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三大代表作的特点

列夫托尔斯泰三大代表作的特点

世界级久负盛名的作家，必定有他足够吸引全世界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定是时代和国界都无法削弱的，正如我在列夫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他毕生能引起世界人民共鸣的东西：正直、无私、纯真、善良。钟爱“U”字人生

融人于文，在他三大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我看到了他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遵循的一个雷同的轨迹：“U”字型轨迹。即将小说人物的人物个性和心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开始都是善而无私的，有追求的上进青年；由于社会环境的逼迫和感染，人性开始走上了一个向下的趋势的路线，出于对社会的无奈更换了以前那种很不入流的“人生哲学”，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人生理念；最后在丑恶中发现美好的东西，然后麻木已久的心灵重新注入新鲜的血液。

这和列夫托尔斯泰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有一定联系的。他认为人的肉和灵是分开的，人是为上帝为灵魂活着的，要爱一切人，这种来自宗教的道德观对他的影响很大，于是他笔下的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战争与和平》）、安娜（《安娜卡列尼娜》）以及聂赫留朵夫、玛斯洛娃（《复活》）都走过了这样的“U”字型的人生。他们曾经在污秽的社会环境中沉沦过，就算他们得到了让人近乎麻木的物质或肉欲上的快感也是人的肉身对这个社会无奈的适应和附和，就算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容光焕发也只是这个狭隘的社会赋予的，而不是出自人性本身的肯定和满足，后来他们在“U”字的最底层发现了人性最初始的美，他们的转变并不是完全否定之前世俗的世界观，而是追求美好，乐于奉献的世界观的激活，充分体现了人性善的本质的部分并没有死去，这种被压制很久的人性战胜多年来人们所奉信的封建社会准则的转变无疑是对社会的控诉和抗争，无论之后的结果怎样，他们都已经在心灵上大获全胜，心目中冷酷、利己的宝座早已被善良和奉献所取代。“U”字从底向上的那一笔是坚定不移的。人民——永远的力量之源

三部作品都利用了“人民”这个元素，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人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抛开宗教不谈，托尔斯泰主张人类发展到一个没有阶级的层次，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勿以暴力治恶……这类似于发展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只要秉着一切为人民的原则，无论在什么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期望总是趋同的。托尔斯泰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个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担忧并探索人类的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家，作品只是他表达他探索历程的途径，同时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战争与和平》最为明显，通过对三个人物命运沉浮的描述，侧面烘托出人民力量的强大。人民的心理描写细致生动，安德烈、彼埃尔和娜塔莎带着上层社会的陋习和虚伪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接触了“人民”这个貌似“边缘”的群体，他们的心灵和灵魂得到感化和洗礼，他们明白了活着的真谛，最终走上了追求个人和他人幸福的道路。无疑那些真善美的品质源自人民，托尔斯泰离不开“人民”不在于他需要这样的素材博取共鸣，而在于他发现了真正的力量本源自人民，那些真实的，淳朴善良的才是最有感染力的，那些物质上的满足和情欲的释放以及上层社会的明争暗斗和虚伪都是浮华豪无意义的。

超脱

宗教色彩浓厚，“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是他最高的道德理想。我想到了鲁迅，他完全摒弃了封建的东西，无论好坏，主张完全的更新换代；这里，托尔斯泰摒弃了现实，在虚拟世界寻求宽慰。宗教很多时候确实是精神很好的寄托所，尤其是在尝试过失败过后，更容易将精神托付于某一虚拟的事物。中国有一句古话“择其上者得其中”，我想托尔斯泰这样“过火”的崇拜和寻求完全纯净的社会的追求在当时是有他的道理的，其社会效应达不到“上”也至少能靠近“中”，社会的变动是需要时间的，由此看来这样的效果很可观了。

爱慕虚荣的安德烈临死前在《福音书》中找到了“幸福的源泉”，彼埃尔和娜塔莎最终也化为热爱人民、祖国形象。包括《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最后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都体现了托尔斯泰自己具备的的宿命感和对宗教的崇尚，归根到底还是对人性真本的崇尚，只是这种真本在当时套上了宗教的外衣而不是现实的社会制度。所以他需要这样的超脱。

简爱，苔丝，安娜

三个十九世纪追求爱情的妇女形象，同样的执着同样的曲折同样的悲剧，如果把这三个同样令人恋爱的女人比做三件乐器的话，简爱好比清新、透彻，色调冷艳的长笛。兴致高昂时音活泼明丽，低沉时音优美悦耳。她有这宽阔的胸膛包容着她深爱的罗切斯特先生，成为了生活在上层世俗社会环境中一缕清新的阳光，用她婉约如冰澈月光的款款柔情打动了罗切斯特干涸的心。简爱只对他这样，柔情之在此时大胆的流露，对于整个环境她又表现的花哨多彩。

苔丝好比有时温柔、轻快有时热烈、辉煌的小提琴。在追寻自己的爱情的道路上带了太多的封建道德观念的东西，最终幻化为她的必用品，使她一直被自己的头脑里的复杂的两种声音折磨着，追求和放弃都是残忍的事情，她的想法富于戏剧性的强烈感情。

安娜的性格犹如钢琴音色变化丰富，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或刚或柔，或急或缓。她在生活中亲和而不失高雅，社交中游刃又不失沉稳。本性参杂着温婉的母姓气质和坚持自我、独立的桀骜不逊的气质。在十九世纪这个阶级观念深入人心的大时代背景下，妇女敢于追求自我敢于为了自己的幸福追求爱情就是人文社会很大的进步了，先进的思想在一开始总是受到重重阻碍的，她们受到的阻碍是具有典型性的，身份地位，道德观念是社会公认的谈论感情的畸形的准则。也是后来像她们一样的很多妇女共同抗争的社会规则，当然，她们为抗争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心理历程上简爱和苔丝的经历比较类似，在她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传统道德观成为了折磨自己的一种最强大的声音，复杂的跳跃式的思维方式毫无保留的袒露了她们内心分裂，到底是不顾旁人的声音追求自己的所爱，还是遵守社会“规则”委屈自己，堵住别人尖酸刻薄的嘴呢？她们一直被这个问题煎熬着。

“感到自己非从你这儿被永远拉走不可，真叫我害怕和痛苦。我看到非走不可这个必要性，就想看到非死不可这个必要性一样。”表现了简爱站在封建道德的一方数落自己，强烈的自卑暴露无遗，然而“——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信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次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又是站在真我的角度上，说出了最真实的话，表现了她对爱情的基础是平等的事实的坚持，她和罗切斯特先生的爱情隔着社会赋予的“不平等”，这使她既感荒谬但又不敢不望而却步。

苔丝想卸下多年一个人承担的包扶，不想爱的那么辛苦，她是个善良诚实的女性，勇敢的道出了多年来的心事，结果却比她想象要曲折的多得多。

“我一定不要求你让我跟你同居，因为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原先说要写信给我母亲跟我妹妹们，告诉她们我已经结婚了，现在那封信我也不写啦……”和简爱一样，遇到情感的冲击后不由自主的自责，都是站在了所谓的道德层面和封建观念上替世人将一切错误和污秽都揽在自己怀里，而不是把真正的问题“爱情”放在所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考虑，这就是悲剧根源所在。同样的和简爱一样，最终苔丝都站在了真我的角度站在爱的角度上挣扎，哪怕是无谓的“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我说的话并没有一句是表示我爱你是假的，没有一个字表示我爱你是装的呀！你不会认为我骗你吧，会吗？惹你生气的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情形，我并不像你捉摸的那样，我并不是那样哦，我一点儿也不是那样，我不是你捉摸出来的那个骗人的女人！”但是为什么她们面临和自己的真爱发生情感冲突的时候都首先不自觉的站在了非真本的角度呢？是长久以来妇女遭受到的压迫的行为惯性所致，还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心理那块违背真情的道德观已经根深蒂固到连妇女自己都变态的接受了呢？那后来发自内心的呐喊又

是什么？那是纯粹人性的表达，是完全赤裸的袒露。

安娜是其中比较独立自主的，她选择了被弃所有的虚伪的道德规范的阻扰和真爱伏伦斯基厮守，甘愿做一个“不入流”的坏女人，这点和简爱、苔丝都不同，她将爱放在了第一位，这样理智的选择换来了整个社会的排斥（包括爱人），换来了孤独。

“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简单而坚定的呐喊，她的性格正直、坦率、勇敢和心灵的高尚、精神境界的崇高，展现出有生命的、生机勃勃的东西对平庸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环境的顽强反抗，一致牺牲生命来做最后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