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游记散文看中西旅游文化的差异

2005年1月第7卷第1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J an.2005Vol 17No.1

从古代游记散文看中西旅游文化的差异

黄　宏

(东南大学旅游学系,江苏南京210096)

[关键词]游记散文;旅游文化;中西比较‘

[摘　要]从古代游记散文可以看出中西方古代的旅游文化特征:(1)古代中国人注重审美

感受和道德修养,重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而不像当时西方那样注重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考察;(2)中国古人注重对祖国山河的歌颂,对故土家园的怀恋,表达“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情感,而不像当时西方那样,渴求走向外部世界,走向海外世界;(3)中国人有着“重义轻利”的节操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不像当时西方那样致力于对外扩张、掠夺甚至屠杀以谋取暴利。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11X (2005)0120088203

[收稿日期]2004-03-20

[作者简介]黄宏(1972—

),男,江西新余人,东南大学旅游学系在读硕士生,讲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民族比较,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崇尚旅

游的民族,他们“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但即使是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旅游活动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官吏文人,因求学、赶考、谋职、赴任、贬谪等,他们中有许多人旅游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并留下了大量旅游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以中西古代游记散文为例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特征及与西方旅游文化的差异。

一、古代中国人注重审美感受和道德修养,重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而不像当时西方那样注重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的考察。

南朝吴均的《与朱元思书》是一篇十分优美的游记散文,作者以形象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的“奇山异水”,进而发出“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时务者窥谷忘返”的赞叹,从而将景物与人生联系起来,把内心情感与眼前美景融为了一体。

唐代元结的《右溪记》,更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化为对景物的议论点评:“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作者这里与其说是在评说右溪,毋宁说是在抒写胸中之块垒。对右溪的感喟,正是作者身世之叹的观照。比照后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其传承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这类作品最突出的代表则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21岁中进士,“俊杰廉悍”(韩愈《柳子厚墓志

铭》

),声名卓著。但由于参加王叔文集团改革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他在那里长流不赦,谪居十年。这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这八记,虽是模山范水之作,但更是内心情感的抒写。这些作品借物写心,把迁客骚人的不平之气,直接化入了对景物的描摹上,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的和谐统一。他为“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惋惜,为小丘“今弃是州”不平,正是作者身被冤屈的悲愤浩叹;小石谭“寂寞无人,凄神寒骨”,

“悄然幽邃”的“过清”之境,正是作者寂寞凄苦心情的投影;西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小丘之石的“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更是作者不苟世俗,傲然兀立形象的写照。在这里,作者借山谷之瑰玮,吐胸中之抑郁。八记所咏之景,恰是作者情感的物化,审美主体和客体完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突出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托物寄情、借景抒怀成了游记散文的常例,一些深富哲理的议论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真切地再现了游览过程和景物风貌,最后作者抒发感慨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苏轼的《石钟山记》生动地描写了夜探石钟山的曲折过程,让读者身临其境,对石钟山的可惊可惧可赞可叹的夜景感同身受,最后得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有力结论。

以上各篇,皆脍炙人口之名篇。它们虽各有特色,但却有着共同之处:各篇皆借景抒情,托物写意,表达主观情感,体现道德操守,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得到了有机的融合。

中世纪的西方游记则全然不同,它们注重的是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考察。如13世纪意大利人约万尼・蒙迪科维诺在中国传教35年,他在寄回意大利的书信中,详细描述了旅游中所见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商业贸易情况和出海航行见闻。还有一位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到了中国杭州,再游黄河长江直抵西藏,后发表《鄂多立克游记》,游记详细记录了拉萨城的情况和游历中遇到的奇风异俗。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精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旅游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个注重内心观照,心灵体验;一个注重外部探求,科学考察。民族旅游性格的不同何其鲜明!

二、中国古人注重对祖国山河的歌颂,体现“安土重

迁”、“故土难离”的民族性格。与此相反,西方世界则普遍具有冒险勇进、追求自由的旅游性格。

中国古代游记散文诗情画意的山水描摹感人至深。以至阅读此类游记时,读者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对祖国对家园的豪迈之感和热爱之情。

南朝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篇幅极短,寥寥数语却生动地描绘出了“山川之美”:“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沈鳞竟跃。”令人读来如身临其境,目其秀色,闻其佳声,心旷而神怡。

这种咏山水之美的作品,在古代游记散文中最为突出,美不胜收。其中尤以南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最为集中最具代表性。如《水经注》对长江三峡的一段描写: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又如《徐霞客游记》对游天都峰的描写

:

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壁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

人们阅读这样的作品,不由得激发起对祖国山河的由衷赞美崇敬,引起对故园家国的无限怀恋和热爱。

而那些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读来更让人荡气回肠,激情难抑。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的一段:“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岗,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多美的山乡春景!优美淡雅,诗情画意,读之令人馥郁满颐,口舌生香,正如王维诗中所云“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故土难离”,轻易不愿“背井离乡”,迫不得已一旦远游,心总是无法挣脱思乡怀人之情的缠绕。因此游子思妇、乡思乡愁成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永恒”主题,信手可拈,比比皆是。不只诗词如此,散文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如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就是这样的名篇。作者长期客居他乡,这篇志亦可看作是一篇回乡游记。作品围绕项脊轩的变迁,回忆的都是母亲、祖母和妻子的往昔琐事,真切自然,一往情深,娓娓道来,感人肺腑,充满了对家庭亲人的真挚思念,游子恋乡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乡土情结”就是今天也还在中国人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正是这种思想的写照。其结果就是梁实秋所说的:“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他甚至举例说他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八十多岁,没有逛过一次西湖。”[1]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人很少主动出游,更少跨海旅行。孔子虽然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篇》)但也只是说说而已,他自己周游列国四处碰壁,“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篇》),却并未去“浮于海”,反而回到鲁国开馆课徒,并以鲁国历史《春秋》作为学生的教材。这种“乡土情结”一直贯穿于历代士子身上。

与此相反,西方世界则普遍具有冒险勇进的旅游性格,较少“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在欧洲的俄国、波兰、匈牙利、德国、丹麦、荷兰、英国常可发现被农民抛弃的村庄遗址,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村民抛弃自己的庐舍远走他乡,永不回头。”[2]英国有句谚语:“世界像一本书,不外出旅行,仅读了其中的一页。”[3]就揭示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思想根源。

因此,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他们就形成了征服海洋、冒险求知的旅游精神。这种精神越到后来越得以发扬光大,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到太平洋以至于环球旅行,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精神,即使冒被劫为奴隶或牺牲生命的危险亦在所不辞。中西民族个性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旅游文化的迥异。

西方国家大多为海洋民族,他们的民族兴衰、时代更替都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锻造着海洋民族的精神品格,征服海洋、冒险求知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的旅游文化中。在西方世界里,古往今来一大批作家与诗人的游记散文里有着挥之不去的海洋情结。公元前12世纪以前,在古代希腊人的观念里,海是令人敬畏的,它蕴含着极大的破坏力,神话中的海神就是个暴躁易怒、心胸狭小、爱报复的家伙。这种形象反映了古代海洋民族生存之艰难,以及对海的怨怼。在稍后的古希腊文学中,大海仍是有着变幻无常的风暴和巨大破坏力的形象,如诗人阿尔凯奥斯(?～570)在《海上风暴》中所写的那样。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那些迷惑人心的、变人为猪的、吃人的妖魔,实际上就是诡谲多变、凶险四伏的大海的形象化。它们使俄底修斯失去了所有的战士,饱受磨难。对大海的这种认知一直伴随着人类走进现代文明。然而,也正是从古希腊开始,人类就试图认识大海,驾驭大海,并对此充满信心。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阿尔凯奥斯写道:

前浪过去了,后浪又涌来,

我们必须拼命地挣扎。

快把船墙堵严,

驶进一个安全港。

我们千万不要张皇失措,

前面还有一场大的斗争在等着。

前面吃过的苦头不要忘,

这回咱们一定要把好汉当。[4]

俄底修斯凭着过人的智慧和意志力量挣脱羁绊,冲破险阻,回到了故乡。这表现了人类在旅行中面对大自然中艰难险阻的某种自信。

19世纪,这个风起云涌的世纪,这个自由思想撞击新时代大门的世纪,这个母腹阵痛、新世界呼之欲出的世纪,大自然的险恶环境不再只是让人充满恐惧。海洋本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海洋已经作为一种审美形象进入文学。英国诗人拜伦,被日本传记作家鹤见佑辅称为自由思想化身的人,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希望通过对大海的游历,投身它的怀抱,感受精神的自由。普希金在他的《致大海》中也有这样的诗句赞美拜伦:

……

喧腾吧,为险恶的天时而汹涌,

啊,大海!他曾经为你歌唱。

他是由你的精气塑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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