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曲九曲说“文昌”

“七曲山，九曲水，古柏森森是圣地；十年木，百年人，众生芸芸仰文昌”——这是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宫正殿前一副楹联。身在古柏森森的七曲山中，俯看曲折多姿的潼江之水，当代人对“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古之赞辞，怀有一种不明究里的感受。

曲径通幽——“七曲山”“九曲水”，激发了我们探幽烛微的欲望。

从成都驱车向北直达七曲山中，费时不过两个小时——平去坡来，人们会明显察觉七曲山便是古蜀“金牛道”险路的开始。然而，对于由北向南走往天府之国的古人来说，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跨越天梯石栈到达七曲山时，都会大出一口“坡去平来”的长气，也才会产生一种“头头是道，路放平，心乃放平”(送险亭一联之下联)的欣慰。

处于团团万岭，如龙如蛇山川中的梓潼，本以“东依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而七曲山原名也叫梓潼山。遥想当年，因被迫将贵妃赐死而难以释怀的唐玄宗往四川奔逃，夜宿梓潼山北的“啷当驿”而忽有好梦——一位头戴方巾的儒生告诉他安史之乱将平——玄宗正待细问详情，山风忽来，吹响驿馆角铃，惊破其梦。此情此景，皇上的侍臣便有诗咏叹了“细雨霏微七曲旋，郎当有声哀玉环”——梓潼山就被感慨为“七曲山”了。

所以，当玄宗由成都天回镇返回再过七曲山时，见庙中所塑的“张亚子”与给他投梦的方巾儒生极为相像，感激不尽的皇上，便一道圣旨封这位当时的小神为“左丞相”。

诚所谓“皇恩浩荡，连绵不绝”——120多年后，黄巢起义军撵得唐僖宗踏上了祖宗的老路。僖宗追思前事，立马加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到了宋代，已经成为国教的道教推波助澜，称“奉玉皇大帝旨意：张亚子晋封帝号为‘文昌帝君’，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民间的这种追捧，得到了提倡“偃武修文”以利统治的元代皇帝的认同——元仁宗给张亚子加上了“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的封号。

就象自然界的造山运动一样，我们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也看到了一种费时费力的“造神运动”——有趣的是，圣人孔子也不过被皇帝追封到“文宣王”，比起这位后起之秀的“文昌帝君”，在级别上整整低了一个等级——孔子也只能对“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规律一哂了之。

这样，我们面对七曲山大庙外门上的“帝乡”二字，就深切体会到这里确实是全国文昌宫的发祥之地了。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文昌宫、文昌庙、文昌祠、文昌阁、文昌楼、文昌殿，无一不是历代统治者为显示和扩大这位“帝君”声威的产物。

无庸讳言，由于文昌帝君是“禄神”，即主管人间人事安排的大神，因而至今人们为了祈求功名，甘愿不远千里前来朝圣进香——我们会对“众生芸芸仰文昌”的现象怀几份宽容，但最为欣赏的还是大庙百尺楼上的一联：“风流数今朝，鳌头岂让魁星占；德业垂后世，蟾桂何向文昌求”——翻成白话，便是说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行行出状元，怎能说魁星才能独占鳌头；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就行，何必祈求文昌帝才能名垂宇宙?

与曲曲折折产生了文昌帝君的历史相伴的，便是同样显得摇曳多姿的文昌经诰——

在上千万字组成的文昌文化理论体系中，涉及到哲学、历史、医学、星占、冶炼、天文、儒学、伦理、艺术等诸多领域，是可以用“博大精深”这个成语来形容的。最有广泛影响的是《文昌帝阴骘文》。《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篇》、《关帝觉世真经》并称为道教的三大劝善书。比如文中大讲“无登山而网禽鸟、无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救济如救涸澈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倡导的环保意识么?《阴骘文》中的许多思想，不失为当代社会应该继续提倡的美德。再如《道藏》，介绍了十多例“文昌治病处方”，象“文昌逐瘟方”、“五府千岁方”、“小儿验方”等等，对人类养身、健身不无裨益。如果说用古代汉语写就的文昌经诰对当代人来说有所距离，那么，发源于梓潼祭祀文昌的音乐——洞经音乐，便以它鲜活的古韵特色而赢得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联合国所属的世界音乐理事会称其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文化财富”。

以净化心灵、养生延寿为意蕴的洞经音乐，自古以来便有声无声地缭绕在这一片土地的上空——好比从麦浪的起伏中，我们分明能看见风儿的形状一样。这种“缭绕”，最有形状的一个表现，不妨说是依山筑造、错落有致的七曲山大庙。集元、明、清三代建筑之精华的大庙建筑群落计有23处，占地一万三千多平方米，形成了庙中有树、树中有庙的天然雅趣。有名的粱思成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古建筑史》中，便把七曲山大庙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很早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庙之中百尺楼的雄伟、正殿的庄严、盘陀殿的玲珑小巧、瘟祖殿的园林风格、家庆堂的古朴敦厚，还有恍如积木堆砌的风洞楼、独梁托顶的应梦台和以侧脚式穿逗建筑艺术见长的桂香殿和天尊殿，都会教游人伫足赞叹!

也许，独坐文昌宫的“张亚子”是不免有些寂寞的。到了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想到“亚子”也姓张，便亲赴七曲山联宗，隆重追封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同时于大庙左侧增建关帝庙，取文武双重不废之意。这座关帝庙中的关羽，却不是一位红脸汉子，而变成了金脸、金袍、手捧象笏的“圣人“了——所以，面对面貌一新的关公，想到颂扬关羽的名联“赤面秉赤心，赤兔追风，驰骋时不忘赤帝；青灯观青史，青龙偃月，隐微处无愧青天”，使人顿觉“赤面”二字没有着落；绕有兴味的，倒是那副浅白之联：“三人三姓三兄弟，一君一臣一圣人”。

虽然历代皇朝在道家的鼓吹下把张亚子捧成了“文圣”，虽然张献忠为当皇帝也不忘把关羽尊成了“武圣”，但是，这文武两圣也独占不了七曲山的青翠风光——佛教也堂尔皇之地在七曲山落户了——这便是当地老歹姓叫的“水观音”。“观音“带“水”，当然有一段由来已久的故事：传说五丁开道之时，掷剑于此，顿涌清泉，后来的佛教徒便在泉眼上塑了一尊观音，意谓此泉如菩萨净瓶中的甘露；并依山傍崖建一凉亭，取名“甘露亭”，俗称“水观音”——有名的“剑泉晚照’’即在这里：每当夕阳衔山，霞光透过亭上雕窗射入泉内，粼粼如金剑在泉中闪光，令人遐思无限。

可见，文昌、关帝、释氏诸圣诸佛，都愿意定居在洞天福地之所、古林深藏之地。遍播七曲山、占地四百多亩的四万余株古柏，大以合抱，高拂云天，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古柏森林，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置身林中，清香袭人，尘怀尽涤——即使在盛夏，这里也流淌着一种浸润衣衫的绿色。根据林业专家鉴定，现存的古柏，大约有3％已经历了1700余年的悠悠岁月。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这棵已死去两百多年而至今不腐不朽的“晋柏”。千年风霜的侵袭，早已把这棵“晋柏”锤炼得骨干似铁了，看它如虬如龙，真欲穿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