我们可以看下面的材料：“1886年，一个由十一人（其中包括四位亲王）组成的出访欧洲考察小组，回国后曾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请愿书，提出了为保持暹罗的独立必须在暹罗实行改革的建议”。“这些重要的部长职位，仍然和以往一样皆由皇家的要员充任。其中六位亲王各具有特殊的教育背景，因而对国家行政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丹隆、德瓦旺（Devawongse）和拉雅布里（Rajaburi）三位更是朱拉隆功国王时代大改革的功臣”。

朱拉隆功国王得到这么多亲王、大臣的支持，改革还不能顺利进行，那才是怪事！朱拉隆功的改革不仅拥有实权人物的支持，同时，也还有雄厚的社会基础。

首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暹罗和其他的大多数亚非国家一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暹罗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暹罗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教育的发展之下应运而生的。朱拉隆功国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过：“在我国，政府现在急需掌握渊博知识的人，以期促进国家繁荣和进步。”于是，朱拉隆功国王在暹罗进行了教育改革。这样各级各类学校开始在暹罗出现，新的教育制度也被制定，教学内容也以西方文化为主，而且教育对象也逐步扩大到下层百姓。这样的改革不仅使宦官显贵接受了世俗的先进的文化教育，而且使普通老百姓有了学习现代知识的可能。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多及其社会基础的扩大，促进其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加强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知识分子逐步变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并开始对思想和社会意识的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对朱拉隆功的改革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积极从事改革，参与国家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传播了改革思想，使老百姓易于接受改革。因此，有人这样说：“亲近于皇室和显贵的贵族知识分子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经济改革的倡导者，成了封建君主的民族主义思想代表者。这一类知识分子在暹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们都积极参加了废除已经过时的封建法规、激发人们的理性思想和推广世俗教育的工作。”

明治维新是19世纪末，日本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