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 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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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史学理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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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专题练习(10.27)一、选择题1.罗斯福新政期间,一些学者认为新政修改了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方式,这些破天荒的政策对挽救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一些人激烈批评罗斯福,说他“叛变了他的阶级”,是“淡红色的社会主义”。

据此可知,以上认识( )A.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历史史实B.从不同视角评价了罗斯福新政C.基于社会主义理论展开评论D.都肯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2.考古材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下列选项中,材料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材料结论A法国南部发现一座约建于公元3世纪的基督教堂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立为国教B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石碑上提及海上势力的袭击外敌入侵导致古埃及文明衰落C 西西里岛上保存着完整的古希腊剧场古希腊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殖民活动D阿富汗阿伊哈努姆古城出土希腊神像、印度古钱和亚里士多德哲学手稿阿伊哈努姆因丝绸之路而兴A.A B.B C.C3.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发掘出土了一枚战国晚期木觚(gu),觚上以秦隶书写约700字。

专家认为,该觚年代最早,觚文篇幅也最长,是目前所见中华“第一长文觚”,其形制罕见,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重大。

觚文是一篇全新策问类文献,未见于传世文献,属于佚篇,为今人探讨《战国策》一类文献的流传与演变提供了新材料,为研究战国后期政治史、社会思想提供了珍贵资料。

上述材料表明( )A.历史研究必须以考古发掘为基础B.文献研究弥补了考古发掘的缺陷C.考古发掘可以不断丰富文献研究D.出土文物须与文献记载保持一致4.《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以上作品均由历史学家唐德刚和传主本人共同完成,在书中会看到作者与传主在一些问题上争辩。

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时应该( )A.相信传主,他是历史创造者B.相信作者,他是历史学家C.相信自己,旁观者清D.相信未来,争辩说明未有定论5.表1王曰:“父歆……唯天将集厥命,……临保我有周。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明清时期的湖州是中国南方的经济重镇之一,其丝织业和市镇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和市镇的基本情况、发展变化以及贡献与影响。

一、湖州丝织业的基本情况明清时期的湖州丝织业是中国南方最为发达的丝绸产业之一。

据《太监实录》记载,明朝时期,湖州是全国最大的丝绸产地,拥有织机10万余架,织匹数千万匹,每年对外出口达6万至7万件,主要销往东南亚、中东和欧洲。

清朝初年,由于战乱和封禁政策的影响,湖州丝绸业有所衰退,但在康雍乾时期逐渐复苏,并达到明朝时期的水平。

此时,湖州的丝织业已基本实现了手工向机械化的转变,织机不断升级,从单纬经、梭、纬剪的扁机、小卷筒机逐渐发展到双纬经、吸撚、剪纬机的高速活力机,织物密度逐步提高,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清朝中后期,湖州丝绸业又在大量引进外国机械设备和改良生产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南方最为出名的纺织品生产中心之一。

二、市镇的发展变化湖州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商业重镇,自古以来就有着繁盛的市镇,向来以繁荣、繁华、繁忙而著称。

明清时期,湖州市镇继续保持了积极发展的态势,人口不断增长,商贸活动不断升级。

据统计,明朝时期,湖州的人口已达到30万左右,其中市民达10万以上,商楼、茶楼、酒楼、铺面随处可见,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集市、驿站、码头、关所、旅店、妓院等设施一应俱全。

清朝初年,由于战乱和封禁政策的影响,湖州市镇有所萎缩,但在康雍乾时期迅速复苏,并在嘉庆、道光时期大大提高了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市容市貌逐渐改观,各类商贸场所更加繁荣。

与此同时,湖州的流通与交通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运河、驿道、客船等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市镇的繁荣和交流。

三、湖州丝织业和市镇的贡献与影响湖州丝织业和市镇的繁荣发展,对当时的中国南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丝织业为例,由于湖州丝织业的发展,其所涵盖的广泛区域广泛受益,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中、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成为中国与世界贸易往来的重要渠道。

2024-2025学年重庆市巴蜀中学校高三上学期高考适应性月考(二)历史试卷

2024-2025学年重庆市巴蜀中学校高三上学期高考适应性月考(二)历史试卷

2024-2025学年重庆市巴蜀中学校高三上学期高考适应性月考(二)历史试卷1.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的彩陶风格影响所及,东到辽西和山东,南到江汉平原。

而具有江浙地区崧泽文化特点的陶器群也广泛出现在北至山东,西抵洞庭湖东岸的广大地带。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风格的彩陶和刻纹白陶,出现在岭南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带。

这反映了此时期的中国()A.形成多元一体发展趋势B.区域间的交往联系扩大C.中原地区主导文化发展D.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2. 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自秦始皇消灭东方各诸侯国的公元前221年起,就完成了统一。

后来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统一在春秋战国就已孕育,秦的统一主要是制度层面的统一,西汉建立后,才将统一逐渐推进到社会文化的深层,即价值观的统一。

据此可知,关于中国古代统一的认识()A.主流观点已经过时不再可信B.后期学者的研究更严谨和权威C.因标准不同而无法得出结论D.随着研究视角拓展而趋于全面3. 魏晋南北朝,世家豪族占有大量的依附人口,这些人口不在政府注册,不对国家负担租税赋役义务。

世家豪族还通过“竞招游食”等手段来千方百计地扩大人口,为了逃避租税赋役,“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成为豪强大族“私附”的“藏户”。

这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A.统一安定依然任重道远B.政治腐败加剧社会无序C.世家豪族主导社会救济D.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4. 北魏时期的飞天,西域风格是主流,但具体形象上已流露出中原之风;西魏的飞天洞窟,窟顶绘制的道教诸神、伏羲、女娲等传说中的人和神,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天地宇宙观念;唐代飞天变化无穷,画法较前代有很大的改变:由浪漫夸张步入现实,由天宫仙人转变为宫娥舞伎。

北朝至唐飞天的变化说明了()A.文化的世俗化趋势成为主流B.华夷之别的界限已消除C.民族交流推动文化多元创新D.中原文化胡化现象严重5. 宋代《萍州可谈》记载:“本朝富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二)(一)三“四人帮”被粉碎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经济史学获得空前蓬勃的发展,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史上又一个高潮,而且是更大的高潮。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着的大量涌现文革以后,许多学者都在考虑新时期历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是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

“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例如从事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

在这种背景下,“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加强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度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其中也有部分力量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

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如上海、广东、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

除了有组织的力量以外,史学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散兵游勇”亦复不少。

在这支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

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

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研究

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研究

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是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

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从而形成了近代初期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市场的普及和商业活动的兴起推动了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明代,由于海外贸易和内地市场的繁荣,国内商品流通逐渐活跃,从而渐渐形成了市场经济。

而在清代,由于康乾盛世的政治稳定和商业繁荣,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时期,城市成为了商业发展的重要中心。

广州、杭州、苏州、扬州、宁波等城市的商业繁荣,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商业中心。

同时,由于水利工程、运河建设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商品流通更加顺畅,市场经济得以更为迅速地发展起来。

一些重要的商业和贸易活动以及商业协会也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南宋时期就设立了各种商会,不仅帮助商家互相协调,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同时还发挥着监管和自律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各种商会和行会数不胜数,为商业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银行业也成为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

在明代,江南各大城市就出现了瓦子街银号,为商家提供了货币兑换、存储和贷款等服务。

清代更是银行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朝廷对银行业的支持和管理,银行业不仅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配套服务,同时还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于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保障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在明代,朝廷不断颁布制定各种贸易条例,推动贸易和商业活动的规范化和合法化。

而在清代更是建立了专门的商法体系和商业科目,为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的发展是不断迭代的,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相比,明清时期的市场经济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市场失效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当时存在的江湖骗局、商业欺诈等现象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还存在垄断、缺乏竞争的情况,使得市场的效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总之,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市场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还影响着社会制度的演变和现代化的进程。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城市比较研究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城市比较研究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城市比较研究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城市经济成为了全国经济的中心,而这些城市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具有了相当的差异性。

本文将对于明清时期的城市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城市间在经济方面的差异。

明清时期的城市经济发展明清时期的城市是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心,大约有500个左右的城市,比宋元时期有所增加。

经济活动种类也比以前更加繁荣,涉及到了包括纺织、造纸、瓷器、雕刻、制糖、粮食加工、铁器等等各种手工艺。

同时,这些城市还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市场贸易活动也十分频繁。

城市经济的分布及差异首先考虑的是城市的分布情况,明清时期的城市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城市中心依然是集中在华南和江南地区。

其中的原因一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而且商贸活动日益繁荣,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枢纽。

与此同时,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游的地区也成为了一个重要一角,随着中原经济的发展,扼守长江的中部地区变得更加重要,这也促使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异常活跃,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闽衡地区(今福建)。

这个地区在明初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由于具备良好的对外经济开放条件,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比如江河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等等优势。

这些因素都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欣欣向荣,尤其是在商业经济和贸易活动方面。

城市经济差异在明清时期的城市中,一些城市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交通运输不便、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空间不足等这类因素,都会被看作是城市的瓶颈,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宋朝结束后的衰落,其实也与此相关,当时的首都东京因为景区过分的扩张而导致其基础设施不完善,又因为耕地过度开垦导致生产力的下降,这样才加入实致了衰落的进程。

另外,一些城市由于过度竞争,或者是社会环境恶劣,也可能限制城市的发展。

这类城市,在那个时代屈指可数,比如淄博地区的钢铁业早期开发的过度,导致环境受到的污染严重,物资供给难以维持等等因素,都限制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财政状况和经济发展一直是历史学者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

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清代财政史的研究逐渐深入。

本文将探讨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

一、20世纪初期的清代财政史研究20世纪初期的清代财政史研究主要依赖于清末及民国初期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清朝末年的财政状况、赋税制度、海关税收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其中,著名的清代海关税收研究和赋税制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成就。

清代海关税收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主要来源,也是当时外贸进出口的主渠道。

因此,海关税收的研究标志着清代财政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20世纪初期,外国学者从其国家的利益出发,研究清代海关税收,主要探讨了外国商人在清朝的经商活动及其与清朝政府的关系。

后来,中国的历史学者对海关税收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尤其是梁启超、罗家伦等人著作的出版,使清代海关税收的研究更加透彻。

同时,清代赋税制度也成为当时财政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清朝赋税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对清末农民起义的影响,一直是财政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孙中山曾在其著作《三民主义》中曾批评清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认为赋税制度的不公正是导致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

清代赋税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探讨清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还可以提供有益的历史教训。

二、20世纪中期的清代财政史研究20世纪中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清代财政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首先,历史学家开始更多地对清代财政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

20世纪50年代,李效民在《中国清末财政收支汇括本》一书中,基于当时已有的清朝官方财政清单,详细地分析了清朝的财政收支状况,并指出了其正面和负面的方面。

这一研究标志着清代财政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清代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茅海建在《中国近代历史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财政治国”这一观点,认为财政和经济发展是中国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核心。

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

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

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同时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就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展开探讨。

一、经济繁荣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业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明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民的农业产量显著提高。

农民利用水利工程进行灌溉,改良耕作方法,推广新的农业品种,使得农田的利用率大幅提高。

同时,此时期还兴起了现代种植业,种植业的发展使得农产品的种类变得更加多样化,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繁荣。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工商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明代,国家对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珍贵的商品和技术,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增长。

清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日益兴旺。

商业区的兴起带动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各种手工业和小作坊逐渐形成并发展。

这些都为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变迁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兴起。

农民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的不断分割,土地兼并的现象开始出现。

这使得富裕农民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贫困农民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

同时,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加剧。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的出现使得人们的职业多样化,各行各业的人们汇聚在城市,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群体。

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各种文化和思想交汇在一起,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的多样性。

同时,在这一时期,社会等级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传统的士人阶层逐渐失去了其统治地位,而商人、手工业者等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崭露头角。

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潮和观念。

总结:明清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

经济的繁荣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基础,同时社会的变迁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 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 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在屮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

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

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

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

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象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1]。

梁启超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2]史》。

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意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大都比较粗糙。

明代苏州府的市镇经济发展兼论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苏州府的市镇经济发展兼论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苏州府的市镇经济发展兼论资本主义萌芽明朝苏州府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该地区的纺织业中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其中繁荣的市镇经济被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例证,因为市镇经济反映出商品市场的规模以及商品供需的关系,市场的需求端刺激了生产的供给端,所以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探究市镇经济的本质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领域。

本文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苏州府地区市镇的空间分布、数量规模、市镇类型、农业与手工商业的关系、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运用数据量化、对比考证的研究方法,探析明代苏州府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及动因,力求对苏州市镇经济有初步的认识。

标签: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市镇经济;社会发展市镇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主要作用为拓宽商品市场地域范围,扩大商品交易的种类,加强城乡之间经济的交流,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江南地区市镇经济在宋朝时期开始逐步的发展,经元朝时期经济继续稳定,为市镇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至明代时期,江南苏州地区社会生产力普遍提高,主要表现为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农业产量增加、租佃关系契约化、农业商品化等方面,不同程度的推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

一、明代苏州府市镇的发展、类型及特点明朝苏州地区建制为苏州府,隶属于南直隶,《明史·地理志》记载:“太祖吴元年九月曰苏州府。

领州一,县七。

”明武宗正德年间苏州地区的市镇开始兴起,依据樊树志先生的考证,苏州府下辖州县市镇数量大致情况为:吴县有1市6镇,长洲县有5市3镇,常熟县有9市5镇,昆山县有4市5镇,吴江县有3市4镇,太仓州有10市4镇,嘉定县有9市6镇,苏州独府合计共74个市镇。

至明嘉靖、万历年间,市镇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也出现了大量的大中型市镇,如吴江县增至为10市4镇、嘉定县增至为11市15镇、常熟县增至为16市6镇、长洲县增至为5市5镇,而吴县、昆山、太仓等地的市镇数量却未变。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

内容摘要:市镇,最初只是作为农村的贸易场所而出现的,《宋史》记:“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遏者谓之镇”。

随着市镇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具有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实体。

就商业而言,一般地,“市”上商贩和行商居多,商业规模较小;“镇”则座贾较多,商业规模较大。

明清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市镇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

市镇的形成,使古老、闭塞的农村出现了活力,它散落于辽阔的近城远乡,通过它的脉络,连结全国各地,从而加速农村这潭清水的激荡和回流。

明清太湖地区的经济水平处于全国先导地位,市镇的面貌更有它的特殊性,探索该地区市镇的兴起和经济活动,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太湖地区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明清之时的太湖地区,市镇林立,遍布各地,大体形成了一个三五里一市、十数里一镇的局面,不仅市镇数量多,而且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其他地方的市镇所不及的。

为什么太湖地区的市镇大量兴起于明清时代,市镇的分布又是如此之广,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市镇?要找到这个答案,只能到这些市镇所在的广大农村去寻找。

魏晋以来,北方劳动力大量南迁,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利用,经济获得开发。

唐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加之这里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多了,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开元18年(公元730年),吴郡(苏州)有68000户人家,到元和5年(公元810年)增至10万余户。

生产工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江东地区,唐时用曲辕犁耕田,这种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铁制木制相结合,已同近代的木犁差不多。

灌溉技术方面,发明了利用水流自行旋转的筒车,不用人力,昼夜不息。

还有风车、翻车、秧马等,都省力而功倍。

肥田方面,分别使用不同的肥料,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经济上已处于全国的重要地位。

而太湖地区,田畴交错,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最宜水稻的种植,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水患,唐宋时,多次疏通太湖水道,置闸调节,使水灾之害大大减少。

在这一基础上,劳动人民垦辟了大量圩田,扩大了种植面积,“耕无废圩,刈无遗垄”。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摘要】湖州丝织业在明清时期兴起并迅速发展,其技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丝绸织造和绣花工艺上。

湖州丝织业的繁荣对市镇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带动了商业贸易和城镇发展。

湖州市镇以商业繁荣和手工业兴盛为特点,成为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的研究对于了解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展望未来,可以通过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的关系,挖掘更多历史资料,揭示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关键词】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市镇、兴起、发展、技术特点、经济影响、特点、发展、重要性、未来展望1. 引言1.1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概述在明清时期,湖州地区的丝织业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经济贡献,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丝织产地之一。

湖州丝织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对周边市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地区的丝织业技术特点独具一格,成为当时中国丝织业的代表,吸引了众多商贾和工匠前来学习交流。

湖州丝织业的高产量和优质丝织品,使湖州市镇成为当时经济繁荣的中心之一。

湖州市镇的特点和发展也得益于丝织业的兴旺,形成了特有的商业模式和社会结构。

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入探究其发展历程和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变迁。

展望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与市镇研究的未来,也将为我们揭示更多有关中国经济史的重要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2. 正文2.1 湖州丝织业的兴起和发展湖州丝织业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丝织产区之一。

其兴起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

在明清时期,湖州丝织业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交通发达。

政府在政策上支持丝织业的发展,并在湖州地区建立了多个丝织业集镇,促进了丝织业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生产。

湖州地区的气候条件适宜丝织业发展,当地人民在世代传承的丝绸生产工艺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一)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一)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一)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是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领域。

这些年来,该领域已越来越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

据笔者初步统计,仅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者有关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就有300余篇,并有多种学术专着问世,涉及到问题的各个方面。

为了有助于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兹将近二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作一回顾。

一80年代的前中期,可视为研究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学术专着是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李文治等人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前者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等问题,并讨论了明、清及近代国内市场的变化。

后者则对明清时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

虽非研究城乡商品经济的专着,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无疑有着指导意义。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一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在当时是具有启示作用的。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中关于明清城乡商品经济、区域社会经济以及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

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终结成果。

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至80年代初国内明清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总结。

资料集主要有陈忠平编、陈学文补订的《中国城(市)镇史论着资料索引》(1985年印)、张海鹏编的《明清微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业会馆碑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这些资料的编印出版,对研究明清城市、市镇史有重要帮助。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二)2.明清市镇的结构、功能、特点及其历史意义明清市镇的结构,主要包括市镇的地理空间、人口构成、市场类型、商人集团等层面。

关于市镇的规模,刘石吉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江南地区1 000户以上的大镇多分布于苏、松、太、常、杭、嘉、湖一带,其中太湖周边的苏州与浙西各地不乏10 000户以上的巨镇(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

)。

陈忠平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专业城镇都比普通市镇的规模大,它们拥有的非农业人口一般都在1 000户以上,大镇则多至10 000户,松江、上海二城的人口更多至200 000人左右,约40 000户上下(注: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

陈学文认为,乌青镇市逵广袤十八里、烟火万家,堪称江南第一巨镇(注: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2期。

)。

何荣昌的估算比刘石吉等人偏低,他认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规模不一,较大者为1 000户左右,或500-600户,最大的有2 000-3 000户,较小的为200-300户,有的只有100户左右(注: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3期。

)。

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

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注: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2期。

)。

张海英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进一步打破了墟、集、场的时空限制,形成各市镇平均距离约10多里路的水乡市场网络体系(注:张海英:《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功能与社会效果分析》,《学术界》1990年3期。

)。

许檀指出,清代中叶华北平原的集市密度约为1-2个/100平方公里,平均交易半径4-6公里。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道胜师大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容涉与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理、民族、、中外关系、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一、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立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文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一段历史大抵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和巩固明朝统治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行中书省,改设十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方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与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大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行里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大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自颁写《大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南北榜案”以与文字狱,以打击功臣与豪强;分封诸子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氏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鼓励垦荒,实行屯田,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是指20世纪以来对明代和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和分析的学术领域。

在这个时期内,明清史研究经历了从史料搜集和整理到史料解读和理论分析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下面将从不同学者和不同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明清史研究进行综述。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这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如梁启超、赵尔巽、杨师群等,他们通过大量地寻找和整理明清时期的史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这一阶段的研究还注重对重要史料的分析和解读,如王夫之对明史的注释和学术成就,以及杨守敬对《明史》的整理和校勘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注重对史料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一批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如陈寅恪、汪榕榕、范文瀚等,开始将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变迁等问题纳入研究范围。

他们通过对明清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理论,如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性、市场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地方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注重对明清时期细分领域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在这一阶段,明清史研究开始深入到具体的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法律史、科技史等。

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其中,文化史的研究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研究者通过对文化产品、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明清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变迁性,并通过对明清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此外,社会史的研究也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研究者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明清时期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并通过对社会上下层次、城市与农村、家庭与婚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展示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明清江西市镇及商品经济研究综述

明清江西市镇及商品经济研究综述
背 景 下 .明 清 时 期 江 西 市 镇 及 商品 经济 的研 究也 取 得 了 显 著成 绩 . 时也 存 在 着 研 究 区域 不 平衡 的现 象 。 同
更 多 区 域 的 市镇 经 济 逐 渐 纳 入 研 究 者 的视 野 ,但 是 研 究 的主 要
区 域 还 是 集 中 于长 江流 域 和 珠 江 流 域 。 究 明 清 江 南 区域 社 会 研 史 的 论 著 , 中 反映 了江 南农 业 、 业 、 镇 、 役 和 社 会 生 活 等 集 商 市 赋 方 面 , 示 了江 南地 区在 全 国 经 济 圈 中 的 举 足 轻 重 的 历 史 地 位 。 显 在 农 业 和 手 工业 方 面 , 者们 对 农 业 经 营 的 规 模 、 益 及 与之 相 学 收
仓 储 系统 经 历 了 一 个 由官 方 统 筹 办 理 到 社 会 各 方 参 与 的 演 进 并 曰臻 完 备 的过 程 。[ 市 镇 方 面 , 学 文 对 杭 嘉 湖 专 业 市 镇 结 构 6 1 在 陈
及 经 济特 色 的 描述 , 以及 樊 树 志对 江 南 市镇 的 网络 分 布 , 营 规 经 模及 特 色进 ; _ 亍了分 析 , 映 近 年 来 江 南市 镇 研 究 的总 体 水 平 。 反 此外 。 有关 市 场 、 业 、 人 、 会 阶 层 、 口流 动 与 社 会 生 活 等 商 商 社 人
方 面 , 有 大 量 的 研 究成 果 , 处 难 于 一一 列 举 。 也 此
与江 南研 究 的 热 I相 比 , 江 西 的研 究 程 度 则不 如 前 者 , ' ] 对 但 还 是 出现期 江 西 四
大 工 商 市 镇 发展 的特 点 》 一 文 , 明 清 时 期 江 西 四 大 名 镇 景 德 对 镇 、 口镇 、 河 障树 镇 、 吴城 镇 的 形 成 、 展 作 了 考 察 , 归 纳 了 四 发 并 大商 镇 各 自不 同的 特 点 。 檀 《 清 时 期江 西 的商 业 城 镇 》 则 对 许 明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明清(一)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明清(一)

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明清(一)2002年明清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论着甚多,这里就所见作简单介绍。

由于条件所限,一些论文集、集刊和专着未能寓目,对笔者来说自然是遗憾的事,失去了拜读和向读者介绍的机会。

总论、区域经济许檀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作《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既是这一转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她强调,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经济自身的发展动力(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

与这种对明清经济的积极评介不同,樊卫国认为明清经济变迁出现内向化倾向,表现为经济发展、市场扩大主要是由于人口压力,生产力水平长期没有突破性进展,人均社会剩余下降,社会人均有效需求萎缩,商品市场难以向深层扩展,消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导致对外经济交往无法顺利展开。

这种内向化演进严重地延宕中国生产力的更新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轫,错过了中国融入世界的绝佳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落后于世界和西方的主要原因(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

王兴亚认为《明代抑商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延缓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限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致使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机遇,落在了先进国家的后边(郑州大学学报1)。

林金树作《略论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考察了封建专制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关系,着重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原因,认为在世界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是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

科大卫从古典经济学理论出发讨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他认为从明清作坊中寻找早期资本主义,是误解了作坊(workshop)和工厂(factory),中国的作坊完全没有使用机器工具和进行生产核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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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学术史角度全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

他于1934 年发表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

前此或有学者论及明清市镇,惜笔者未能检索到确切篇目,有待进一步查寻。

),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

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期,王兴瑞译,载《食货》1937年5卷1期。

本文所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耍参考如下学者的论著:[日]山根幸夫文《战后日本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部分)的动向》,杨品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 81年6期;冯年臻:《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 期;[日]则松彰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艾廉莹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4期;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8期;[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田人隆、黄正建、那向芹、吕宗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等等。

),这是一篇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力作。

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注:参见张次溪《清人竹枝词中之燕都市场与庙会史料》,《正风》1935年1卷8期;任天然《清代以前的市》,《市政评论》1936年4卷11期;庄泽宣、潘凤韶、邱璧光《集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19 53-1954年36卷1-4期;[日]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19 57年1期;[日] 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1953年28卷3-4期。

),致使该学术领域呈现清冷格局。

客观而论,这一阶段的学者们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专力研治此项课题者不多,刊行的论文数量亦有限,研究水平略显单薄。

(二)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

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台湾学者刘石吉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他们的研究论著褪去了前一阶段的学者在市镇研究中的感性化色彩,开始自觉确立学术规范,注重史料爬梳和理性思考,研究视野较之以前更加宏阔,研究层次更加深入,尤其在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是他们确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基本路数,其影响至今犹存。

后来的众多学者在探索该学术领域的新境界时,或多或少从他们那里受到启迪。

傅衣凌无疑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于1964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注: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

后收入傅氏《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傅衣凌在50年代刊行的论著中,因研究明清江南的富户经济、纺织工业、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等问题,也曾涉及市镇,并注意到明清市镇〃已不是单纯的恬静的乡村,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新型的小工商业城市〃(《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04页),但傅氏并未自觉地以市镇为重要研究对象。

另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

其晚年著作《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在第6部分"生产、交换、市场〃中,亦对市镇有所论列。

),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市镇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

傅衣凌第一次完整使用了三个关键词: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严格匡定了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叙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范式。

台湾学者刘石吉1987年在全美中国研究学会(MCS)年会上宣读论文时,着意评介了傅衣凌的这篇重要论文,指出:〃由于傅氏在明清经济史研究上的开创性地位,其论点自然成为以后讨论江南市镇的一个(可能是惟一的)典范。

〃(注: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一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4期。

)遗憾的是,傅衣凌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

几与傅衣凌发表专论相同时,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明清史专家施坚雅因于1964-1 965年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注: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1, 2,3,T h 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 (1964) ;24. 2(1965) ;24. 3(1965)•参见《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一说施坚雅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高校。

参见王旭、赵毅《施坚雅宏观区域学说述论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2期。

)一书而一呜惊人,被称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二代经典之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即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生态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注:[美]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9期。

)。

施氏运用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的概念解剖中国城镇经济,在研究方法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理论创新在施氏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最终完成(注: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Universi ty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1977).书中收录施坚雅本人撰写的5篇论文。

参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一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如果说傅衣凌在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方面提供了写作文本的范式, 那么施坚雅则确立了方法论的范式,几乎影响了日后所有市镇研究者的学术理念,至今也未能有所突破。

台湾学者刘石吉,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位代表人物。

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1975)的基础上,他于1978 年发表了3篇有分量的论文,分别是《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 1911)》、《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注: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8卷6-8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 2 期。

)。

刘著所展示的扎实的史料功底、详尽的量化分析、新颖的研究视野,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瞩目,再次引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构成了80- 90年代明清市镇经济研究日趋繁盛的原因(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纷纷撰文对刘石吉的研究成果予以评介。

参见洪焕椿《评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学术月刊》1984年12月号;陈忠平《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后记〃;李伯重《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3期,等等)。

这一时期的日本史学界也有若干学者对明清时期华北、湖广、江南地区的定期市展开研究,如山根幸夫明显承续了加藤繁的学术路数,以华北为考察对象,剖析了以营销农具和日用消费品为导向的地方市场一市集(或称定期市)(注: 4参见[日]山根幸夫的系列文章,如《明清时代华北的定期市》,《史论》1960年8卷;《华北的庙会》,《史论》1967年17卷;《明、清初的华北市集和绅士豪民》,《中山论丛》,燎原书店,1977年;《明清时代华北市集的牙行》,《星论集》,纪念事业会,1978年。

以及[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商经论丛》1964年3卷1期;[日]石原润《明、清、民国时代河北省的定期市》,《地理学评论》1973年46卷4期;[日]北村敬直《关于清代湖州府南浔镇的棉布批发商》,《经济学杂志》1967年57卷3期;[日]今堀城二《清代港口城镇的社会体制一以绥远省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重点》,《法制史研究》1967年16卷;[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关于明末清初的江南都市》,《史潮》(新)1979年 6 期。

此外,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高中利惠、吉田光邦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的生产与贸易进行了深入探讨。

)。

此外,大陆学者侯仁之、潘群,香港学者科大卫,台湾学者李国祁、林会承等人也发表了有关论文(注:参见侯仁之《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79年2期;科大卫《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农村集市贸易》,《第七届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讨论会记录汇编》1977年1卷,转引自《香港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动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经济史》1981年6期;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9年7期;李国祁、吴文星、朱鸿《温州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教学与研究》1979年1期;林会承《清末鹿港街镇结构》,台北境与象出版社,1979年;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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