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倡导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革命

胡适倡导白话代替文言的文学革命，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使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世界文学的体系中，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早已成为不证自明的事实。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月又登载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胡适在妓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矗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抄，“不作无病之呻吟弦、“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力、露不讲对仗”、材不避俗字俗语一，这些都是针对文言文而立足予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的。

胡适遮篇文章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而进步的设想，被陈独秀赞扬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和文艺理论方面，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札记，做了多次讲演。

胡适为了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促使新文学运动开花结果，还从事创作实践，用白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和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

胡适所主张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针对八股文提出来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胡适在一九一六年《藏晖室札记》中《论译书寄陈独秀》里，提出了：“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

”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晖室札记•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里，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纳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

胡适还在一九一八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应使“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学上占有一位置”。

也就是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从新内容的要求出发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

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五四”前后当文言文束缚新内容和新精神的时候，提倡白话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不能算作形式主义。

另外，胡适的作品《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他最先提出来的，而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无论是建构“白话”的文化合法性时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还是整理国故的倡导，或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诠释，或是具体的研究如对于《红楼梦》，《水经注》等等。

他在中国面临深刻的危机的时刻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的支撑。

他的思考没有鲁迅先生的忧愤深广，却有其自身的独特的作用。

他始终以实用的理性的精神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一种可资利用的实际的知识和科学地理解知识的基本的方法。

胡适的意义在于他力图提供一种现代的知识基础，他将现代的逻辑和知识架构用他的相当明白易懂的方式加以示范，这让当时的刚刚进入现代的年轻学者受到了现代学术和知识运作的基本训练。

这种训练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和大学机制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的讲求理性，注重逻辑，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都为未来的中国人提供了清楚明白的方法论。

胡适在现代人文文化的建构的意义在于他的在人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具有的开拓之功。

许多后人都觉得胡适的研究相对较浅，但他的方法论的开拓之功和示范效应则到今天仍然有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科学的训练和逻辑的训练的缺失，看到社会所弥漫的非理性的情绪，看看许多情绪化的宣泄，这些都会让胡适注重基本的方法论，注重逻辑和实证的思维方式更有意义。

继白话文的开创之后，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科学性甚强的现代学术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被蔡元培誉之为中国第一部新的哲学史。

《实验主义》、以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确立了自由主义和实验派的地位。

《“红楼梦”考证》，首次将小说纳入学术研究，就此终结“索引派”的旧红学，开创“考据派”的新红学。

《中国禅宗史》，使之成为禅宗研究第一人；此著认真详细地考据了禅宗的流变，以实应虚，得以妙趣横生，即便失误也有趣。

《水经注》研究，推翻了学界“几成定献”的戴震抄袭冤案。

《戴东原的哲学》，揭示出戴氏思想的反理学立场，成为研究清代思想史的石破天惊之作。

最为值得一提的，乃是他籍以有关人权和宪政的一系列文章，以《新月》杂志为基地，树起中国自由主义大旗，直言不讳地批判专制独裁，向往英美式的宪政民主，由此凝聚起一大批自由主义文化人，连同一群诗意盎然的“新月派”文学家。

但作为一个把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如同普罗米修斯盗火一般引入中国的始作俑者，胡适之于华夏民族的贡献，不下于杰斐逊之于创建美国的业绩。

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给《新青年》杂志投稿，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文写诗作文，成为当时国内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员健将。

当时，《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经陈独秀鼎力举荐，胡适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

蔡元培在后来回忆时曾谈到：“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诸君来北大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北京大学形成了新文化人群体。

蔡元培一眼就发现胡适是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人，是他改造北大，发展北大的最得力助手。

他对胡适的一系列改革张本与设计图样不仅心悦诚服，言听计从，而且时时以他的身份站出来加以推行和维护。

北大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我觉得有三点不得不提及：一是有几任好校长。

首任校长严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是他把《天演论》译介到中国，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理论由校园到知识界到社会，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其“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救亡图存等先进思想在腐败堕落的满清末代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

二是被公认的近代著名教育家、第二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他首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从封建官办“京师大学堂”脱胎而来的北大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

三是在学术界、教育界享有盛誉的新中国之前的最后一任校长胡适，他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践行者，从普通教授到教务长到文学院院长到校长，胡适对北大的教育教学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功不可没。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梁漱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徐志摩、林语堂、周作人、季羡林等一大批思想异端和学者名流聚集北大，无不与蔡元培、胡适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二是始终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保持思想和学术的先进性和独立性。

严复、蔡元培、胡适均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都从欧美留学归来，自然对封建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利弊得失有切身感受和清醒认识。

以北大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势及胡适、鲁迅等批儒反孔的新青年有直接关系，但没有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抱以深切同情”和支持，很可能就没有席卷全国的风潮，“五四”甚至会无疾而终。

蔡元培正是面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而悄然引退。

另外一个不争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席传播者是李大钊和陈独秀；而二人均为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教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无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产生的温床。

这种现象是再自然不过的：走在思想前沿和学术前沿的北大，既然能包容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新思潮，当然也应该包容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体系中的共产主义。

正是这种自由和包容，才有北大的生机和活力，才有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以高小学历任教北大的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以中学学历自学成才、走上北大讲坛的著名学者钱穆和梁漱溟，早已成为北大佳话。

一提到北大的破格招生，人们会想到罗家伦、朱自清这些名字，他们无一不是怪才、偏才，却被北大大胆录用，并成为学界泰斗。

罗家伦曾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后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北伐少将和清华大学校长。

但罗家伦在当年北大的招生考试中数学只考了零分！是胡适打的满分作文和蔡元培的大胆拍板录取成就了一代英才。

另一位同样数学考零分，也同样因胡适的赏识被北大破格录取的北大第一才女叶曼，更有一段破格传奇。

叶曼以一篇感人至深的怀念亡父的作文打动改卷老师胡适，进而获得“试读”北大的机会，最终成为南怀瑾盛赞的弟子，三毛、林清玄等著名作家推崇的前辈，当今台湾能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著名国学大师。

从季羡林《我为胡适说几句话》《站在胡适之墓前》两篇文章中，更可以感受得到胡适提携后辈才俊的爱才惜才之心。

正是胡适放手让刚留德归来的季羡林领衔创办北大东语系，才为新中国储备了珍贵稀有的外交人才；正是胡适远在美国“做学问当如季羡林”的评价和激励，才有季羡林年至期颐仍躬耕不辍，牛棚十年仍继绝学、传文心的学者成就。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

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

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特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聘请教师的标准是“积学而热心”之士，即学有专成又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为合格。

他不问党、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大家相继到北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讯、刘丰农等革新人物进入北大任教，刘师培、黄季刚等主张发扬国故的国学大师也登上北大讲坛：今文派的崔适与古文派的陈汉章，大唱反调，同时并讲，都有听众，学生在比较中得到较全面的知识。

蔡元培不仅延揽众多学向大家教授学生，而且聘请高明的管理人才。

傅斯年曾说蔡先生请蒋梦麟作总务长，助理校务为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我国学者历来认为环境、风气对人才培养有着重要作用。

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林语堂深有感触地说：“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作用。

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梁其中……学问都会的……因为学问这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梁陶养……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蔡元培为改变旧北大的风气习惯，养成“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的良好风气，他亲自发起或支持组织了各种有益的学生社团，以使学生就兴趣所近，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各社团中互相磔砺，品学并进。

一时间北京大学社团体立竞秀，刊物百花争辉。

事实表明“讲学之空气成，人才必出。

”蔡元培认为办好大学仅教书不进行科学研究是不行的。

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

”因此，在蔡元培到任后十个月，北京大学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共九个，开国内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